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挣脱的罗网》作者：【阿根廷】乔治.伯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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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一周的周六早晨,我都要外出漫步二十四个街区,它标志的距离和绕的圈子——其范围就在我的住房和奥拉扎宝大街和阿斯通巴大街拐角处之间。那也是我的女儿西尔维娜和女婿阿莱汉德罗·迪·帕沃洛居住的地方。我与他们俩当中的任何一个都相处不好,仅仅是为了(到目前为止)跟我那唯一的外孙——约安·弗朗西斯科待在一起、花些时间获得乐趣,才去看望他们。
　　在那家“阿根廷联邦射击场”里,我使用自己拥有的若干武器,在周六的早晨轮流练习枪法。
　　在那个特定的早晨,我于午前就离开了射击场。我住在位于马太恩佐大街与纽伯利大街之间的利伯泰多大街。我一到那条大街,就开始游荡马路,点燃一支香烟,让我的思绪信马由缰。
　　我把自己看做一个理所当然的快乐男人。曾经有一个下层社会的人——他喜欢装扮成艺术家和放浪不羁的人,告诉我说:我就是一个世间罕见的乐天派。即便他话里的含义有冒犯我的地方,那也无伤大雅。
　　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妻子的突然亡故,影响了我生活的许多方面,给了我可怕的打击。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也不轻易动感情。事实上,有些人曾暗示说,我没有怜悯之心。总而言之,我努力在外表维持一种毫不焦虑的平静状态,而在同时却抑制住内心的愤懑。
　　我自诩办事效率高、头脑清醒,升任了一个值得羡慕的金融业职位,被人们视为成功人士。在股票市场上,我生意亨通,受人器重。尽管我不能说自己一直都很诚实,但是就我的履职情况而言,大家对我的看法还不错。我担任“圣·伊内斯基金”的总裁,该基金是为医院和学校筹集慈善捐款的。说句你愿意听的话,我是个具有公民美德的人,而且被一家本地杂志两次提名为年度杰出人物。
　　从我的妻子那里,我继承了她的遗产——“道兰德与格兰提内蒂”股票的分享利益,尽管当时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没有兴趣续弦另娶,却有过外遇,而且至今仍然偶尔有拈花惹草之事。
　　我非常喜欢我所居住的社区,同样对我居住的大楼和那套公寓情有独钟。
　　在我的公寓前门里面,那些邮件正等候着我呢:通用汇票、银行通知、会议或者展览的邀请函、正在欧洲旅行的一位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还有一个塞得有点鼓出来的淡红色信封——是人们常用来寄送不可折叠物品的那种。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我和妻子穿着T恤衫和短裤的合影。拍照的日期和地点准确无误——1982年,我们当时正沿着科帕卡巴纳海滩漫步。那时伊内斯二十三岁,我二十六岁,我们正在度蜜月。我们彼此专注于交谈和感受,没有对着镜头摆姿势。这张照片显然是趁我们不注意时拍摄下来的。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作呕的浪潮席卷了我,以至于我将信封跌落在桌子上,仿佛我在甩手竭力松脱一只蝎子的钳咬似的。在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我本能地掏出那包香烟,点燃了一支。
　　在那张照片的背面,一个用铅笔画出的框内有以下注释:
　　伊内斯·道兰德·德·艾格里(1959～1997)和她的丈夫——就是他谋杀了她。迟早会真相大白。
　　(三封短信的第一封)
　　用蓝色圆珠笔手写的字迹,是哆哆嗦嗦的,很不稳定,带有许多锐角,而难得有曲线。我的心窝里感到一阵空虚,我的面孔立马显得火辣辣的。这种烦恼人的攻击究竟出自什么目的?
　　“冷静下来。”我自言自语道,“有一点不容忽视:我明知这种指控是假的。”
　　我理性看待事物的秉性开始占了上风。我努力将自己放在敌对方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议会选举日期正在临近,我打算步入政界。就我作为具有统一党代表资格的一名候选人而言,这封神秘的邮件肯定是某种政治策略,意在扰乱我的心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淡忘了此事,恢复了通常的平静。大量的事务要求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处理的问题上,而没有去仔细考虑那个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可憎的家伙。
　　此外,我正在开始应对艰难的一周。两家公司的兼并,吸引了我大量精力去关注。对于这次变动不看好的一批股东,开始抛出他们持有的股票。我的股票价值在急剧下降。在星期三那天,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召集来一群重要的金融专家,向他们说明合并者将会得到确定的利益——关键在于增强信心,在这个领域我有许多经验。
　　我用一种很自然的语调,不慌不忙、漫不经心地谈论着。我对于股票的迷信开了几个玩笑,还编造了一段逗人笑的、归功于伍迪·艾伦(译注:美国当代著名的电影导演、喜剧演员、音乐家和剧作家。他执导的重要影片有《百老汇上空的子弹》、《塔罗牌杀人事件》等)的引言。正如过去多次发生的情况那样,我成功地说服了大多数人。在星期四,人们恢复了平静,在周末股市收盘前的几个小时,这家新的公司和它在股市上所分享的利益,反映出了大笔的赚头。
　　一系列有利的事件接踵而至。在星期天的《全国日报》经济文摘栏目的一篇文章里,我宣称:政治角色就是要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受益,而我就是一个献身于保证这个国家安康的、难得的代理人。
　　在统一党内,人人都赞成我的宣言。到了星期一,该党的开山鼻祖——年长而精明的安东尼奥·杜弗尔打来电话,召我去圣伊西德罗,在他的寓所里见我。
　　他想私下里认识我。他对自己的言论有所克制,只说了几句话。当我到达那里时,他说道:“重要的是,这显示了我们生气勃勃,本党有了年轻的血液。”
　　那位给人以体弱多病印象的垂垂老者,已年届八十二岁高龄,他的手中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该党数十年的缰绳。
　　“你干得很出色。”他又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我看见了在你的前方,有着无量的政治前途。”
　　这番话——想一想是谁说的——使我心安理得、信心十足。在两个小时后,我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译注:阿根廷首都),随后在维尔蒙特大街的一家餐厅悠然地吃了午饭。当暮色降临时,我抵达自己的办公室。
　　弗拉维亚在我的书桌上留下一封信函。我突然间感到身体僵硬了。这是一只红色信封,与我在家里收到的那只完全相同。它也没有回信地址。
　　在这张照片上,我和伊内斯肩并肩地坐在一张餐桌旁,在我们面前摆着菜碟、玻璃杯和各种饮料。在桌子边还坐了其他的人。根据特定的细节来看,我可以设想出那个地点、日期和当时的情况。
　　在那时,伊内斯大约是三十八岁的样子。那是偶然与许多人在一起聚餐的场景。我和我的妻子笑容满面,似乎我们被坐在我左边的那个客人说的笑话逗乐了,他不是别人,正是斯恰里蒂律师。我像往常一样,在我的手指间夹了一支烟。
　　我辨认出那所房屋,回忆起那件事情。那是1997年,在吉尔勒莫·休斯我的家里举办的一次宴会——就在伊内斯去世前的几个月。
　　我感觉浑身无力、脆弱不堪。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某人偷拍了那些照片,至少是那两张照片。
　　一种冥冥中的恐惧——那是我从未遭遇过的,紧紧裹住了我,而且让我就在那个时候——不断地往背后张望。我立刻检查了那个信封。
　　已经盖销的那张邮票上的印鉴有点模糊不清。我使用一只放大镜,方才辨认出它是从第31邮政支局寄出的。我在电脑上查了一下,了解到它就是蒙罗埃大街5200号大楼的维尔拉·乌尔奎萨支局。
　　在照片背面又有什么题词,等候着要给我猛然一击?我没有将照片翻到背面,而是把它塞进了信封,装入我的公文包内。
　　“弗拉维亚,”我对着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中说道,“请你为我拿一杯威士忌来,好么?”
　　当我举起玻璃酒杯时,弗拉维亚注意到我那只颤抖的手。
　　“你没事吧,亲爱的?你的脸色苍白,紧张不安……”
　　弗拉维亚和我的女儿年龄相仿,她嫁给了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个沾沾自喜的丈夫。除了给我当秘书之外,她也给我的中年生活带来几分慰藉。
　　她用手指在我的鼻子尖上轻柔地画了一个圆圈。
　　“你的精神紧张不安。”她重复了一句。
　　“是的。”我承认了这个事实,“这个星期要交纳税款。我需要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今天已经筋疲力尽。”
　　我一口饮尽了那杯威士忌。我在弗拉维亚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穿上我的大衣,夹着公文包离开了。
　　在利恩德罗·阿里姆大街上,已经是夜色笼罩,冬日凛冽的寒风呼啸着,送来了附近河流的水腥味。
　　我从来不想要一个专职司机或者贴身保镖。自我感觉中的那种追求简单和自信的秉性,更增添了我给别人造成的独立不羁和自高自大的印象。然而,记者们毫不知情,继续对我抱有成见。面临新情况,我不得不在衣服内的挎肩枪套里,携带了一支口径为0.45毫米的“伯萨·雷霆”袖珍式手枪。它不仅是我在“阿根廷联邦射击场”练枪法的武器,而且也是我一直随身携带的那支枪。我就是自己的专职司机和贴身保镖。
　　我没有将停放在公司车库里的那辆自备车开出去。我喜欢独自一人散步。带着满脑子的迷惑,我从圣·马丁广场沿着小山坡走下去,一阵料峭的冷风迫使我将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
　　随后我在雷蒂罗车站那儿,走进一家酒吧兼餐厅——它坐落在米特埃铁路线的终点处。那座建筑物的设计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虽然带有一种几十年前的遗风,但是它总能带给我愉悦。
　　我要了一杯咖啡,在心里咒骂在公众场所禁止吸烟的新条例,然后取出了那张照片。我心怀恐惧地将它翻过来,发现了发抖的、指控我的笔迹,它似乎在我生命的某个隐约的时刻,正要把我带到一个幽灵法庭前进行审判。
　　男侍者送来了咖啡,又离开了。我强迫自己去读那封短信——像以前一样,是写在用铅笔画的一个框内的。它与早先的那封短信有密切的联系。很明显,这个写匿名信的作者,设计了某种抽丝剥茧的游戏:
　　伊内斯是个小心谨慎的驾驶员。在一辆崭新的小汽车上的刹车怎么会失灵?它难道是你在你们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送上的一份礼物吗?真相是不可能隐瞒的,艾格里先生。在谋杀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之前,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封短信中的第二封)
　　时间已经相当晚了。然而,我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给安东尼奥拨打电话。
　　“我需要跟你交谈一下,安东尼奥先生。越快越好。”
　　“那么,赶快来我这儿——如果那样做可以让你感觉更好的话。”
　　我的坐驾只离开几个街区,可是火车站更为邻近。当我到达圣伊西德罗的时候,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汽车,我把那位长老的地址拿给司机。出租车穿过沉沉夜色和树影掩映的街道,疾驶了十五分钟,随后戛然停下。
　　仅仅几个小时前,在光天化日下,我见过的那些铁栅栏和巨大的花园,又一次出现在眼前。一名保安打开了大门。
　　在花园的背后,就是杜弗尔的宅邸。
　　那个老头身穿一件华丽的紫色袍服接待我。当他坐下后,我可以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腿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绒毛。我不禁揣测起在他的袍服底下、衬裤里面,他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
　　“我刚要准备睡觉了。”他说,“我给你拿一杯饮料,怎么样?”
　　“不用了,谢谢。我长话短说吧。我想问问你:作为一个政治家,你是否遭受过任何人的诋毁?”
　　“诋毁?”他微笑道,“现在我明白你的困惑所在了。我曾经应付了比受到诋毁更加糟糕的事情。”
　　“更加糟糕?”我重复道,有些迷惑不解。
　　“我一直被指控有五个方面的行政欺诈罪名,你对此该如何说?”
　　“是的。不过我知道,你在每一个案子里都被宣告无罪。”
　　老头儿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可曾见过一个政治家没有被宣布免去罪名的情况吗?”
　　我不得不哑然失笑。
　　“就我所关心的而言。”杜弗尔继续说,“要让人民相信,宣告我的清白无辜,比起判我入狱要更加具有侮辱性。没有卷入某种腐败的人是白痴。在政治上,凡是过去的事情,一切事情要彻底淡忘。只有一件事,你还没有恢复过来……”
　　“你指的是从表现愚蠢中恢复过来?”
　　“不对,那算不上一个问题。你哪怕表现得如同一个傻子,都将会被忘却。腐败,行贿受贿和贪污,都被视为我们社会里的微小变化。有时候它们甚至显得讨人喜爱。不,你必须小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护你的私生活。你从国库里掠夺了多少钱财,那都是无所谓的。你必须保持不可触动的,倒是你作为值得尊敬的一家之长的名声。人们只会坚持说:在你的私生活里无懈可击。可得记住:总统职位的候选人,是个当然的赢家。虽然他是诚实和美德的楷模,但是有人偷偷拍摄下他与一个美貌女子在一起的照片——而她并非他的夫人——这样,他的仕途就此告终了。”
　　“照片”那个词犹如一记重拳打在我身上。
　　“现在,你可以确信那种说法了。”他继续说道,“我们的对手将会努力揭露在你职业生涯中的阴暗面。”
　　烦恼人的信封以及我与弗拉维亚之间的暧昧关系,顿时充满了我的脑海。
　　“而且,假如他们没有找到蛛丝马迹,他们就会编造一些。新闻记者将会写几篇恶意中伤的文章,人们一般不会在意。噢,你要跟我谈些事,对不对?”
　　他努力忍住了一个呵欠,看起来他很疲倦。
　　“保持冷静吧,艾格里。关于你从政的事情,随他们去说好了。只要无人刺探到你的私生活、深入你的家庭秘密,你就能逃过一切劫难,幸存下来。”
　　他那慈父般的声调使我感到不安。虽然我在政界毫无经验是铁定的事实,但是我也并非是单纯的人。我决定不向他泄露我这次来访的真正原因。
　　他开口道:“我给你叫一辆车来。”并且指了指那部电话机。我便明白了两件事:他已经意识到我是乘出租车来这里的,而且这场谈话到此结束了。
　　那天晚上,我净做些怪梦,伊内斯的幻象出现在不可能的地方。来自远方的人们络绎走上前来,说着他们从来不可能说出的事情。那场意外事故——随同那辆小汽车撞毁在电线杆脚下的镜头,那个葬礼上花环的芳香味,殡仪馆的全体员工……伊内斯虽然在谈笑风生,但她的身上充满了残花败柳的臭气—— 一种我至今仍然闻得到的臭气,而且那还不是直到这个时刻我所回忆起来的那种。
　　我刚醒来,就去寻找第一只有盖销邮票的信封:它也是从蒙罗埃大街邮政支局寄出的。我忍不住琢磨起究竟是哪个在维尔拉·乌尔奎萨地区的敌人干的事。
　　接下来的三天,保持着平静中混杂着焦虑的气氛。一方面,我对于没有收到第三只信封而感到宽慰——很明显,它该是最后一封了。另一方面,我无法不期待着它的送达。
　　从客观上而言,需要我做些工作。每当我独自一人时,我要花费时间弄清敌手的身份。既然这些照片的时间跨度有十五年之久——从1982年至1997年,他有可能是来自相隔久远年代的某人,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提升。某个属于多年以前的人,某个并非为了我才生存下来的人,或者说至少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那些熟面孔中没有注意到的某个人。
　　在星期二,我收到了(这次是在家里)第三只信封。它同样来自维尔拉·乌尔奎萨邮局。在第一张照片上,伊内斯是二十三岁;在第二张照片上,是三十八岁;而在这张照片上,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它肯定是在1977年左右拍摄的:她身穿牛仔裤和一件运动衫,我站在她的旁边,体格精瘦,身穿一件短袖衬衫。这是在晴朗的大白天,艳阳高照,照片的背景里可见巴勒莫(译注: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天文馆那带有圆穹形屋顶建筑的剪影。那个时候,我们俩的关系刚开始建立。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私密照片的十五年相隔期,现在又延展到了往昔的二十年。在二十年内,某人竟然一直在拍摄我和伊内斯的照片。而且我这么一个素来警觉敏锐的家伙,居然毫无知觉。
　　艾格里先生:
　　现在是揭露你所犯的谋杀罪行以及将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用不了一个星期,世人将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三封短信中的第三封)
　　我望着伊内斯的三张照片。她曾经是如此美丽的一个女人。究竟是谁,究竟出于什么理由,指控我是谋杀犯?我思索着杜弗尔对待政治家私生活的那些评论。我力图找出其关键,以及在这些碎片之外的、可以说得通的概念。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信中的句子,我尝试着将那些词语在周围排列组合,寻找隐藏着的暗号——某些可以引领破解谜团的线索。然而,一切努力均毫无希望。
　　在星期五那天早晨,我怀着恐惧、警觉地从梦中惊醒。我已经意识到破解谜团的关键不在那几封短信里,而是在照片中。我把三张照片摆在书桌上,又一次审视它们,眼下我心里没有恐惧感,是在台灯下观看照片。伊内斯,那么年轻;伊内斯,面带一点超然的微笑,对我而言它似乎像通往深邃神秘的一道大门。这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当时伊内斯在里约热内卢(译注:巴西的首都)的海滩前面。大脑的运转有点稀奇古怪——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回忆起那次蜜月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正当我们在那个城市的一家画廊里购物的时候,与我中学时代的一个老同学——乔治·马克西米利亚诺·佩雷兹·米加利不期而遇。
　　尽管我对他素无好感(实际上,我发现他毫无动人之处),但是命运在几个场合将我们带到了一起。我们俩在同一所大学的社会经济系一起开始学习(我光荣地毕业,他却在入学不久便退了学)。正是在该系一些学生组织的一次舞会上,我邂逅了伊内斯·道兰德。
　　可得感谢她——因为我和佩雷兹·米加利都得到了“道兰德与格兰提内蒂股份公司”所提供的工作。
　　接着便开始了我和伊内斯的罗曼史,我的事业在迅速发展,我对于工作比其他人更为勤奋的决断力、我拓展利益联盟的天才以及我那值得羡慕的办事效率,都显示出来。从某种角度而言,佩雷兹·米加利已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在该公司里得到高升,到头来他却显得疏远和孤立,而且最后我把他遗忘了。当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离开“道兰德与格兰提内蒂股份公司”的时候,我获悉他仍然在那里工作——因为他自知能力有限,其实当时他也干得挺不错。
　　从那以后,佩雷兹·米加利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不知道,也不会去关心。不过,至今我完全清楚地记得他在里约热内卢那家画廊的情景,而且我可以肯定他形单影只——是在里约热内卢唯一认识我们的人——他有可能在1982年拍摄了那张照片。
　　我打开电脑,上了互联网。
　　我选择了网上电话簿,键入“佩雷兹·米加利”的名字,随后加入“全国范围”的关键词,再敲击回车键。以下就是我搜索到的信息:
　　佩雷兹·米加利·乔治·M,布宜诺斯艾利斯,1431(邮区),阿瓦洛斯大街15号,电话号码011)4522-7。
　　“啊哈!”我惊呼道,“邮政编码1431。它正好与位于维尔拉·乌尔奎萨地区蒙罗埃大街的31支局匹配。”
　　接着我点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份街道电子地图,键入“阿瓦洛斯大街15号”几个关键词,再摁下回车键,随即看见了佩雷兹·米加利的住房坐落处。
　　在一个叫“帕凯·恰兹”的城市行政区的中心,有一条名叫“波林”的大街,它的走向呈圆环形。在三个形成直径的地方,有三条马路与其相交会——甘达拉大街、维多利亚大街和阿瓦洛斯大街——最后的这条街呈六十度角,与波林大街交会,直插区域中心。在一个蜘蛛网状的精确设计里,就在这个蜘蛛网的正中央,是佩雷兹·米加利——那个给我寄恐吓信的人的巢穴。
　　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告诉弗拉维亚说:我大约在正午时分稍微晚点的时候回来。
　　我沐浴、刮脸后,穿上西装、系上领带,将那支“伯萨”手枪塞进我的挎肩枪套内,随后穿好大衣,并且从大楼的停车库里把汽车开出来。我沿途经过里伯塔多大街、拉·帕姆帕大街、霍塞·赫南德兹大街、阿文尼达·德·洛斯·因卡斯大街……在4700号大楼里,我将汽车停放好。在下车前,我抽出枪套里的那支手枪,将它塞进大衣右边的口袋内,然后戴上了皮手套。
　　旋即我找到了阿瓦洛斯大街,信步朝着罗网中心走去。
　　在杂草和黑漆漆的树木后面,矗立着阴暗的、佩雷兹·米加利的巢穴。大门敞开着,而且没有安装门铃。我便直接进入了花园。一条铺着石子的小路从人行道岔向那座房子的前门。在房屋的外墙上,由于潮湿和疏于管理,形成了稀奇古怪的各种形状;那些木梁、木桁条上斑斑驳驳,带有一些小洞,几乎都是微小昆虫的寄生之地。
　　我按响了房屋的门铃。
　　我等待了几分钟,接着带着不耐烦的情绪,再次摁着电钮不松手,清清楚楚地听见铃声是如何在房子里面震响。
　　最后,有一个幽灵般的人影迟疑不决地跑来开门了——那是一个衰老的男人,散发出死亡的气息,看上去几乎是皮包骨头。他下面穿了一条灰色睡裤,上身是一件汗衫。他的呼吸艰难,喘着粗气,仿佛告别人世的时刻已经临近。
　　他正是佩雷兹·米加利。
　　“你终于来了,进来吧。”
　　我跨进房门,佩雷兹在我身后逗留了一会儿,关上了门。我直端端地走进一间宽大的、杂乱无章的起居室。
　　这所房屋——它简直没有吸引人之处——实际上已经处于损毁状态,那些房间里似乎塞满了船舶残骸上余留的东西。佩雷兹·米加利就住在废物垃圾的当中。发霉的怪味和某种东西腐烂的臭气(是泼洒出来的食物发了霉?还是死耗子的尸体腐臭?)使我几欲呕吐,可是并不能减少我兴师问罪的决心。
　　我足下的地板在嘎吱嘎吱响着。佩雷兹·米加利面如死灰,弓腰驼背,蹒跚前行,带领我来到他的卧室,他随后躺在他的床上。床头柜上的那盏台灯微弱的亮光,似乎加强了眼前衰败腐朽景象的压抑感。他气喘吁吁,足有好几分钟,直到缓过气来。他双眼望着天花板,仿佛在那里可以发现隐藏的真相一般。即便他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但是我却没有丝毫怜悯他的感觉。
　　在我大衣右边的口袋里,可以感觉到那支“伯萨”雷霆手枪。我脱下了那双手套,将它们放进左边的口袋。
　　我对他说道:
　　“你就是邮寄那几只信封的人。”
　　“你看这件事有可能是别人干的么?”
　　他尽最大的努力,慢慢地往上坐起来,直到他能够斜身靠在床头的木板上。他的汗衫污秽不堪,黏在身体上,勾勒出他的肋骨。他的头发油腻腻的、已经花白,未经修面的脸上胡子拉碴。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患有肺癌,而且我不能戒烟。我几乎没有力气离开这所房子。但最近我发现,我有必要去蒙罗埃大街的那家邮局……”
　　他对于自己的开玩笑口吻颇为得意,但是他的笑声被一阵干咳打断了。
　　“我甚至无法出外购买食物。就算到了这个份儿上,也无所谓了。你能给我一支香烟吗?”
　　我便递给他一支。他从枕头边的一只盒子里,拿出一根火柴,点燃了香烟。
　　我也抽出另一支烟,用我的袖珍打火机将它点燃。
　　看样子他十分从容不迫。
　　“自从我耗尽钱财以来,已经有多日了。你才不知道呢,没有烟抽的日子该有多么糟糕……有好多东西是与你擦肩而过的。”
　　那股持续不断、难以抗拒的恶臭,比佩雷兹本人还要使我烦恼。我便开口道:“快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钱?我不喜欢对此讨价还价,也不愿浪费时间。如果你要钱的话,我会给你的。我只想结束这种……”
　　他以一阵剧烈的咳嗽回答了我。那种干咳的噪音简直要把我逼疯了。
　　“我不要钱。钱财对于我历来并不重要,我跟你不一样。另外,你来得也太晚了点。”他说,“现在说什么也太迟了。那就是我为什么决定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应当对谋杀伊内斯偿还……”
　　我感到五内俱焚,怒火中烧:
　　“你这个杂种,你明明知道那发生的一切纯属一场意外事故。我失去了爱妻,而且不得不设法单独抚养一个女儿。”
　　“不要企图玩弄我的同情心。我不会信赖一个悲伤的丈夫对有关夺去他钟爱的妻子生命的信誓旦旦。是你谋害了她——你把汽车上的刹车弄坏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送给你妻子的那辆轿车是市场上最安全的,我查阅了它的典型统计量。我是擅长于数字的,你难道不记得了?”
　　他指着他放在床头柜上的几份报纸。
　　“你要不要读一读这些?再说下去吧。在巴西,没有出现过机械问题。在墨西哥、在智利、在美国或者法国,都没有问题。而在阿根廷,有一辆汽车,而且只有一辆,却出了问题。啊,多么巧合!”
　　“听我说,你这个白痴!权威部门最终找出了解释。”
　　“是的,要买通某人作证非常容易。就在几分钟前,你不是企图买通我吗?用一点钱财做交换,某些专家就有本事证明你的妻子仍然活在人世。”
　　他开始喘气,努力将痰液咳出来,噪音增加了我想宰了他的欲望。
　　在使他身体摇晃的一阵喘息侵袭之后,他又说道:“那还不是重要的。我已经做完了必须做的事。”
　　“那你做了些什么呀?”
　　“我寄了一封信给警方凶杀科,内有所有的信息、汽车的典型统计资料和与你相关的一切。那些家伙会发现可相信的故事,并且对它追根寻源,独具慧眼地破案,他们从而获得名声,得到提拔——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他摇了摇头,仿佛要直面不可理喻的某种事物似的。
　　“我根本不理解伊内斯如何选择了你。事实上,你除了是个常见的贪婪的生意人,什么都不是。另外——”他咧嘴而笑,补充道,“你还相当吝啬。你知道,我是个穷人。你为什么不把那一整包香烟给我,而只肯给我一支呢?”
　　那包香烟还剩下八到十支了。我给自己留下一支,便将那包烟递给他。可是他又坠入咳嗽中,用手指点了一下那个床头柜。
　　他突然摆脱了咳嗽,嘲弄起我来了。
　　“啊,多么优雅的姿势,真配得上一位真正的绅士风度……她是个尤物,不是吗?瞧瞧这些……”
　　在被单下面,他取出一些黄色的信笺纸,向我挥舞着。我辨认出那是伊内斯的笔迹,可是我无法让自己去看哪怕是一个字。“在你出现之前,我们经常互相写情书,用你身体力行的那种风格去写,而且取得成功。她很有艺术才华,画画、阅读、弹钢琴……你只不过将她转变为一个家庭主妇,再说得好听点——变成一个行政助手。你还把她变成‘经理的妻子’。当我在巴西与你不期而遇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彼此都非常高兴。我立即感到她已经被包围在她的生活圈子里了。她在‘道兰德与格兰提尼蒂股份公司’拥有一大笔股票。我暗自寻思:你迟早会杀害她,并且继承那些股票……”
　　当我听见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手枪,没有扳起击铁,就将枪口抵住他的脑袋。佩雷兹·米加利对我的举动报以嘲弄的微笑,更增加了我的恼怒。
　　只开一枪,尚不足以消除对这个人渣的愤恨。
　　我握紧枪管,用枪柄朝他的脑袋砸了第一下。
　　他喊叫起来:“啊……”双眼闭上,嘴巴张开。
　　眼下,我无法遏制自己了:一下、五下、十下……总共二十下。当我看见佩雷兹·米加利的脑袋变得不成形状、血肉模糊的时候,便停止了乱砸。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如此狂怒、如此解恨。
　　我看到了手上和枪柄上沾着的鲜血。浴室的门虚掩着,我用膝盖将门顶开,然后走进去。一股势不可挡的灰尘污垢的怪味和干了的尿臊气,直冲我的鼻子扑来。那只盥洗盆——原本是白色的,现在却染上一层绿茵茵的沉积物。我强忍住恶心,用水冲洗双手。那支手枪上面沾满血迹,还有几根头发。我仔细地冲洗着这件武器和那只水龙头,然后在龙头上方倒水下来,将盥洗盆清洗干净。挂物架上晾了一块肮脏的毛巾。然而我宁愿用自己的手帕,将手枪和自己的双手擦干。我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鞋子,没有一点血迹。
　　我回到佩雷兹·米加利的房间。那具尸体的脑袋上鲜血淋漓,它斜靠在床背板上面,看起来就像是破碎的玩偶——一只眼睛张开,另一只眼睛闭着。
　　我做了一次深呼吸,开始平静下来。勃然大怒不是我的本色,也与我平素谨慎、自我克制的个性不符。虽然我的愉悦并没有减少,但是我开始思考了。
　　除了盥洗盆的那只水龙头外——目前它也被洗干净了,我不曾用手触摸过任何东西,没有留下指印。十分明显,没有什么人走进阿瓦洛斯大街的这所房子里,因此,佩雷兹·米加利的尸体就有可能留在那里长达数月(或者数年)。当它被发现的时候(假如它被发现),残留的尸体也许早就腐烂,变成一堆白骨了。
　　甚至在那种不可能的情况下——比如说,十分钟之后有人走进来,其危险性又该如何呢?什么危险也没有。谁会怀疑到我?没有哪个人会发现佩雷兹·米加利(一个几十年前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的人)与我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关系。
　　至于他对伊内斯死亡事件的指控,警方也不会完全听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佩雷兹·米加利写给凶杀科的信件,最终将扔进废纸篓里。即便他们着手一项调查,对于一宗十年前发生的死亡案件,有什么人、该怎样检测出新的东西来?在一切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很清楚,伊内斯的身故纯属一次意外事故,而非蓄意谋杀。
　　现在,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离开这所房子,走到阿文尼达·德·洛斯·因卡斯大街,钻进我的那辆汽车,并且……就这么干吧。
　　在地板上,有一个信封斜靠着前门,它与我收到的那三个信封很相似。在它的上面用大号印刷体字母写着如下几个字:路易斯·艾格里。当我走进这所房子时,佩雷兹·米加利就肯定将它搁在那里了,意欲等我离开时读到这封信。
　　我打开信封,看了起来。
　　艾格里:
　　一切都是蒙受耻辱的。所谓典型统计资料纯属虚构,正如伊内斯遭遇到的那样,一直都存在许多意外事故。你既没有杀害她,我也没有就伊内斯的死亡,向凶杀科写控告信。
　　正在演变的是另外的东西。
　　你从我这儿拿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要的东西。我不得不迫使你为此付出代价。
　　你这个固执己见的傻瓜,我的计谋完美无缺,其中包括逼迫你杀了我,我取得了成功。
　　我已经病入膏肓,我的生命对我而言毫无价值。但你的生命,毫无疑问,至少根据你自己的观念来说——是价值不菲的。那就是我要你杀死我的原因。只要当我死后所有的岁月,与你在牢狱里服刑的时间相抵,那就抵消了你在我生活中造成的伤害。
　　你没有杀害伊内斯,那是真的。不过你杀害了我,而我在8月21日星期二那天,先后在蒙罗埃大街的邮局邮寄了两个信封:其中之一,现在你知道了,内有你和伊内斯在普兰内塔留姆海滩上的那张照片;在第二个信封里,装了我写给上级法院法官的一封信。我提出彻底调查我的房子的要求,表明我死在那里后将会被人发现。当然,我同时可以让人明白——杀害我的凶手就是你。
　　我发出了确信你将比其他人先到这里的预警:我为你设置的迷局并非很有挑战意义的——尤其是对于你这样的聪明家伙而言。从另一方面来说,正义在这个国家已度过了它的甜蜜时代,不再有推动事物的太多的惯性。在正义的创建中,我的信件也许能在官僚主义的旋转木马中得以流传。不过,它迟早将会在警察局的某个大人手里终结。
　　也许在明天,也许在几天以后,也许在下周,警方人员将在阿文尼达·德尔·利伯德多你那豪华公寓按响门铃,或者在科多巴和雷孔奎斯塔你的办公室里出现。你将要被捕、受审、被宣判有罪,随后由于“带有预谋”在被害人的家里和他自己的床上,杀害了一个没有防卫的、垂死的男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简直是语无伦次的癫狂症!”我自言自语道,“可怜的家伙—— 一个失败、精神错乱和愚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警察,或者其他人会相信这番胡言乱语。”
　　我把这封信塞进信封里,将它对折起来。想到佩雷兹·米加利的图谋必将挫败,我的嘴唇边浮起一丝微笑。我从大衣左面的口袋里掏出了手套,将那个信封放进口袋里手套原先所在的位置。随后,我戴上手套,庆贺自己取得了相对的平衡:那支手枪在右边的口袋里,那封信在左边的口袋里,而我的双手在手套里。

　　我走出门外,小心翼翼地将房门关上,等着听见弹簧锁舌咔嗒一声就位。我沿着那条铺了石子的小路走到大门口,也将大门关上了。在那条大街上,有位抱着杂货袋子的妇女经过我的身旁;还有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正在挨家挨户分发报纸。一切风平浪静。
　　眼下,我十分从容不迫,在几分钟后便到达了阿文尼达·德·洛斯·因卡斯大街。我上了我的汽车后,立即开往办公室。正如先前我告诉弗拉维亚的那样,我比往常晚到了一些时间。按照计划安排,我有几个约见,在会见完访客之后,我已经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我便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日常活动中。
　　作为大获全胜的一个信号,我拿出从佩雷兹·米加利那儿收到的全部四封信,连同那些令人苦恼的照片以及那个精神变态者的短信,一古脑儿地扔进了碎纸机。如此这般做了以后,我的梦魇变成了一堆废纸屑。
　　那天晚上,我邀请弗拉维亚共进晚餐,然后带她回家共度良宵。
　　摆脱了烦心事,恢复了自由身,我的周末彻底放松,异常开心。在星期一,我作为一个生龙活虎的生意人,又开始了日理万机的生活。在30日——星期二的早晨,有两名身穿便服的警官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庄重地向我出示了一份由某某博士—— 一位上级法院法官签署的书面传票,要带我去讯问案情。我没有表示丝毫异议,并且连法官的名字都没有记住。我早就预料到像这类事会发生,而且知道这样例行公事的调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那两名警官陪伴我到了远离商业区的法院大楼,我泰然自若地走进一间大办公室里。除了那个法官,还有另外三个男人——我猜想他们是次要的官员,就站在法官的一侧。
　　眼前的法官是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秃顶、衣着讲究。他冷淡、礼节性地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就座,也请我坐下来,不过是直接坐在他的对面。然后他开始讲话,仿佛在背诵着讲义一般。
　　“艾格里博士,我很遗憾地通知你:安排逮捕你是我的职责。简而言之,在2007年8月24日那天,在阿瓦洛斯大街15号被害人居住的那地方发生了一宗罪案,一个名叫乔治·马克西米利雅诺·佩雷兹·米加利的男人被谋杀——而你就是头号嫌疑犯。”
　　我目光炯炯逼视着他。
　　“不可能。”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所房屋。”我又面带微笑地补充道,“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阿瓦洛斯大街。”
　　那位法官双手合在一起,似乎他要做祷告的样子。他正色道:“佩雷兹·米加利先生邮寄了一封信给我……”
　　我暗自思索:啊,一封来自佩雷兹·米加利的信,那个如此热衷于书信体裁的家伙。
　　“一封信?”我明显表露出惊异。
　　“你可以看一看。”法官说:“这是那封信的复印件。”
　　我再次看见了那些潦草的笔迹,所见之处简直是乱七八糟、语无伦次。根据佩雷兹·米加利的说法,正文的大部分描述了在荒谬想象中,我在他的房子里所采取的行动——这种妄想断言,不要说那位法官,就连任何人也不会相信。
　　然而,在他的信里,用了如下字句作为结束:
　　“……如果在我说了这一切以后,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怀疑艾格里曾经在我的房子里并且杀害了我的事实,那么您将在那包香烟的包装玻璃纸上,发现他的手指印——就在我的尸体附近,最有可能在那个床头柜上,您将找到那张包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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