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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感到无比伤心,悲痛欲绝。如今,已经事隔多年,可是每每想起来,还像从前一样,令人心痛,久久难以忘怀。
那天,我觉得身子发冷,直打寒战,心神不宁。你不听我“哪儿都不要去,跟我一块留在家里”的劝告,硬是一个人赴约去了。我跑到阳台,看你上了汽车,用忧伤的目光看你离去。随后,响起了电话。可等我把话筒拿起来,里面又没有声音了,就像最近一些日子出现过的那种情况一样。打来电话的时间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里。电话线的那端一片沉寂,没有一点儿声音。这种情况把我折磨得要发疯了,我把电话线从插座上拽了下来,呆呆地注视着墙,足足坐了有半个钟头,之后飞快地冲出了房间。
我拦住一辆汽车,说出郊外那家餐厅的名字(你应该在那里与你的伙伴见面),在汽车的后排位子坐了下来,试图抑制住瑟瑟发抖的身体。司机从反光镜里担心地看着我,好几次问我,他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我只是说,希望他把车子开得再快些。当我们驶近餐厅时,我看见好多汽车和莫名其妙聚集的人群。我来不及等车停稳就跳下来。尽管扭伤了脚,还是冲向伫立的人群。出租车司机在我身后喊道:“你疯了?你应该付车费的。”可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向围观的人群跑去。
你仰面躺在地上,两眼望着天空。你的衬衣被殷红的血水浸透,你的身下满是发黑的血污。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说服着自己,这不过是一个噩梦。我喊着,人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去叫“救护车”,我摇晃着你的双肩,希望你立刻睁开眼睛或是显出随便什么能证明你尚活着的征兆。可你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对我的祈祷和恳求没有丝毫反应。
后来,瓦吉姆出现在我的身旁,警员也来了。当人们告诉我你已经死亡时,我还没彻底弄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瓦吉姆把我拉到一旁,而走到跟前的一些“好心人”争抢着向我讲述方才所发生的一幕:你刚刚走下汽车,便从停在不远处的一辆没有牌号的破旧的外国轿车里响起了射击声。开始,你还能站稳,甚至还拔出了自己的手枪,可终究还是没有来得及还击。“啊——”你,一声惨叫,便倒在了地上。那辆外国车猛地冲了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四周又恢复了你被打死前那般沉寂。只有站在不远处烤羊肉串小贩的收音机播放着轻音乐,听到枪声,他立即丢下烤羊肉串生意,开始喊人求救。
瓦吉姆把我紧搂在怀里,不停地擦掉我的眼泪,他责怪自己没有第一个来到事发地点,不然,他会发现那辆可疑的外国轿车的,也许来得及挽救你的性命。穿警服的人试图问我些什么,可是,看到我发抖得越来越厉害,便没有这样做。
在你死后的九天里,我躲在偌大的公寓里,与外界隔绝。我不敢接电话,害怕听到话筒里的沉默不语。莫名其妙的电话声不时地惊扰我,我拽下电话线,在完全绝望中把一部崭新的话机往墙上摔。我希望它会让我永远安静下来,不再说话,让我彻底与世隔绝。有一次,我打开窗子,俯视下边喧闹的大街。突然,我有一种跳下去的念头,猛然间,我急速地跳开,有人在一个劲儿地按门铃。尽管我对外界的任何干扰,早就失去了任何反应,我还是过去开了门并看见了神情不安的瓦吉姆。如今我唯一可信赖的人就是瓦吉姆,因为你们亲如兄弟。你们在同一个院子里长大,你们彼此为了保护对方而跟邻居的男孩子打架,你们合伙出资买了第一台汽车,你们历尽艰辛,学着挣钱。
……
我整理一下那绺不听话的头发,抬起头,冷漠地看了看朝小窗口俯下身来的男子。
“请讲,您要卡片吗?”我低声说道,并咳了几声,清清嗓子。
男子看着我像见到了幽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请您讲话,您看哪位医生?”
“您是在问我吗?”
“哼,不是您还会是谁?难道是问我自己不成?您是要卡片还是给您挂号看医生?”
“波琳娜。”
我勉强地笑了一下,随即感觉自己的笑是多么不自然。
“是的,我是波琳娜,怎么,有什么事吗?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着,斜视了一眼放在我旁边的清楚地写着挂号员名和姓的小牌牌儿,立刻就明白了,要知道我的名字真是不用费吹灰之力。只要有点儿文化就行。
“波琳娜……”
“是啊,鬼知道我叫波琳娜多少年喽!噢,顺便说一下,您耽误排队了。那位男士,如果您决定同我认识,那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您这是白白浪费您和我的时间。与男士交友不在我的职务范围之内。”
“波琳娜,你怎么搞的,难道不认识我了?”
“莫非我同您认识?”我尽力仔细辨认那张根本不相识的男士的面孔,发现他很可能把我同某个人弄混了。
“波琳娜,是我,瓦吉姆。”
“瓦吉姆?”
“是啊。”
“您弄错了。您多半是把我同某个人搞混了。”我下结论似的说,“大概,我长得很像您的一位熟人吧……”
“波琳娜,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搞的嘛!你这是在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我被这么不知分寸的问题惊呆了。“我跟您从未以‘你’相称。如果您到现在还不清楚,我在这里做什么,那我就顺便告诉您,当挂号员。您瞧,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您要知道,这里是门诊部,不是婚介所。人们是到这儿来看病的,可不是像您那样来招摇撞骗的。”
到我这个窗口排队的人,马上响应我,争先恐后地要求那个男子离开窗口,不要影响挂号员的工作。
“波琳娜,我是维克多的朋友!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那个男子气呼呼地说。他不断高声喊叫压过了背后传来的叱责声。
“怎么又来个维克多?”
“你的丈夫。”
“我的丈夫?您什么意思?我还未结婚呢!”
“可你是结过婚的呀。”
“没有。”我否定地摇了摇头。
这时,排队的人们义愤填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把那个男子硬是从我的窗口拽走了。
“真是个怪人,纯粹有病。”我低声嘟哝了一句,看了一眼在窗口弓着身子﹑怒气冲冲的老人家,和颜悦色地说:
“您好。您要卡片吗?”
惯常的一个工作日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临近傍晚时,外科护士瓦尔瓦拉走进了挂号室,心急火燎地说:
“波琳娜,主治医生请你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什么事儿?”我迅速地瞥了一眼表,沉思片刻,又重复了一遍,“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吗?”
“我哪儿知道。他的办公室来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士。人家在等你呢。”
“要是知道为什么叫我去就好了。”我从位子上站起身来,“是要批评我一通呢,还是请我喝杯热茶?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主治医生可没有请人喝茶的习惯。他早已习惯自己品茶消遣。”瓦尔瓦拉急忙解释说,“不过,你不用这么担心,最主要的是别把‘饭碗’丢了,别的都好说。顺便提一句,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据我看,他们坐在那里都挺高兴的。所以,你别太担心了。来,跺跺脚,祝你好运。”
“见鬼去吧。”我马上回了一句,然后走出挂号室,朝主治医生的办公室走去。
稍稍咳了几声,我试图细心倾听门里边发生的情况。然后我鼓起勇气,敲敲门,走了进去。坐在我们门诊部主治医生身旁的是位男士,正是他今天白天断定我和他彼此认识、影响我工作、造成患者排队一时混乱。
“波琳娜,过来,坐下吧。”我们那位曾几何时相当严厉的主治医生,指了指一把空椅子,和蔼可亲地微笑着说。
我刚刚坐下来,我的领导便朝坐在我对面的仪表不凡的男士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问道:
“波琳娜,认识这位男士吗?”
“不认识。”我否定地摇摇头,“这个我今天已经跟他说过了。”
“这位是瓦吉姆。”
“白天我已领教过了。彼得·鲍里索维奇,他不是疯子,就是把我和别的什么人搞混了。不过,请您相信我,以前我压根儿没见过他。”那位男士拿起几张放在记录桌上的照片,递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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