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作者：弗·迪伦马特（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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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 · ·

著名的贝尔拉赫探长是无可非议的主角，为主持公道、惩治犯罪而施展才华，从容面对上司的冷谈、重病的折磨、世俗的偏见，成为维护法律的一把利剑。

作者简介  · · · · · ·

作者弗德里希·迪伦马特，瑞士籍著名德语作家。

一
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封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霭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的玻璃窗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象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利希·施密特，伯尔尼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遇见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回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项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这以后他才觉得舒服些。
　　警察又走回到朝着特万镇的那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把死人推到前座另外那只位子上，小心地扶正，用一根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把没有生气的躯体固定住，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前。
　　马达缺油不转了，但是克莱宁毫不费力就沿着陡直的马路滑入特万镇，开到了“大熊”旅馆前面。他在那里加了汽油，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也不让人认出那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身体是个死人。克莱宁最讨厌骚乱，只要他认为有理由，他总是保持沉默。
　　然而他沿着湖边驶向比尔的时候，雪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见太阳。早晨象昨天一样的阴暗。克莱宁汇入了一条汽车形成的长链，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汽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地爬行着，即使是雾天，也用不着这么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象一支送葬的车队。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偶尔路面略有不平，他就象一个智慧的中国长者似的频频点头，因此克莱宁始终不敢尝试超车。他们到达比尔已经非常晚了。
　　关于此案主要情况的调查结果尚未从比尔方面宣布时，伯尔尼的贝尔拉赫探长已经获悉了不幸的消息，他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期在外国生活，先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以刑事学家闻名于世。最后担任了梅因河上法兰克福警察局的局长。可是1933年他回到了祖国。他回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热爱他经常称之为自己的黄金故乡的伯尔尼，而是因为他赏给了当时德国新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当时法兰克福对这次暴行议论纷纷。在伯尔尼，人们的评价随着欧洲政治情况而变化，开始是极为愤怒，然后说应该谴责，但是可以理解，最后说法完全变了，认为这是一个瑞士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这已是1945年的事。
　　贝尔拉赫关于施密特案件所作的第一个指示是：调查上作在最初阶段务必严守秘密 ——这一指示是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作出的。他表示：“人们知道得太少，报纸却宣扬得太多，两千年来的情况都是如此。”
　　贝尔拉赫显然对保密期望过高，他的“头头”路西奥斯·路兹博士和他的意见相反。路兹在大学里念的也是刑事学。这位官员由于脾气好，在伯尔尼社交界被称为巴塞尔大叔，路兹刚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的警察局返回伯尔尼，表示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工作处于如此原始的状况”感到震惊，这是他和警察局长弗莱贝格尔坐同一辆电车回家的路上公开说的。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电话后，动身去班蒂格街舒勒家，施密特就住在他们家。贝尔拉赫往下走进老市区，越过纳迪克桥；他习惯于步行，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伯尔尼对于“电车和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城市。
　　贝尔拉赫吃力地攀登着螺旋形上升的石阶，因为他已年逾六十，在这种时刻，他特别感到这一点；但他总算很快来到舒勒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舒勒太大本人来开门，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模样雅致的妇女，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显然认识他。
　　“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走了，”贝尔拉精说，“走得非常突然，他请我给他寄一些东西去。请您带我到他房间奏下，舒勒太太。”
　　她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幅装在沉重金色画框里的画像。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画的是死鸟。
　　“施密特先生现在到了哪儿？”胖太太问，边说边打开房门。
　　“在国外，”贝尔拉赫回答，抬头看看天花板。
　　房子座落在一片平地上，透过花园门人们可以看见一座小园林，里面耸立着古老的、棕色的枞树，这些树大概有毛病，因为针叶厚厚的铺了一地。这个房间肯定是整座房子里最美丽的一间。
　　贝尔拉赫走向书桌，又重新环视四周，躺椅上撂着死者的一条领带。
　　“施密特先生不见得去热带了吧？贝尔拉赫先生。”舒勒太太好奇地问。贝尔拉赫略感不安，说道，“不，他没有去热带，是到纬度更高的地方去了。”
　　舒勒太太眼睛睁得滚圆，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说：“我的上帝，是去喜马拉雅山了吧？”“差不多，”贝尔拉赫回答，“你猜得差不多。”
　　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书夹，立即把它夹在腋下。
　　“您找到需要寄给施密特先生的东西了吗？”
　　“我已经拿了。”
　　他又一次环视四周，就是避免再看那条领带。
　　“他是我们有房客以来最好的一个，从来没有和女人闹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出别的事，”舒勒太太保证道。
　　贝尔拉赫走到门口时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派人或者我自己再来。施密特在这里还留下了重要文件，我们也许还有用处。”
　　“我会收到施密特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吗？”舒勒太太殷切地问，“我的儿子在集邮。”
　　但是贝尔拉赫皱起眉头，沉思地凝视着舒勒太太，抱歉地回答；“恐怕不会，这类业务出差的人通常不寄明信片。这是不允许的。”
　　舒勒太太又一次把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绝望地说：“警察局连这个也禁止。”
　　贝尔拉赫走了，离开这座房子使他感到高兴。

二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反往常的习惯，没有在施密特的办公室，而是在“剧场” 餐厅用午餐，一边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从施密特住所拿来的文书夹。将近两点钟时，他在短暂散步后迈上联邦大楼台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等待施密特遗体从比尔运到的消息。他放弃了再见一见他以前的下级的想法，因为他不喜欢看死人，认为还是让死人安宁为好。连路兹他也不想去见，但是他必须配合路兹的工作。他不再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小心地把它锁进自己的办公桌，然后点上一支香烟，向路兹的办公室走去，心里明白自己抽烟的自由将如历来一样触怒对方。几年前，路兹曾有一次敢于提出意见，但是贝尔拉赫立即作了一个轻蔑的手势说，他在土耳其服务的那十年中，就经常在君士坦丁堡他上司的办公室抽烟；这事实当然很有份量，但是谁能加以证实呢。
　　路兹博士接待贝尔拉赫时神经质得厉害，因为他认为事情毫无眉目，他向贝尔拉赫指指办公桌旁那张舒适的安乐椅。
　　“比尔还没有消息来吗？”贝尔拉赫问。
　　“还没有。”路兹回答。
　　“真奇怪，”贝尔拉赫说，“他们工作起来一向象发疯一样。”
　　贝尔拉赫坐下来，向挂在墙上一幅特拉夫勒的画瞥了一眼，这是一幅彩色钢笔画，画上，在一面巨大的、飘扬着的旗帜下，一队队士兵不是自左方开向右方，就是从右方开向左方，有的队伍有军官，有的队伍没有军官。
　　路兹开口道；“我们又一次亲眼目睹了越来越新、越来越高明的恐怖手段了，这个国家的刑事侦查学水平实在低。上帝知道，我在我们地区见识也不算少，但是这种经历，象在这里看到的如此公然杀害一个警察局少尉，把警察局的能耐贬得这样一钱不值，使我至今仍然感到震惊。”
　　“请您平静一下，路兹博士，”贝尔拉赫回答，“我们的乡村警察局肯定能和芝加哥的警察局同样高明地完成任务，我们也会把谋杀施密特的凶手找出来的。”
　　“您已有了嫌疑对象了吗？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久久地凝视着路兹，终于说道，“是的，我是在怀疑某一个人，路兹博士。”
　　“是谁？”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
　　“好吧，这很有趣，”路兹说，“我知道，贝尔拉赫探长，您总是打算为美化现代刑事侦查学的重大成就而采取错误的措施。请您不要忘记，时代在前进，即使在那些第一流的刑事学家面前也不会停留。我在纽约和芝加哥所看到的犯罪行为，那是您在我们亲爱的伯尔尼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但是现在一个警察局少尉遭到谋杀，这是一个确实的标志，说明这世上公认为安全的大厦也开始崩溃了，也说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
　　“确实如此，他正是这样做的”，贝尔拉赫回答。
　　“那很好”，路兹表示同意，一面咳嗽起来。
　　墙上一只钟滴答走着。
　　贝尔拉赫用左手小心地压住胃部，右手把香烟揿入路兹放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他说自己很久以来就不很健康，至少医生老对他拉长了脸。他常常胃部不适，因此请路兹博士为施密特谋杀案派一个助手，能够负担大部分事务工作。贝尔拉赫自己则尽可能不离开办公桌。路兹表示同意。“您想让谁担任助手呢？”他问。
　　“钱茨，”贝尔拉赫说，“他还在伯尔尼高地渡假，不过可以把他叫回来。”
　　路兹回答；“我同意他当助手。钱茨总是努力把侦察工作推向高峰。”
　　然后他转身背对着贝尔拉赫，瞧着窗外挤满了孩子的孤儿院广场。
　　突然，一阵不可遏制的欲望向他袭来，他想同贝尔拉赫探讨一下现代刑事学。他转过身子，但是贝尔拉赫已经走了。
　　已经是下午将近五点钟，贝尔拉赫仍然决定，立即到特万的出事地点去一次。他带了勃拉特一起去。勃拉特是一个高大、肥胖的警察，沉默寡言，贝尔拉赫就喜欢他这一点，而且勃拉特还可以开汽车。克莱宁在特万接待他们。一脸倔强的神气，等待着一场责备。但是老人都很温和，摇晃着克莱宁的手说，他很高兴认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克莱宁为这句评语感到自豪，虽然他并没有确切弄明白老人家竟是怎么想的。他带领贝尔拉赫沿着街道走向特森贝格的出事地点。勃拉特跟随在后面，一边喃喃抱怨他们为什么步行前去。
　　贝尔拉赫很惊讶这个地方居然叫拉姆波因①。
　　①瑞士通行德语和法语，拉姆波因是法语叫法。贝尔拉赫民族观念很强，不喜欢法语。
　　克莱宁解释道：“德语名字叫拉姆林根。”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这个名字好听得多。”
　　他们来到出事地点，马路的右边对着特万，旁边有一堵围墙。
　　“车子停在哪儿，克莱宁？”
　　“这里，”警察指着马路中央回答说，“几乎就在街心，”贝尔拉赫却不往那边看。 “也许我还是让载着死人的车一直停在这里好一些。”
　　“为什么？”贝尔拉赫回答，抬头仰望着朱拉山岩。“应该尽快把死人运走，从死人那里反正问不出什么来的。您把施密特运到比尔去很对嘛。”
　　贝尔拉赫走到马路边，朝着特万方向往下眺望，从他跟前到古老的村庄之间满目是一片片的葡萄园。太阳已经下山了。弯弯曲曲的街道象一条长蛇婉蜒在房屋之间，车站上停着一长列货车。
　　“下面的居民什么也没有听见吗，克莱宁？”他问，“离小镇这么近，人们应该听得见每一声枪响。”
　　“人们除了夜里汽车驶过的马达声外，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人们也从来没有往坏的方面去想呀。”
　　“当然，当然，这也是常理。”
　　他又眺望葡萄园，“今年的酒酿得怎么样，克莱宁？”
　　“很好。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尝尝。”
　　“说实话，我现在正乐意去喝一杯新酒呢。”
　　他的右脚这时踢着一样硬东西。他弯下身子，用瘦骨鳞峋的手指把它捡了起来。克莱宁和勃拉特好奇地看着这件一头已经压扁的长形的小金属制品。
　　“一颗手枪子弹，”勃拉特说。
　　“您拿它还有什么用呢，探长先生！”克莱宁惊讶地问。
　　“这只是碰巧检的罢了，”贝尔拉赫说，他们往下走向特万镇。

三

    贝尔拉赫显然喝不惯新特万酒，因为第二天清晨他宣称，他呕吐了整整一夜。
　　路兹在楼梯上碰见了探长，真诚地关心他的状况，建议他去看看医生。“行了，行了，”贝尔拉赫嘟哝说，认为要他去看医生还不如让他去研究现代刑事学。
　　回到办公室后他感觉好过一些。他坐到办公桌前，取出锁在抽屉里的死者的文书夹。
　　上午十点，当钱茨向他报到时，贝尔拉赫还在专心研究文书夹的内容。钱茨是上一天深夜从休假地赶回来的。
　　贝尔拉赫吃了一惊，因为乍一看他还以为这个正向他走来的人是死去的施密特。钱茨穿着和施密特那件一式一样的大衣，戴一顶类似的毡帽。就是面孔完全两样；这是一张善良的圆脸。
　　“您来了很好，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们必须谈一谈施密特案件。您以后要接替他的主要工作，我身体不大健康。”
　　“是的，”钱茨回答，“我已经知道了。”
　　钱茨把椅子拖近贝尔拉赫的办公桌，坐了下来，把右臂搁在桌子上。办公桌上摊着已经打开的施密特的文书夹。
　　贝尔拉赫仰靠在软椅背上。“现在我和您谈谈吧，”他开始说，“我从君士坦丁堡到伯尔尼，见过上千个警察人员，好坏都有。他们许多人并不比那些充斥着我们各种监狱的可怜的浪荡子好多少，这些人只不过偶然越出了法律的轨道。但对施密特我无可指摘，他是最有才能的。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高明。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需要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该说什么，不到必要说话的时候，他也懂得保持沉默。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钱茨，他是超过我们大家的。”
　　钱茨慢慢地把脸转向贝尔拉赫，原先他一直望着窗外。然后说：“这很有可能。”
　　贝尔拉赫观察到他并不确信这一点。
　　“对于他的死亡我们知道得很少，”探长接着说，“一颗子弹，这就是一切，”干是他把在特万找到的那颗子弹放在桌子上。钱茨拿起它，凝视着。
　　“这是一颗军用手枪的子弹，”他说，把子弹放回原处。
　　贝尔拉赫合起书桌上的文书夹，“首先我们不知道施密特为什么到特万或者拉姆林根去。他在比尔湖没有工作任务，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们对他旅行去那里的动机缺乏任何了解。”
　　钱茨听着贝尔拉赫讲话，侧过身去，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他提醒说：“我们只知道施密特是怎样被杀的。”
　　“这件事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沉默了片刻后，老人不无惊讶地问道。
　　“施密特汽车的方向盘在左边，而您在左面的路边上找到了子弹，从车的方向看出子弹是从车中射出来的；特万的居民半夜听到过汽车马达的声喜。施密特正从拉姆波因村往下向特万镇驶行，杀人犯截住了他，显然他认识杀人犯，否则不会停车的。施密特打开右边的车门，接纳凶手，然后重新坐回驾驶座。就在这一刹那，他被枪杀了。施密特肯定没有料到那个人想杀死他。”
　　贝尔拉赫对此考虑了片刻，然后说；“我现在还想抽一支烟，”点火的时候，他表示：“您分析得对，钱茨，在笔密特和他的谋杀者之间肯定发生过类似情况，我愿意相信您。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施密特驶行在特万到拉姆林的路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钱茨提出施密特在大衣里穿着一套夜礼服。
　　“我完全不知道，”贝尔拉赫说。
　　“噢，您没有看见死人？”
　　“没有，我不喜欢看死人。”
　　“但是这在调查报告里也有记载。”
　　“我也不大喜欢看调查报告。”
　　钱茨缄默了。可是贝尔拉赫却继续说下去。“这样案件就更复杂了。施密特吉特万峡谷为什么要穿夜礼服呢？”
　　“这也许反而可以使案件更简单一些呢”，钱茨词答说。“拉姆波因一带的居民中肯定不会有许多人有条体举办需要人们穿燕尾服参加的社交活动。”
　　他掏出一本小小的袖珍日历。说明这是施密特的日历本。
　　“我认识它，”贝尔拉赫点头表示同意，“里面没有记载任何重要的东西。”
　　钱茨反驳。“施密特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2日上面注了一个G字。根据法医检定，他就是在这天午夜前不久被杀害的。另外一个G字注在10月26日，也是星期三，而更前一个是在星期二，10月18日。”
　　“什么都可能用G来代表，”贝尔拉赫说，“一个妇女的名字或者其它任何东西。”
　　“不大可能是女人名字，”钱茨反驳说，“施密特的女朋友叫安娜，和施密特已经订过婚。”
　　“对此我也一无所知，”贝尔拉赫承认；他看到钱茨对他的不明情况表示惊讶，便接着说：“我仅仅对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感兴趣，钱茨。”
　　钱茨有礼貌地回答：“当然，”同时摇摇头，笑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极其严肃地说：“我是一只巨大的老黑猫，它喜欢抓老鼠。”
　　钱茨不大清楚自己该怎么回答，最后解释到：“在作了G字记号的那一天，施密特每次都穿上燕尾服驾驶他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出门。”
　　“这些您又是从哪儿知道的？”
　　“舒勒太太说的。”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回答，又沉默了。但是接着肯定道：“是的，这是事实。”
　　钱茨仔细观察着探长的脸，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后，犹豫地说：“路兹博士先生告诉我，您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嫌疑犯。”
　　“是的，我有了，钱茨。”
　　“我现在已是像办理施密特谋杀案的助手，您若是告诉我，您的怀凝针对谁，也许更好一些，贝尔拉赫探长？”
　　“您瞧您，”贝尔拉赫缓缓答复着，象钱茨一样句斟字酌，“我的怀疑并非一种合乎侦察科学定义的怀疑。我没有根据判定一个人。您已经看到，我知道得多么少。我只有一种考虑，对哪一个具体人要作为罪犯来进行观察；但是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先提供他当时在场的证据。”
　　“您这是什么意思，探长？”钱茨问。
　　贝尔拉赫笑了：“眼下我必须等待，直到可以下令逮捕他的凭证出现。”
　　“既然我和您共同工作，我有必要知道，我必须侦察谁，”钱茨谦逊地解释说。
　　“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客观。它适用于我，因为我心目中已有一个嫌疑犯，也适用于您，因为您将把这个案件放在侦察工作的首位。我的怀疑能否证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期待您的侦察。您可以判定施密特的谋杀者。不必顾虑我的怀疑。若是我所怀疑的人就是杀人犯，您自己就会向他进攻，当然会用一种不同于我的完全无可指摘的、科学的方法。如果他不是杀人犯，您也会找出真正的犯人，那么也没有必要把我怀疑错了的人讲出来。”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探长问道。“您同意我们的工作方法吗？”
　　钱茨在答复前犹豫了一刹那：“好的，我同意。”
　　“您现在打算怎么干呢，钱茨？”
　　被问者踱向窗口：“施密特在今天这个日子上也作了记号。我想去拉姆波因看看能否发现什么。我打算七点钟动身，这正是施密特往常驾车去特森贝格的时间。”
　　他转过身躯，有礼貌地问，却有点象开玩笑：“您一起去吗，探长？”
　　“是的，我一起去。”答复是出人意料的。
　　“好的，”钱茨说，感到惶惑，因为这样的答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七点正。”
　　在门边他又回过头来问道：“您去过舒勒太太家，贝尔拉赫探长。您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吗？”老人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首先将文书夹锁进办公桌抽屉，然后把钥匙放回衣兜里。
　　“没有，钱茨，”他最后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您现在可以走了。”

四

    七点钟钱茨动身去阿尔顿堡贝尔拉赫的寓所，这位探长从1933年起就一直住在阿尔河畔这幢房子里。天下着雨：警察汽车飞快驶上瑙特克桥的拱顶向下滑行，但是钱茨立即又重新加速。到阿尔顿堡街后他减慢车速，因为他还从未去过贝尔拉赫家，透过湿淋淋的玻璃，他艰难地辨认着门牌号码。他再三鸣喇叭，但屋子里没有人出来。钱茨离开汽车淋着雨跑步到门前。黑暗中摸不着门铃，他迟疑片刻后推门而入。门没有锁，钱茨步入前厅。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扇半开的门，门内透出了灯光。他走向前去敲门，可是没有回答，于是他便把门完全推开。他环视这间客厅。靠墙全部是书，躺椅上睡着贝尔拉赫。探长正在沉睡，但是最然已作好去比尔湖滨的准备，因为他穿上了冬天大衣。老人的一只手上捏着一本书。钱茨听着他平静的呼吸声，感到狼狈了。沉睡的老人和大量书籍使他觉得有点怪。他小心地环视四周。这个房间没有窗，而每一堵墙都有一扇门，它必然可以通向另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是一张庞大的书桌。钱茨望过去时吓了一跳，因为书桌上躺着一条巨大的金属蛇。
　　“它是我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从躺椅上传来平静的声音，贝尔拉赫正欠身坐起。“您瞧，钱茨，我已经穿上了大衣。我们可以走了。”
　　“请您原谅，”被招呼的人说，心中尚有余悸，“您睡着了，没有听见我来。我在大门上没有找到门铃。”
　　“我没有装门铃。我不需要它，大门从来不上锁。”
　　“连您出门的时候？”
　　“连我出门的时候。每天回家就得看看有没有人来偷去什么东西，总是很紧张。”
　　钱茨笑了，拿起那条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蛇。
　　“有一次，我差一点被它杀死，”探长略带嘲讽的叙述道，这时钱茨才发现，蛇头是柄，而蛇身则是一把锋利的刀。他惊愕地观察着这把可怕武器上闪烁着的奇异装潢。贝尔拉赫站在他身边。
　　“要象蛇一样聪明，”他说，长久而沉思地凝视着钱茨，然后笑着说，“又要象鸽子一样温和，”他轻轻地拍拍钱茨的肩膀。“我方才睡着了。多少天来这是头一回。这该死的胃。”
　　“胃病很严重吗？”钱茨问。
　　“是的，很严重，”探长冷淡地回答。
　　“您应当待在家里，贝尔拉赫先生，天气很冷，又下着雨。”
　　贝尔拉赫又凝视着钱茨，笑笑说：“胡说，要紧的是把杀人犯找出来。我留在家里对您才没有什么好处呢。”
　　当他们坐在汽车里驶过瑙特克桥时，贝尔拉赫向，“您为什么不经阿尔高斯达顿去苏里考芬，这比穿越市区要近些？”
　　“因为我不想由苏里考芬——比尔这条路线去特万，而想走凯采尔——艾尔拉赫这条路线。”
　　“这是一条不平常的路线，钱茨。”
　　“完全没有什么不平常呀，探长。”
　　他们又沉默了。城市的灯光在他们旁边一闪而过。
　　当他们到达贝特来汉时，钱茨问，“您和施密特一起驾车出去过吗？”
　　“是的，常常一起去。他开车很谨慎。”贝尔拉赫若有所思地看看速度计，它几乎已指到一百一十了。
　　钱茨稍稍减慢速度。“我和施密特驾车出去过一次，慢得要死，我记得他给他的汽车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他要给汽车加油的时候，就这么叫它。您可记得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忘了。”
　　“他叫他的汽车兰色的夏龙①，”贝尔拉赫回答。
　　①夏龙是希腊神话中地狱渡船夫的名字。
　　“夏龙是希腊神话中一个人名，是不是？”
　　“夏龙专门运送死人进地狱，钱茨。”
　　“施密特的父母很有钱，他有条件研究文学。而我们当中别的人却没有条件。他早就知道夏龙是什么人了，而我们不知道。”
　　贝尔拉赫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又重新看着速度计。“是的，钱茨，”他说，“施密特很有教养，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当学者是大有前途的，尽管如此，我希望车速不要超过一百。”
　　到古曼纳后不远有一个加油站，汽车猝然停住了。三个男人走过来，要替他们服务。
　　“警察局的，”钱茨说，“我们要打听一件事。”
　　他们模糊地看到一张好奇的、有点吃惊的脸，正俯向车子。
　　“两天前有没有人在您这里停留？那人把他的汽车唤作兰色的夏龙。”
　　那个男人惊讶地摇摇头，钱茨又继续开动汽车。“我们再到下一个站去问问。”
　　凯采尔加油站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贝尔拉赫喃喃抱怨道：“您干这些毫无意义。”
　　在艾尔拉赫和钱茨走了运。那个男人告诉他。星期一晚上是有这么一个人来过。
　　“您瞧，”当他们从兰德隆弯向港思堡——比尔的马路的时候，钱茨提出他的看法，说道：“现在我们知道施密特星期一走的是凯采尔到英斯这条路了。”
　　“您有把握？”探长问。
　　“我已经向您提供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是的，证据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些对您有什么用处呢？”贝尔拉赫表示很想知道。
　　答复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后会对我们有用的。”
　　“这回又是您正确，”老人说，眼睛瞅着比尔湖。雨已经停止。在瑙维莱，从浓雾的裂隙中露出了比尔湖。他们驶入了里格茨。钱茨放慢速度，找寻导往拉姆渡因的支路。
　　现在汽车爬上了葡萄园山。贝尔拉赫打开车窗俯瞰下面的湖泊。在彼得岛上空有几颗星星。水面上倒映着灯光，湖边停泊着一只汽艇。贝尔拉赫想，又是一年的深秋时节了。在他们前面深处躺着特万，后面则是里格茨。
　　他们绕了一个弯，在黑夜中模糊看到他们正朝一片森林驶去。钱茨显得没有把握，以为这条路也许只通往谢纳尔兹呢。当他们看见一个男人迎面走来时，他停了车。
　　“去拉姆波因是走这条路吗？”
　　“一直往前走，到了森林边缘那排白房子就向右拐进森林里去，”那个全身藏在一件皮大衣里的男人一边回答，一边吹口哨叫唤他的小狗，那条黑脑袋的白狗正在汽车灯的光柱里跳跃。
　　“过来呀，平平！”
　　他们离开葡萄园山，不久进入了森林。一排排枫树扑面而来，灯光里只见没有尽头的树干。路很狭窄，坎坷不平，时时有树枝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车窗。他们右边是陡峭的斜坡。钱茨越开越慢，以致他们听到了下面深处潺潺的流水声。
　　“这是特万河谷，”钱获解释说，“另一边就是通往特万的道路。”
　　左边，悬崖矗入夜空，在灯光下反射出白光。除此之外，一切都在黑暗中。因为这天正好是新月之夜。道路不再上升，山泉在他们身边潺潺流过。他们向左边转弯，驶过一座桥梁。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条道路。正是从特万去拉姆波因的道路。钱茨停住车。
　　他熄了车前灯，他们置身在一片漆黑之中。
　　“现在要干什么？”贝尔拉赫提出疑问。
　　“现在我们要等待。差二十分八点钟。”

五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八点了，但是什么情况也没有。贝尔拉赫表示，现在可否请钱茨说明一下他的企图是什么。
　　“没有什么确切的打算，探长。我对施密特案件还不能看得那么远，您不是也仍然在黑暗中踏步吗，虽然您心目中有了一个嫌疑犯。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寄托在一种可能性上，今大晚上在那里，也就是施密特星期三到过的地方，有一次社交活动，也许还有别的人要去；因为一次要求参加者穿上燕尾服的社交活动，想必规模巨大。这当然仅仅是一种揣测，贝尔拉赫探长，但是为了寻找踪迹，揣测在我们全行职业中是常用的。”
　　关于施密特在特森贝格逗留的情况，比尔、瑙恩斯塔特、特万和拉姆波因的警察局方面并没有提出任何线索，因此探长对自己下级的考虑投去近乎怀疑的一瞥。
　　施密特恰好成为一个杀人犯的牺牲品，这个杀人犯水平远远胜过比尔和瑙恩斯塔特的警察局人员，钱茨这么答复探长的目光。
　　贝尔拉赫喃喃道，他怎么知道的呢？
　　“我没有怀疑任何人，”钱茨说，“但是我尊敬这个杀害了施密特的人，倘若在这儿可以用尊敬这两个字的话。”
　　贝尔拉赫不动声色地听着，稍稍耸了一下肩膀：“而您却要去抓这个您尊敬的人？”
　　“这正是我的希望，探长。”
　　他们重新陷于沉默，等待着；从特万方向的森林里射出了亮光。一道车前灯光把他们全身笼罩在耀眼的光芒之中。一辆大轿车擦过他们朝拉姆波因方向驶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钱茨发动马达，又开过来两辆汽车，巨大的、深色的大轿车里坐满了人。钱茨尾随着他们。
　　树林到了尽头。他们驶过一家饭馆，大门洞开，灯光照射着饭馆的招牌，最后一辆汽车的尾灯照亮了一排农民的住房。
　　他们来到了特森贝格的广阔平原上。天空洁净如洗，下沉的维加星座，上升的卡被拉、阿德尔巴仑星座以及朱必特星座的光焰在天上熠熠闪亮。
　　道路向北拐，在他们面前，深黑的线条勾勒出斯皮茨贝格和卡塞勒山脉的轮廓，山脚下点缀着星星灯火，那就是拉姆波因村、迪塞村和瑙特村。
　　他们前面的汽车往左拐弯驶入一条田间小路，钱茨煞住汽车。他摇下车窗，以便探出身子。他们模糊地辨认出田地外有一幢房子，为白杨树所环绕，人口处灯火通明，汽车全部停在门口。人声从那边传来，然后人们全体进入了房子，四周一片寂静。入口处的灯光熄灭了。“他们不再等待什么人了。”钱茨说。
　　贝尔拉赫下车来呼吸一下夜间的冷空气。这使他觉得舒服。他看着钱茨驾车越出右面路边，车身几乎一半停在一片牧场上，通向拉姆波因的路实在太狭窄了。于是钱茨也下了汽车，朝老人走来。
　　他们穿过田间小路，向一座田野间的房子走去，路很泥泞，坑坑洼洼全是积水，这里也下过雨。
　　接着他们走近一堵低矮的围墙，紧闭的大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锈迹斑斑的铁栏杆耸出墙头，他们的目光越过围墙向里面的房子张望。
　　花园里一片荒凉，那辆大轿车象一头巨兽停在白杨树下；看不到丝毫灯光，呈现出一派荒凉景象。
　　黑暗中他们好不容易才看出方格门的中央有一块牌子。牌子的一头显然松开了，它歪挂着。钱茨拿出从汽车里带来的手电筒一照：牌子上是一个大写的G字。
　　他们又重新站在黑暗中。
　　“您瞧，”钱茨说，“我的揣测是正确的。我不过是揣测，结果真猜着了。”然后他心满意足地要求道：“现在请给我一支烟，探长，我想抽一支。”
　　贝尔拉赫敬了他一支，说：“现在我们还应该知道。G 说明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加斯特曼。”
　　“为什么？”
　　“我查过电话簿，在拉姆波因只有两个G字打头的电话。”
　　贝尔拉赫吃惊地笑了，接着问：“为什么不可能是另一个G呢？”
　　“不会的，那是宪兵队部。难道您相信，一个宪兵会卷进什么谋杀案中去吗？”
　　“一切都是可能的，钱茨，”老人回答。
　　钱茨划着了一垠火柴，这时强烈的狂风正愤怒地摇撼着白杨树林，要点燃香烟确实费劲。

六
　　贝尔拉赫很惊奇，他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拉姆波因、迪塞和里格尼尔的警察局不来光顾这个加斯特曼，他的房子就座落在开阔的田野上，从拉姆波因可以一览无余，在这里举行一次社交宴会而想保密绝对不可能的，应该说，由于是在一个这样小的朱拉山村里举行，恰恰更加引人往意。
　　钱茨回答说，对此他还不能作出任何解释。
　　于是他们决定，绕房子环行一周。他们分手了，各自走一个方向。
　　钱茨已消失在黑暗之中，贝尔拉赫单独留下。他朝右边走。他翻起大衣领子，因为他冻僵了。他又重新感到胃部的重压，剧烈的刺痛使他的额头布满冷汗。他沿着矮墙走，培和他走的方向一样往右拐弯。房子仍然处在彻底的昏暗之中。
　　他重新站住，把身子靠在墙上。他看到树林边缘拉姆波因村的灯光，又继续往前走。矮墙改变了方向，他也跟着往西走。住宅的后墙一片通明，二层楼一排窗子里射出了明亮的灯光。他听到钢琴声，更走近些谛听时，他肯定有人在演奏巴哈的作品。
　　他继续往前走，根据他的估计，他即将遇见钱茨，他努力观察着被灯光铺满的田野，等他发现离他不多几步路站着一只巨兽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贝尔拉赫善于识别兽类、但是这么一只庞然大物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虽然他认不清它的全貌，只能看见一个侧影凸出在明亮的地面上，这只猛兽呈现出如此可怖的形象。以致贝尔拉赫都不能动弹了。他看到这只巨兽缓慢地，似乎是无意地转过脑袋瞪视着他。一对圆眼睛看上去象两块光亮而空白的平面。这一意外的遭遇。这只巨兽的威慑力，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使他变得疲软无力。他固然尚没有丧失冷静的理智，但是却忘了必须采取行动。他瞧着这只野兽虽然并不畏惧，但是却感到迷惑。犯罪行为始终诱惑着他，就象去破解一个新的大谜语似的始终吸引着他。
　　这条狗猛然跳起来，一片巨大的黑影向他扑来，这是一只强有力而杀气腾腾的凶猛的怪物。他承受着那无意识的暴躁的野兽向他猛扑下来的压力，几乎来不及举起左臂保护自己的咽喉，老人不出一声，没有发出恐怖的叫喊。似乎一切在他看来是如此的自然，完全合乎这一世界的自然规律。
　　在这只野兽还不曾撕碎他挡在喉咙前的左臂时，他听见一声枪响；扑向他的身体痉挛起来，温暖的血喷到他手上。狗死了。
　　这头巨兽沉重地躺在他身上，他伸出手去抚摸它那光滑而汗湿的毛皮，艰难地直起身子，抖了一抖，抹去沾在手上的几根湿草。钱茨走过来，离他很近时才把手枪重新装进大衣口袋。
　　“您受伤了吗，探长？”他问，怀疑地瞧着撕破的左臂。
　　“完全没有。那野兽没能咬透。”
　　钱茨弯下身子，把野兽的脑袋转向灯光，死亡的眼睛反射出光芒。“是食肉兽的牙齿，”他战栗地说，“这野兽会把您撕碎的，探长。”
　　“您救了我的命，钱茨。”
　　钱茨却问道：“您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吗？”
　　贝尔拉赫用脚碰碰躺在他面前的一动不动的躯体。“很少带，钱茨，”他回答，他们又沉默了。
　　死狗躺在冰冷肮脏的土地上，他们俯视着它。他们脚下黝黑的一大片东西正在蔓延开来。鲜血从这头猛兽的伤口汩汩流出，就象是黝黑的火山熔岩。
　　当他们重新抬头张望时，发现良己面对着一幅完全改变了的景象。音乐中断了，灯光明亮的窗子已全部打开，穿夜礼服的人们向外探着身子。贝尔拉赫和钱茨互相瞠目而视，让他们好似站在戏台上当众表演，这使他们很不愉快，尤其因为这戏台设在上帝遗弃的尤拉山区，周围只有野兔和狐狸在互道晚安，探长恼火极了。
　　五扇窗户里最中间那扇窗前单独站着一个人，和其余人都分开着，那个人用一种特别而清晰的声音大声问道，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警察局的，”贝尔拉赫平静地回答，又补充说，他面前的想必一定是加斯特曼先生。
　　那个人回答道，他很惊讶，为了同加斯特曼先生说话，居然必须开枪打死一条狗。而且恰好是在他有兴趣、有机会欣赏巴哈的音乐的时候，说完他重新关上窗户，动作稳重，不慌不忙，仿佛他根本没有动怒，而毋宁认为这次谈话完全无足轻重。
　　从各扇窗口继续传出纷乱的人声。人们高声说着这一类的话，诸如：“真是闻所未闻！”“主任先生，您说什么！”“简直不象话！”“令人无法相信，警察局的人。议员先生！”然后人们都缩了回去。窗户一扇扇接着关上了，＿之后是一片安静。
　　这两个警察局的人除了退走别无他法。花园围墙正面入口处有人在等待他们。那是单独一个人，激动地在那儿来回走动。
　　“快照一照，”贝尔拉赫向钱茨耳语道，在手电筒闪光中的是一张肥胖而庞大的，虽然并非没有特点，却略为扁平的脸，这人穿着一套雅致的夜礼服。一只手上闪耀着一枚沉重的戒指。贝尔拉赫一声低语，灯光熄灭了。
　　“您是谁，真见鬼。先生？”胖子憎恶地问。
　　“贝尔拉赫探长。——您是加斯特曼先生吗？”
　　“国会议员封·许文迪，先生，封·许文迪上校，天杀的，您们在这里到处转悠开枪干什么？”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必须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谈，国会议员先生，”贝尔拉赫冷静地回答。
　　但是这位国会议员不愿平心静气地谈话。他雷鸣似地叫嚷：“嗨，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吧①？”
　　①尤拉山脉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山脉，许文迪叫嚷“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共产党”用以挖苦警察人员无事生非。
　　贝尔拉赫决定用另一种称呼来称呼他，他小心地提醒说，上校先生搞错了，他绝不是为了尤拉山区问题来的。
　　贝尔拉赫还来不及继续往下讲，这位许文迪上校比国会议员许文迪火气更大。他一口咬定说，那么就是共产党啦，该死的，他作为上校不能允许人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在一旁开枪。他禁止任何一种反对西方文化的示威。瑞士军队就是要维持秩序！
　　由于这位议员显然丧失了理性，贝尔拉赫觉得有必要采取恰当的措施。
　　“钱茨，议员先生方才讲的话用不着写进调查报告里去，”他客观地命令说。
　　这一下打击使国会议员清醒了些。“写进什么调查报告里去，先生？”
　　贝尔拉赫解释道，他是伯尔尼警察局的探长，正在调查谋杀警察局施密特少尉这个案件。各种各样的人对于指定问题所作的答复，都必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这是他的责任，但是由于——他犹豫了片刻，现在该选择哪种称呼呢——上校先生显然错误估计了情况，他将不把国会议员的答复写进调查记录。
　　上校感到很狼狈。
　　“你们是警察局来的，”他说，“这就不一样了。”
　　人们应该原谅他，他接着往下说，今天中午他在土耳其大使馆参加午宴，下午他当选为上校联合会“瑞士英雄之家”的主席，接着又不得不在瑞士之家的保留餐桌上“干了一杯荣誉酒”，此外，他上午还参加了他所属的那个党派的特别会议，而现在又来到加斯特曼的宴会上，在欣赏一个也可算是举世闻名的钢琴家的演出，他简直快要累死了。
　　是否就不能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话了呢，贝尔拉赫又一次问道。
　　“你们究竟想从加斯特曼那里打听什么呢？”封·许文迪问，“他同被害的警察局少尉有什么相干？”
　　“施密特上星期三在他家作客，归途中经过特万时被人谋杀了。”
　　“我们真是惹了一身骚，”国会议员说，“加斯特曼什么人都邀请，于是就出了这种倒霉事。”
　　接着他沉默了，似乎在考虑什么。
　　“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最后说，“为什么你们单单挑中这个晚上来？你们至少应该先通个电话。”
　　贝尔拉赫解释说，他们刚刚才发现事情和加斯特曼有关。
　　上校仍然感到不满足。
　　“那么这狗是怎么回事呢？”
　　“它来咬我，钱茨不得不开枪。”
　　“那就对头了，”封·许文迪并非毫不友好地说，“加斯特曼现在真的不能见你们。即使是警察局有时也同样必须尊重社交界的习惯。我明天上午到您的办公室去，今天一定尽诀同加斯特曼谈一谈。你们也许带着施密特的照片吧？”
　　贝尔拉赫从自己的皮夹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谢谢，”国会议员说。然后点点头，走进了屋子。
　　现在贝尔拉赫和钱茨又孤零零地站在花园门口的铁栏杆前；整座房子又和方才一样了。
　　“对一个国会议员，你有什么办法呢，”贝尔拉赫说。“倘若他兼为上校和律师。那更是集三个魔鬼于一身。我们连同我们美妙的谋杀案只能就此止步，没什么可干的啦。”
　　钱茨沉默着，似乎在沉思。最后他说。“现在是九点钟。探长。我认为现在最好到拉姆波因的警察那里去。同他谈谈这个加斯特曼的情况。”
　　“很好，”贝尔拉赫回答，“您可以去。请您没法弄清楚为什么拉姆波因村的人对于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自己到峡谷口的那家小旅馆去。我要稍稍治一治我的胃。我在那边等您。”
　　他们走回那条田间小路，来到汽车旁。钱茨继续驾驶，几分钟就到了拉姆波因。
　　他在小饭店里找到了警察，这人正和特万来的克莱宁坐在一张桌前，旁边是一群农民，显然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谈判。拉姆波因的警察是小个儿。胖胖的，一头红发。他叫让·波尔·夏乃尔。
　　钱茨坐到他们中间，两个人对来自伯尔尼的同事心怀的猜疑很快就消失了。只有夏乃尔看上去有点不乐意。因为他现在不能讲法语而必须讲德语了。这种语言他不能运用自如。他们喝白酒，钱茨吃面包和干酪，他当然缄口不谈他刚从加斯特曼家来，却去追问，他们是否仍然没有线索。
　　“Non（法语：没有），”夏乃尔说，“没有暗杀者的线索。On a rien trouve （法语：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继续讲道，“这一带只有一个人可加考虑，住在罗里尔斯别墅的加斯特曼先生，他买了那幢房子。经常高朋满座，星期三也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但是施密特没有到过那边，加斯特曼对他毫无所知，一次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施密特nletait Pas Chez（法语；没有去过）加斯特曼家，impossible（法语。不可能去过），完全和绝对的不可能。”
　　钱茨听着这些支离破碎的话，对他表示自己还想查询一下其他也在那天参加加斯特曼家宴会的人的情况。
　　克莱宁插嘴道，有这么一个人的，从里格尔兹过去。在谢纳尔茨住着一位作家，他很熟识加斯特曼，经常同他在一起。星期三他也在场。作家也一点儿不知道施密特的事，也从未听说这个名字，并且不信，竟然曾有一个警察在加斯特曼家。
　　“怎么，一个作家？”钱茨说，皱起眉头。“我必须把这个人物好好想一下。作家常常很前疑，但是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高等文化人——这个加斯特曼究竟是什么人，夏乃尔？”他继续追问。
　　“Un monseiur tres riche（法语：一位很富有的先生），”拉姆波因的警察兴奋地回答，“广有钱财而且tres noble（法语：十分高贵）。他给我的fiancee（法语；未婚妻）很多赏钱”——他自豪地点点那个女厨师——“comme un roi（法语：象一个国王），但是并不怀有从她那里得点什么的目的。从来不。”
　　“他的职业是什么？”
　　“哲学。”
　　“您对此有何看法，夏乃尔？”
　　“这是一种想得很多，却什么都不干的人。”
　　“他必须去挣钱吧？”
　　夏乃尔摇摇头。“他不必挣钱，他有钱。他替整个拉姆波因村纳税。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加斯特曼先生是全区最有同情心的人。”
　　“虽然如此，”钱茨果断地说，“我们仍有必要再去彻底调查这个加斯特曼。我明天上午去他那里。”
　　“但是请小心他的狗，”夏乃尔警告说。“Un chien tres dan-gereux（法语；一只很危险的狗）。”
　　钱茨站起来，拍拍拉姆波因村警察的肩膀。“哦，我会对付它的。”

七

　　钱茨离开克莱宁和夏乃尔，驶往峡谷口的旅馆去和贝尔拉赫碰头时，已经是十点钟。他在那条田间小路通向加斯特曼住宅的拐弯处停了一次车。他走下汽车，慢慢走向花园门，然后沿着围墙绕行一圈。整幢房子还蒙方才那样黑漆漆而孤单地处在被狂风吹弯了腰的巨大白杨树环抱之中。那辆大轿车还停在花园里。钱茨现在不再绕着屋子走，而只站在一个角落里，从那里可以纵览明亮的后院。淡黄玻璃窗后人影时隐时现，钱茨为了不被人发现，把身子紧贴在墙上。他搬走，只有血迹还在窗口射出的灯光下闪现一片黑迹。钱茨走回汽车。
　　峡谷中的饭馆里已经没有贝尔拉赫。他早在半小时之前就离开饭店，当他喝过一杯酒后，去了特万。他在旅馆里逗留了不到五分钟。女主人这么报告钱茨说。
　　钱茨思索着老人究竟去了哪里，但是他不能思考太长时间；路太窄，要求他集中全部注意力。他驶过桥梁，他们曾在这里等候，然后驶向下面的森林。
　　一次特殊而又阴暗的经历袭向钱茨的脑海。他加快速度，突然看到湖泊深处有亮光，白色山岩间一种夜光。他一定是到了出事地点。从岩壁上走出一个黑色的人影，作出明确的手势要汽车停下。
　　钱茨不自觉地停了车，打开右边的车门，虽然他紧接着立即后悔了，因为一种想法掠过他的脑子，他现在所遭遇的，不正是施密特在被暗杀前几分钟所遭遇的吗。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握紧手枪，冰凉的枪身使他平静下来。人影走近了。他认出来人是贝尔拉赫，但仍然不能消除他的紧张，却由于隐秘的惊吓而脸色苍白，自己也不能对恐怖的原因提供合理的解释。贝尔拉赫弯下身子，他们互相对瞧着对方的脸，仅仅只是几秒钟的事，却似乎有一个钟点之久。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的眼睛象石头一般毫无表情。终于贝尔拉赫坐到他身旁，他的手才松开那隐藏着的武器。
　　“你继续开车吧，钱茨，”贝尔拉赫说，声音很平静。
　　另一个人震颤了一下，因为老人改用了你来称呼，此后一路上探长始终在他身边。
　　直至到达比尔之后，贝尔拉赫才打破沉默，询问钱茨在拉姆波因打听到什么，“我们最后不得不用法语来称呼这个小地方了。”
　　关于夏乃尔以及克莱宁为了施密特被杀案想去访问加斯特曼都没有成功这个消息，钱茨没有说。而关于克莱宁述及的那个住在谢纳尔茨的作家，钱茨想，他以后自己和这个人谈话。
　　由于他们恢复了谈话，钱茨如释重负，作了比任何时候都生动的汇报，因为他想把自己那种特殊的激动压下去。到达舒普芬前两人又沉默了。
　　刚过十一点钟他们未到阿尔顿堡贝尔这赫家门前，探长走下汽车。
　　“我再一次谢谢你，钱茨。”他说。和钱茨握手告别。
　　“说这个也许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确是救了我的命。”
　　他仍然站立了一忽儿，看着迅速开走的汽车尾灯逐渐消逝的光芒。“现在他能随心所欲地驶行了！”
　　他跨进他那不上锁的房子，在布满书籍的客厅里，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取出一件武器，小心地放在书桌上那把蛇刀旁边。这是一把巨大的、沉重的手枪。
　　然后他慢慢脱掉自己的冬大衣。大衣脱下后，只见他的左臂上厚厚地缠绕着布条，似乎他是习惯于训练狗的扑抓的。

八

　　第二天早晨，老深长根据一定的经验期待着若干不愉快，他是这么称呼自己和路兹的摩擦的。“只知道过星期六，”当他步行过阿尔顿堡桥时心里思量着，“官僚们嘻嘻哈哈完全昧了良心，他们整星期不作一点聪明事。”贝尔拉赫穿着一身黑，因为十点钟将举行施密特的葬礼。他不能逃避它，就是这件事激怒了他。
　　封·许文迪刚过八点钟就来访，不过没去见贝尔拉赫，而是到了路兹这里，钱茨刚刚向他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情况。
　　封·许文迪和路兹属于一个党派，是独立的、保守的自由社会主义党，由于积极活动，由于共同进餐，再加上并肩参加理事会议、他们彼此已经以“你”相称，虽然路兹没有选进议会；因而封·许文迪在伯尔尼警察局声称，一个名唤路西乌斯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作这类蠢事。
　　“其是无奇不有，”他那肥胖的身材还没有出现在门口，便能听见他的声音，“你的伯尔尼警察局的人，干的是什么啊，尊敬的路兹，开枪射杀我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的狗，一条罕见的南美种狗，还打断了文艺演出，阿纳托尔·克劳斯哈尔一拉法艾里是世界闻名的钢琴家。瑞士人毫无教养。没有世界观念，没有丝毫欧洲思想的痕迹。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去当三年新兵，受受教育。”
　　路兹一看到他的党内同伴出现就脸色苍白，害怕他的无止境的长篇大论，他请封· 许文迪坐下。
　　“我们目前正陷在一件最最困难的侦察案件里，”他故作惊人地说道。“这些你全明白，这个案件是那个青年警察的主要任务，用瑞土尺度来衡量他是极有才能的。那个老探长，他也参与此案，则是一块锈铁，这是我的看法。我很可惜那条罕见的南美种狗的死，我也养狗，也爱狗，我也会对它们进行特殊的、严格的训练。恰恰是人类对于犯罪完全缺乏想象力。我方才想到芝加哥，我看我们的情况简直是可怜。”
　　他中断了片刻，吃了一惊，因为封·许文迪目不转睛沉默地凝视着他。然后他接下去讲，但是口气完全犹豫不定了，他想知道，被杀的施密特是否星期三曾在封·许文迪的当事人加斯特曼家作客，正如警察局根据一定的理由所断定的那样。
　　“亲爱的路兹，”上校回答说，“我们两人之间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警察局的人对此完全一清二楚；难道自己会不知道自己干的事么。”
　　“您这是什么意思，国会议员先生？”路兹慌乱地问，不自觉地又用您字称呼；因为他从来没有习惯用你字称呼。
　　封·许文迪往后一靠，两手对握放在胸前，露出了牙齿，摆出一付姿态，是一位上校兼国会议员这种地位的人所具的姿态。“博士先生，”他说，“现在我倒真正想弄明白，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们勇敢的加斯特曼和施密特案件纠缠在一起。在尤拉山区那边发生的事，真使警察局名誉扫地，我们早就没有盖世太保了。”
　　路兹好象从云端掉了下来。“为施密特案，我们怎么对你们那位当事人卡住脖子不放啦？我们和他素不相识。”他窘迫地问，“我们总不能对一件谋杀案丝毫不加调查吧？”
　　“要是你们丝毫不曾想到施密特化名普郎特尔博士，以慕尼黑的美国文化史讲师的身份参加了加斯特曼在他拉姆波因寓所举行的社交活动，你们警察局全体人员理应以缺乏侦察能力无条件地被解雇，”封·许文迪断言道，激动地用右手的手指叩击着路兹的写字桌。
　　“对此我们确实一无所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说，大感轻松，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记起了他久久想不起来的这位国会议员的名字。“我也同样怀有极大的好奇心。”
　　“啊哈，”封·许文迪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沉默了。这对路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处于下风，凡是这位上校希图从他这里得到的，他将不得不在切方面步步退让。他无助地瞧着特拉夫勒的画，瞧着行进的士兵、飘动的瑞士旗帜和坐在马上的将军。国会议员怀着确实的狂喜注意到预审官的窘迫情状，最后随着“啊哈”一声，他同时添加一句道： “警察局也怀有极大的好奇心；警察局也对此一无所知。”
　　何等不愉快，封·许文迪无情的手段使他陷入不能忍受的境地，但是预审官仍然必须承认，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既非工作任务，也没有让警察局方面知道他在拉姆波因的访问。施密特所采取的纯粹是私人行动，路兹无力地结束了自己的解释。可是施密特为什么采用化名，对他至今仍是一个谜。
　　封·许文迪弯下身子用一双布满红丝的服精瞧着路兹。“这就说明了一切，”他说， “施密特是在替一个大国当间谍。”
　　“你这是什么意思？”路兹问。比方才显得更为狼狈。
　　“我认为，”国会议员说，“现在警察局首先必须查清，是什么原因促使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的。”
　　“警察局首先必须要对加斯特曼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反驳说。
　　“加斯特曼对警察局毫无危险，”封·许文迪回答，“我也不愿意你或者你们警察局中的任何人和他交涉。这是我的愿望，他是我的当事人，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使他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个肆无忌惮的答复几乎压倒了路兹，使他最初几乎无言以对。他点燃一支香烟，昏乱中没有向封·许文迪敬烟。然后他在自己的椅子中坐正身子，对答道：“施密特曾去加斯特曼家，这是个事实，很遗憾，警察局不得不向你的当事人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
　　封·许文迪没让自己受迷惑。“事实迫使警察局首先得和我打交道，因为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说，“路兹，你遇见我应当高兴才是；我不仅愿意帮助加斯特曼，也愿意帮助你。当然整个事件使我的当事人很不愉快，但是你应该比他更为苦恼，因为警察局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点成绩。而且我还很怀疑你们在这个案件里会有任何一点线索。”
　　路兹回答说。“警察局几乎把每一件谋杀案都破获了，这是有案可查的。我同意我们在施密特案件中遇到了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过去也遇到过这样情况的。”——他中断了片刻——“我们先记下值得注意的结果。因此我们自然而然要到加斯特曼那里去，这也就是加斯特曼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遇到麻烦的是加斯特曼，而不是我们，是他必须说明施密特事件，而不是我们。施密特曾经在他家，尽管用的是化名；恰恰就是这个事实使警察局有责任同加斯特曼进行联系，因为被害者的不平常行为首先就要加斯特委负责。我们可以和加斯特曼达成协议，但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就是你能向我们作出完满的说明，为什么施密特用化名访问你的当事人，而且去了很多次，象我们所断定的那样。”
　　“好的，”封·许文迪说，“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吧。你将看到，不仅是我要对加斯特曼作出说明，而且你们也要向我们解释清楚，施密特去拉姆波因寻求什么。在这件事上你们是被告，不是我们，亲爱的路兹。”说话的同时，他取出一张整幅的白纸，把这张大纸摊开在预审官的办公桌上。
　　“这里是和我那位好心的加斯特曼交往人员名单，”他说，“这是全部名单。我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排除掉，没意思，是一些艺术家。对克劳斯哈尔—拉法艾拿当然无话可说，他是外国人；我指的是国内的人，他们不是写关于莫加顿战役①以及尼古拉·马纽艾尔②的戏剧，就是尽画些山峰岩石。第二部分人是工业家。你将看到全是些响当当的人物，我认为这些人物是瑞士社会最优秀的精华。我公开这么讲，虽然我从外祖母方面继承了农民的血统。”
　　①莫加顿（Morgarten），瑞土地名，地形险要，瑞士军队曾在此大败奥地利（1315）和法国（1788）军队。
　　②尼古拉·马纽艾尔（Niklaus Manuel），瑞士十六世纪诗人和画家。——
　　“加斯特曼的第三部分客人是些什么人呢？”路兹问，因为这位国会议员突然沉默了，用他的安静使预审官神经质起来，而这自然是封·许艾迪的目的。
　　“第三部分人，”封·许文迪最后接下去说，“照我的看法，将使施密特事件越发令人不快，不论对你。还是对那些工业家；现在我必须讲到的一些事情，本来应当对警察局严格保密的。但是现在已不能避免伯尔尼的警察局追踪加斯特曼，因为它以令人痛苦的方式发现了施密特曾去拉姆波因，工业家们不得已委托我来警察局向你们汇报情况，如果审查施密特案件时必须如此的话。对于我们，不愉快在于，我们必须披露具有非常重要性的政治事件；对于你们，不愉快在于，你们的权力，这是你们对这个国家里的瑞士人或者非瑞士籍人都具有的，对于这第三部分人却无效。”
　　“你方才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路兹表白。
　　“你对政治也真是一窍不通，亲爱的路西乌斯，”封·许文迪回答说，“第三部分人牵涉到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人员，问题在于，不论何种情况均不能把工业家中某一阶层的人物和他们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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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现在路兹明白了国会议员的话，预审宫的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电话铃响了，路兹只是把它拿起来朝里面吼了一声
　　“在开会”，然后又是一阵缄默。最后他说：“就我所知，官方现在不正和这个大国协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么。”
　　“当然，是在协商，”上校回答，“官方在协商；外交家们却还想男外再干点什么。但是非官方的协商更多，在拉姆波因就是在进行私人协商。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毕竟可以进行私人协商，国家是无权干涉的，预审官先生。”
　　“当然，”路兹畏缩地说。
　　“当然，”封·许文迪重复一遍，“而这种秘密协商是现在不幸被害的伯尔尼警察局少尉乌利希·施密特，用化名秘密参与了的。”
　　正如封·许文迪正确地预料的，他看出预审官又重新惊惶地沉默了。路兹完全手足无措，只能听任国会议员随便摆布。正如大多数固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乌利希· 施密特谋杀案的出于意外的经过使这位官员如此选乱，以致于影响他对谋杀案件的侦察工作作出客观的结论。
　　他确实又一次试图来衡量他的处境。
　　“亲爱的奥斯卡，”他说，“我没有把一切看得多么严重。瑞士的工业家们当然有权利和他们进行私人谈判，只要这些人对于私人谈判有兴趣，即使是同那个大国的人。对此我没有异议，警察局也决不会干涉。我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是私人行动，但我还要代表官方表示道歉；因为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冒用假名字和假职务，即使以警察出面有时会遇到一定困难。但是他参加这些集会并非孤零零一个人，也有艺术家在场呀，亲爱的国会议员。”
　　“必要的装潢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文用国家里，路兹，需要有广告。谈判必须保守秘密，有艺术家在场是最好的办法。欢宴、烤肉、美酒、好烟、妇女、泛泛的闲谈，艺术家们厌烦了，他仍聚集在一起，狂饮滥喝。毫不觉察企业家们和那个大国的代表已经坐在一起。他们也不想注意这些，因为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艺术家只对艺术有兴趣。但是一个警察，他坐在近旁观察到了一切。不，路兹，施密特之死是非常可疑的。”
　　“我只能很遗憾地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事我们至今还不了解，”路兹回答。
　　“他倘若不是受警察局的委托去的，那就是受其他人委托去的，”封·许文迪回答说，“有这么一些国家，亲爱的路西乌斯，他们对于在拉姆波因所进行的事有兴趣。这是世界政治。”
　　“施密特不是间谍。”
　　“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他是一个间谍。对于瑞士的荣誉来说，他是一个间谍而不是一个警察局的密探反倒好些。”
　　“但他已经死了，”预审官叹了一口气，如果现在能够亲自问问施密特，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上校果断地说，“我不愿意怀疑任何人，但是对拉姆波因举行的谈判严守秘密却攸关某个大国的利益。我们是为了金钱，他们则涉及政党的原则。我们当然应对他们公正。这么办恰恰使警察局进行工作陷于困境。”
　　路兹站起来，走向窗口。“我始终摸不清，你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他慢慢地说。
　　封·许文迪用那张白纸扇着风，回答说：“加斯特曼为工业家和外国使馆的代表提供自己的房子作为谈判场所。”
　　“为什么恰恰是加斯特曼呢？”
　　上校喃喃地说，他的可敬的当事人正好具备必须的人选条件。他曾任阿根廷驻中国大使多年，获得了某一大国的信任，他过去又曾担任某一工业家的铁皮托辣斯的执行主席。此外他又住在拉姆波因。
　　“这又有什么意思，奥斯卡？”
　　封·许文迪嘲弄地笑了笑：“在施密特被害之前你听说过拉姆波因这个地名吗？”
　　“没有。”
　　“原因就在这里，”国会议员肯定地说，“因为没有人知道拉姆波因。我们需要替我们的集会找一个人所不知的地点。这样你可以不去打扰加斯特曼了吧。他不喜欢和警察局发生接触，你必须了解，他不爱你们的审讯、你们的探询、你们的没完没了的查问，这样做，对我们的罗根保尔和冯·龚登①是可以的，如果他们做了坏事的话。但是不能这样对待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拒绝让自己被选进法兰西科学院。而且你的伯尔尼警察局办事实在蠢，没有人会在演奏巴哈音乐的时候射杀狗的。倒不是得罪了加斯特曼。这件事对于他可以说是无关紧要，你的警察局可以朝他的屋子开枪，他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是还去烦扰加斯特曼先生就没有更多意义了，显然谋杀案的背后有大国在操纵，这个国家不论和我们勇敢的瑞士工业家们，还是和加斯特曼先生，都毫不相干。”
　　①这两个人名字的意思是“骗子手”和“占便宜者”。
　　预审官在窗前来回踱着。“我们现在必须转回到我们的调查，特别是施密特生命的调查上来，”他宣称，“涉及外国的事，我们将报告联邦检察长。这个案件他会承担多少，我还不能讲。但他一定会把主要工作委托给我们。你委求宽恕加斯特曼，我愿意允诺。我们看来不可避免要搜查一次屋子。但终究还有必要和他进行谈话，；我请你带他一起来，我们谈话时也请在场。这样我就能自然地和加斯特曼了给仅关形式上的公事。对这个案件这么做，并非为了审讯，而是使整个审讯过程合乎手续，有可能审讯工作要求审问加斯特曼，即使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审讯工作必须完整无缺。我们可以谈一谈艺术问题，一为了使审讯工作尽可能地不触犯任何人，我将不会提往何问题。即使我不得不提问题的话——当形式上需要时，——我也愿事先把问题告诉你。”
　　现在国会议员也站起身来，两个男人就这样面对面站着。国会议员拍拍预审官的肩膀。
　　“就这样说定了，”他说，“你将不去打搅加斯特曼，亲爱的路兹，我相信你的话。文件我留在这里；名单开列得很确切，并且完整无缺。我整夜到处打电话，引起极大的不安，人们尚不知道，外国使馆听说施密特案件之后是否还有意于协商。危及几百万元的事，亲爱的博士，几百万元呢！为你的调查工作，我祝你幸运。你是需要幸运的。”
　　说这些话的同时，封·许文迪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十

　　路兹刚来得及把国会议员拿来的名单通读一遍，感叹单子上名字的显赫，不禁让单子掉落在地——他想，我卷进了一件何等不祥的事件之中——这时贝尔拉赫跨入室内，当然并没有敲门。老人是来索取公文的，以便去拉姆波因和加斯特曼谈话，路兹告诉他下午再办。现在已到参加葬礼的时候，他说，并且站起身来。
　　贝尔拉赫没有反对，随同路兹离开了房间，路兹的脑子里不时浮现让加斯特曼安宁的语言，可是他又畏惧贝尔拉赫尖锐的抗议。
　　他们站在街上，都不说话，两人都穿着领子高高竖起的黑大衣。天下着雨，走向汽车这几步路，他们当然没有撑伞。勃拉特尔替他们开车。大雨现在成了真正的瀑布从玻璃窗上倾斜地进射下去。两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我应该和他谈谈这件事，路兹想，瞧着贝尔拉赫平静的侧面，那一个则和往常一样把手按在胃部。
　　“您疼吗？”路兹问。
　　“总是疼的。”贝尔拉赫回答。
　　于是他们又沉默了，路兹想，这件事我下午再和他讲。勃拉特尔驾驶得很慢。大雨倾盆，一切都沦陷在一堵白色围墙后面。电车、汽车这里那里在这一巨大的倒垂的海洋中浮动。路兹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流着雨水的玻璃窗完全看不透。车厢里越来越暗。路兹点着一支香烟，喷出烟气，心里想，他不必和老人讨论加斯特曼的事。接着他说道： “报纸将报道这件谋杀案，不可能再对他们保密了。”
　　“继续保密也已经没有意义了，”贝尔拉赫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点线索。”
　　路兹又掐灭了香烟：“这本来也就毫无意义。”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而路兹却情愿争论一番，便又重新透过窗玻璃往外看。雨稍稍小了一点。他们已经在林荫道上。许洛茨哈登公墓在色泽暗淡的树枝间显现出来，可以见到一堵灰色的被雨淋湿的墙头。勃拉特尔把车开进墓园，停住了。他们走下汽车，撑开雨伞，穿过两旁的坟墓向前走去。他们不用费时找寻。墓石和十字架落在后面，他们象是走进了一个建筑工地。地上布满新掘的坟坑，上面铺着木板。湿草地上的潮湿浸入了沾满粘土的靴子。广场正中，在所有这些尚未峻工的、雨水在它们底部积起了肮脏的小水潭的坟墓之间，在临时性的十字架和坟头之间，厚厚堆着迅速腐烂的鲜花和花圈，人们围立在一座新坟旁边。棺材尚未放下去，牧师在念圣经，在他身边，掘墓人穿着一件可笑的燕尾服式的工作幅为他和自己高高撑着一把伞，冻得两只脚不住地来回倒动。贝尔拉赫和路兹在坟坑附近停下，老人听见了哭泣声。这是舒勒太太在哭，在这无休止的大雨中，她显得丑陋而且肥胖，她身边站着钱茨，没有撑伞、穿一件竖起领子的雨衣，腰带委在两边，头上戴着一顶笔挺的黑帽子。他身边站着一个姑娘，脸色苍白，没有戴帽子，一头金发一股股湿漉漉地耷拉下来，这就是安娜了，贝尔拉赫不由自主地想道。钱茨向他们鞠躬，路兹点头作答，老探长却毫无表情。他向围立在墓穴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全是警察，全都穿着便服，同样的雨衣，同样的笔挺的黑帽子，雨伞象佩剑一般握在手里，这些奇异的守灵人，不知风从哪儿把他们刮来的，他们的忠实显得不真实。在他们后边，排列成梯队的市政府乐队，穿着黑红二色的制服，是匆匆召集来的，都拼命设法把自己金色的乐器在外套下保护起来。他们就这样围在棺材周围，它平放在那边，一只木制的匣子，没有花圈，没有鲜花，但却是唯一的温暖所在，正在这一无休止的雨滴之中安葬，雨水单调地拍溅着地面，始终如一，永无尽止。牧师早已读完了。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只有雨水，人们只听到雨声。牧师咳嗽起来，先是一声，接着好几声。于是低音喇叭、长喇叭、号角、短号、低音笛一齐奏鸣，傲慢而雄壮，乐器在雨帘中闪着金光；但是它们也沉没了，消散了。停止了。一切全退缩在雨伞之下，雨衣之下了。雨始终不断地下着。鞋子陷在泥泞之中，雨水汇成小河流入空的墓穴。路兹鞠了一个躬，走前几步。他瞧瞧潮湿的棺材，又鞠了一个躬。
　　“先生们，”他的声音在雨中透过水幕几乎听不清楚：
　　“先生们，我们的同事施密特不在了。”
　　一阵狂野、粗厉的歌声打断了他：
　　“魔鬼出没往来，
　　魔鬼出没往来，
　　把人类统统打败！①”
　　①这一段歌词和下一段歌词均为瑞士土语，暗示加斯特曼的两个仆人用的是法国护照，却都是瑞士本地人。
　　两个穿燕尾服的男人穿过墓地蹒跚而来。既不打伞，也不穿雨衣，他们一无遮蔽听任雨水浇淋。衣服都粘贴在身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大礼帽，雨水从帽上流到他们脸上。他们两人合提着一只巨大的绿色的月桂花圈，飘带垂到地上，拖曳过地面。这是两个粗野、巨人般的家伙，穿礼服的屠夫，已经喝得烂醉，几乎要醉倒了，但是两个人从没有同时颠踬，那只月桂花圈总算牢牢抓在中间，花圈就象海上遇难的船只上下颠簸着。他们口齿不清地唱起了一只新的歌：
　　“磨房主的老婆死了男人，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她和雇工结了婚。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他们奔向悲伤的人群、挤了进去，站到舒勒太太和钱茨中间，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因为人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而他们却又穿过潮湿的草地蹒跚离去了，互相支持着，互相围抱着，爬越坟丘时摔倒了，以酩酊醉汉的巨力撞翻了十字架。他们的歌声在雨中逐渐消逝，一切又重新被淹没了。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消失！”
　　这是人们听到他们唱的最后一句歌词。只有花圈还躺在那里，抛掷在棺材上，肮脏的飘带上写着流畅的黑字：“献给我们亲爱的普郎特尔博士”。当墓旁的人们从惊怪中恢复过来，为这场意外事变所激怒，而市政府乐队，为了挽救葬礼气氛，又重新绝望地吹奏起来的时候，而又升级成为瓢泼大雨，鞭挞着杉树，一切都从墓地上冲走了，只有守灵的人们留了下来，这些黑色怪衣人在狂风呼啸中，在哗啦啦的暴雨下，奋斗着，好不容易才把棺材安放下去。
十一

　　贝尔拉赫和路兹重新坐进汽车，勃拉特尔穿过匆匆溃散的警察和乐队队员驶入林荫夹道，路兹博士终于爆发了怒气：
　　“岂有此理，这个加斯特曼，”他大声嚷道。
　　“我不明白，”老人说。
　　“施密特出入加斯特曼家用的就是普郎特尔这个名字。”
　　“那么这就是一种警告罗，”贝尔拉赫回答，而不再往下问。他们驶向路兹居住的莫里斯泰顿。现在倒是和老人谈谈加斯特曼的适当时刻，但是路兹想到有人要让加斯特曼得到安宁，因此重又保持沉默。他在布格恩切尔下了车，只剩下贝尔拉赫一个人。
　　“要我送您进城吗？探长先生。”驾驶座前的警察问。
　　“不，送我回家，勃拉特尔。”
　　勃拉特尔现在加快了速度。雨已渐渐变小，是的，在莫里斯泰顿，贝尔拉赫有一刹那曾被一道刺目的光芒所笼罩。阳光穿破了云层，又消失了，重新是烟雾和云峰追逐嬉戏，妖怪似地从西方聚集过来，堵塞在高山前，在城市上空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它躺在河面上，在森林和丘陵之间铺开它那没有意志的躯体。贝尔拉赫疲倦的手抚摸着潮湿的大衣，眯缝的眼睛闪闪发光，贪婪地汲取面前的景色：大地美极了。勃拉特尔停住车。贝尔拉赫向他道谢后下了车。雨已住了，只有风还在刮，潮湿冰冷的风。老人站着，等待勃拉特尔调转笨重的车身，车子又驶走时。再一次向他致谢。然后步向阿尔河。河水涨得高高的，纯粹是肮脏的褐色。一辆破旧生锈的儿童车在水中漂浮，一根粗树干，一棵小松树漂来了，然后，舞动而来的是—只小小的纸船、贝尔拉赫久久凝视着河水，他爱阿尔河。然后他穿过花园回家。
　　贝尔拉赫换了一双鞋子，然后才走进客厅，但是站在门槛上呆住了。书桌后坐着一个男人，正在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他的右手玩弄着贝尔拉赫的土耳其蛇刀。
　　“原来是你，”老人说。
　　“是的，是我，”另一个人回答。
　　贝尔拉赫关上门，坐到书桌对面的靠背椅上。他沉默地涂着对面的人，而那个人积平静地继续翻阅着施密特的文书夹，那人长着一材近似农民的体格，消瘦的、然而是圆圆的脸上有一对平静、沉思、深深下陷的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
　　“你现在的名字叫加斯特曼，”最后老人说道。
　　那个人取出一只烟斗，填满烟丝，眼睛始终望着贝尔拉赫，点燃之后，一边用食指敲着施密特的文书夹，一边回答说：“一个时期以来，你早已完全知道了。你派那个年青人来盯我的稍，这些材料是你授意写的吧。”
　　然后他合上文书夹。贝尔拉赫看看书桌，他的手枪还放在那里，他只要一伸手就可掉转枪柄；接着他说；“我从未停止追踪你。总有一天我会成功地证实你的犯罪行为。”
　　“你得加快速度才行，贝尔拉赫，”另一个人回答，“你没有很多时间了。医生说你还能再活一年，要是你现在就动手术的话。”
　　“你说得对，”老人说，“还有一年我现在不让人动手术，我必须作好安排。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是最后的，”另一个人证实说，于是他们又陷入沉默，无穷尽地对坐着，沉默着。
　　“四十多年过去了，”另一个人重新开始话头，“我们两人是在博斯普鲁士海峡过某一家歪歪斜斜的犹太小酒店第一次见面的。当时月亮象一块黄色丑陋的瑞士干酪从云层间露出来，透过腐烂的梁木照在我们头上，这次会见我还记忆犹新呢。你，贝尔拉赫当时是从瑞士到土耳其来服务的警察局青年专家，是特邀来进行某些改革的，而我呢— —是的，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冒险家，现在还是，渴望认识我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和同样唯一的神秘的星球。我们第一眼就互相爱上了，当我们面对面坐在穿长袍的犹太人和肮脏的希腊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当时饮的烧酒是何等美妙，这白色冒泡的液体是椰枣和敖德萨附近一大片燃烧的海洋似的异邦谷田产物酿成的，我们把它们灌进喉咙，使我们强壮有力，使我们的眼睛在土耳其的夜空中象炽热的煤块似的闪光，我们的谈话也炽热起来。唤，我爱想念这一时刻，它决定了你的生活，也决定了我的生活！”
　　他哈哈大笑。
　　老人坐着，沉默地瞧着他。
　　“你还能再活一年，”另一个人接下去讲，“而你固执地追踪我已有四十年了。这就是计算的结果。贝尔拉赫，你可记得当年我们在托法尼郊外那家酒店潮湿有霉味的空气里，在土耳其烟草浓雾包围中讨论了什么吗？你的论点是，人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事先有把握地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考虑到隐藏在一切事物中的偶然因素，这就是大多数犯罪行为必然会被揭露出来的原故。你认为犯一桩罪是一件蠢事，因为人不是棋子可以随便摆布。我的论点相反——说是自信倒不如说是为了反对你—— 我认为正是由于人们的错综复杂关系使犯罪行为有可能进行，而不被识破，由于这个原故，极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也没有被人们料到，仅仅是在暗中发生的。我们继续争辩不休，由于那犹太老板斟给我们的烧酒燃起的地狱般的火气，更由于我们的年青，勾引我们在狂热之中打了赌，正好是月亮在这小亚细亚后面落山的时候，这是一次违反上天意志的赌局，是我们自己无法遏制而开的一场玩笑，即使它是一次对上帝的可怕的诅咒，“只因为我们受打赌本身的引诱，好似被凶恶的魔鬼勾引心灵去作坏事一样。”
　　“你说的对，”老人平静地说，“我们当时互相同意进行打赌。”
　　“你不曾想到，我是会遵守约定的，”另一个人笑着说，“当我们第二天早晨脑袋沉重地从荒凉的小酒店。醒来时，你是在一条霉烂的长板凳上，而我则躺在酒迹未干的桌子下面。”
　　“我没有想到，”贝尔拉赫回答，“一个人有可能去遵守打赌的约定。”
　　他们沉默了。
　　“我们不必试探了，”加斯特曼又重新开言道，“你的正直使你永远不会受到诱惑，但是你的正直却引诱了我。我挑起了一次大胆的竞赛，当你的面犯下一桩罪行，而你却不能够提供我犯罪的证明。”
　　“三天之后，”老人轻声说，沉入回忆之中，“当我们和一个德国商人经过穆罕默德桥上时，你在我亲眼目睹下把他推进了水里。”
　　“那个可怜的家伙不会游泳，而你那时对此道也不很精通，人们把由于从事不成功的救人尝试而淹得半死的你从金霍内斯河污浊的波浪中救了出来，”另一个人不可动摇地说，“谋杀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土耳其夏日发生的，海上吹来阵阵令人舒适的微风，在一座生气盎然的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对对欧洲殖民者情侣，还有一堆堆回教徒和当地的乞丐，尽管如此，你提供不出我犯罪的任何证据。你逮捕了我，全然徒劳。审讯很久，全然无用。法庭相信我的辩白，他们宣判那个商人是自杀。”
　　“你能证明那个商人正面临破产，并想通过欺骗徒劳地挽救自己，”老人惨苦地说，比任何时候都苍白。
　　“我极其精确地挑选了我的牺牲品，我的朋友，”另一个人笑着说。
　　“干是你成了一个犯罪者，”老探长回答说。
　　另一个人无心地玩弄着那把土耳其刀。
　　“我是有点儿象一个犯罪者，我现在也不能够否认。”他最后懒洋洋地说，“我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犯罪者。而你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刑事学家。但步调是：我总比你先走一步，而你永远也追不上。我始终象一个灰色的幽灵出现在你的发展道路上，我始终有兴趣在你的鼻子底下干出可谓大胆的、粗野的、亵渎神明的犯罪行为，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对我的行为提供证据。你能够制胜那些笨蛋，但是我却战胜你。”
　　他不断说着，一面注意地，但是嘲弄地观察着老人。“我们就这样活着。你生活在你的上司之下，在你的警察局领域和发臭的官衙里，永远为达到你的有限度成就的顶峰而勇敢地攀登一级一级的阶梯，你和盗窃犯、伪造犯纠缠，和那些从未正当生活过的可怜虫纠缠，和那些暴露出来的可怜的杀人者纠缠。我和你相反，一会儿在黑暗中，在不受注意的大城市的深渊中，一会儿在辉煌事业的光芒中，佩满了勋章，豪放地大做慈善事业，当我对此有兴趣的时候，而在另一种情绪下又喜欢干些坏事。何等惊险的游戏呀！你渴望毁灭我的生命，而我则顽强地保护我的生命。真的，一个夜晚把我们永远用链子连在一起了！”
　　坐在贝尔拉赫书桌后面的人拍了一下手，这是一声孤零零的、冷酷的拍击：“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我们生活道路的尽头了，”他叫喊道，“你已经回到了你的伯尔尼，半失败地来到了这个睡意朦胧的、正直的城市，虽然人们不很清楚这城市有什么事情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我呢。我回到了拉姆波因，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人们喜欢圆满地结束一生，因为这个为上帝所遗弃的村庄是一个早已埋葬的妇女生我的地方。没有多加考虑，我相当无意地回到了这里，也正是这样，十三岁那年，我是在一个雨夜潜行出走的。现在我们又碰头了。算了吧，朋友，有什么意思呢。死亡是不会等到结局的。”
　　这时他的手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一扬，那把刀飕的恰巧擦过贝尔拉赫的脸颊，深深扎进安乐椅中。老人一动也不动。另一个人笑了：
　　“那么你是相信我杀了这个施密特的罗？”
　　“我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探长回答。
　　另一个人站起来，拿起文书夹。
　　“这个我带走了。”
　　“我总有一天会成功地证明你的罪行的，”贝尔拉赫第二遍说，“而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文书夹里是唯一的、虽则是微不足道的证据，这是施密特替你在拉姆波因收集的。丢了文书夹，你就丢了证据。抄本或照相付本你都没有，我知道你的。”
　　“没有，”老人承认，“我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不想用手枪来拦阻我吗？”另一个人讥讽地问。
　　“你已经取走了子弹，”贝尔拉赫一动不动地回答。
　　“丝毫不错，”另一个人说，同时拍拍他的肩膀。一然后他走过老人身边，门打开了，又重新关上了，他又走出了外边的那扇门。贝尔拉赫始终坐在安乐椅上，脸颊挨着冰凉的钢刃。突然他拿起枪，瞧瞧后面。枪是实弹的。他跳起来，奔进前厅，又奔向门边拉开大门，手里攥紧了枪；街上暗无一人。
　　疼痛发作了，巨大的、剧烈的、针刺似的疼痛，一道阳光照到他身上，他痛得扑到床上，痉挛着，由于高烧而颤抖着。老人象野兽一样用手和脚爬着，跌倒在地上，在地毯上辗转翻滚，然后在他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在椅子之间躺下不动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什么样的恶人呀？”他轻轻地呻吟道，“什么样的恶人呀？”

十二

　　他仍然站起身。病发作一阵后他感到好过多了，疼痛早已停止。他小心地啜饮一点暖酒，此外不再吃什么。但他并不放弃沿着熟悉的路穿过城市，走上联邦大楼的台阶，他确是睡意懵懂，但是在迎面吹来的干净空气中每走一步都使他舒服。他很快来到路兹办公室在路兹的对面坐下，路兹什么都没有觉察，也许正在和自己的坏良心作剧烈斗争，为了能够陈述某些事。路兹最后决定，关于自己和许文迪的谈话还要在下午，倘若不是等到傍晚，看情况后再和贝尔拉赫商量。因此他就象挂在自己对面那幅特拉夫勒画中的将军那样，挺出胸膛，摆起一付冷冰冰的架势，用一种生硬的电报腔教训起老人来。可是探长对他的放肆姿态丝毫未加抗议。贝尔拉赫对一切都表示同意，认为，也许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耐心等待联邦议院的决定，同时汇集施密特生平的主要材料。路兹惊讶万分，因为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且态度极端和蔼，语调平静。
　　“关于加斯特曼我当然调查过，”路兹说，“对他已有足够了解，确信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杀人犯。”
　　“当然，”老人回答。
　　路兹在午间得到了从比尔方面来的若干情报，便装作胸有成竹地说：“出生在萨克森的普考①，一个皮货巨商的儿子，最初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从青年时代就侨居南美洲——，后来侨居法国，大都是作扩展业务的旅行。他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十字章，通过出版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传略十分熟悉。他的品格很优秀，这是事实，因为他曾拒绝进入法国科学院。这使我很钦佩。”
　　①德国地名。加斯特曼是瑞士人，却伪造出生地点和历史。
　　“很有意思的性格，”贝尔拉赫说。
　　“关于他的两个仆人，也进行过调查。他们有法国护照，然而是在艾门塔尔②出生的。他派他们到葬仪上作了一次恶作剧。”
　　②瑞士伯尔尼之地名。
　　“这象是加斯特曼的风格，恶作剧，”老人说。
　　“他对死狗事件很恼火，就家施密特案件使我们特别恼火一样。我们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总算运气，我和封·许文迪是朋友。加斯特曼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人物，他受到我们瑞士企业家的绝对信任。”
　　“因此他必然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表示。
　　“他的人格使他免受嫌疑。”
　　“这一点有决定意义，”老人点头同意。
　　“可惜我们关干施密特，没有更多情况可谈，”路兹结束道，让人把电话接到联邦议院。
　　当他在耳机旁等待时，已经打算转身离开的探长突然说道：“我向您请一个星期病假，博士先生。”
　　“好的，”路兹回答，用手掩住耳机。因为对面已经通话，“星期一您不用来！”
　　钱茨正等候在贝尔拉赫的房间里，老人进来时他站了起来。他自以为镇静，但是探长观察出这个警察神经很紧张。
　　“我们到加斯特曼家去吧，”钱茨说，“这是刻不容缓的。”
　　“去作家那里，”老人回答，穿上了大衣。
　　“走弯路，完全是走弯路，”钱茨打赌说，跟在贝尔拉赫后面走下楼梯。
　　探长在门口站住了。“那边不是施密特那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吗。”
　　钱茨回答，他买下了它，是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总归要卖给什么人的。随即他们登上了汽车。
　　贝尔拉赫坐到他旁边，钱茨把车子从停车场驶向贝特莱汉。贝尔拉赫嘟昧说。“你又走英斯这条路。”
　　“我喜欢这条路线。”
　　贝尔拉赫浏览着洁净如洗的田野。一切都浸沉在明亮而宁静的光线之中。一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尚悬挂天空，却已将近黄昏了。两个人都沉默着。
　　只有一次，在凯采尔和蒙希米尔之间，钱茨问：“舒勒太太告诉我，您从施密特的房间拿走了一只文书夹。”
　　“没有公家的事，钱茨，全是私事。”
　　钱茨不说什么，也不再问话。只是贝尔拉赫必须敲敲记速计，它已指到一百二十五了。
　　“别这么快，钱茨，别这么快。我倒并不害怕，但是我的胃有病。我是一个老人了。”
　　他仍然站起身。病发作一阵后他感到好过多了，疼痛早已停止。他小心地啜饮一点暖酒，此外不再吃什么。但他并不放弃沿着熟悉的路穿过城市，走上联邦大楼的台阶，他确是睡意懵懂，但是在迎面吹来的干净空气中每走一步都使他舒服。他很快来到路兹办公室在路兹的对面坐下，路兹什么都没有觉察，也许正在和自己的坏良心作剧烈斗争，为了能够陈述某些事。路兹最后决定，关于自己和许文迪的谈话还要在下午，倘若不是等到傍晚，看情况后再和贝尔拉赫商量。因此他就象挂在自己对面那幅特拉夫勒画中的将军那样，挺出胸膛，摆起一付冷冰冰的架势，用一种生硬的电报腔教训起老人来。可是探长对他的放肆姿态丝毫未加抗议。贝尔拉赫对一切都表示同意，认为，也许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耐心等待联邦议院的决定，同时汇集施密特生平的主要材料。路兹惊讶万分，因为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且态度极端和蔼，语调平静。
　　“关于加斯特曼我当然调查过，”路兹说，“对他已有足够了解，确信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杀人犯。”
　　“当然，”老人回答。
　　路兹在午间得到了从比尔方面来的若干情报，便装作胸有成竹地说：“出生在萨克森的普考①，一个皮货巨商的儿子，最初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从青年时代就侨居南美洲——，后来侨居法国，大都是作扩展业务的旅行。他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十字章，通过出版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传略十分熟悉。他的品格很优秀，这是事实，因为他曾拒绝进入法国科学院。这使我很钦佩。”
　　①德国地名。加斯特曼是瑞士人，却伪造出生地点和历史。
　　“很有意思的性格，”贝尔拉赫说。
　　“关于他的两个仆人，也进行过调查。他们有法国护照，然而是在艾门塔尔②出生的。他派他们到葬仪上作了一次恶作剧。”
　　②瑞士伯尔尼之地名。
　　“这象是加斯特曼的风格，恶作剧，”老人说。
　　“他对死狗事件很恼火，就家施密特案件使我们特别恼火一样。我们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总算运气，我和封·许文迪是朋友。加斯特曼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人物，他受到我们瑞士企业家的绝对信任。”
　　“因此他必然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表示。
　　“他的人格使他免受嫌疑。”
　　“这一点有决定意义，”老人点头同意。
　　“可惜我们关干施密特，没有更多情况可谈，”路兹结束道，让人把电话接到联邦议院。
　　当他在耳机旁等待时，已经打算转身离开的探长突然说道：“我向您请一个星期病假，博士先生。”
　　“好的，”路兹回答，用手掩住耳机。因为对面已经通话，“星期一您不用来！”
　　钱茨正等候在贝尔拉赫的房间里，老人进来时他站了起来。他自以为镇静，但是探长观察出这个警察神经很紧张。
　　“我们到加斯特曼家去吧，”钱茨说，“这是刻不容缓的。”
　　“去作家那里，”老人回答，穿上了大衣。
　　“走弯路，完全是走弯路，”钱茨打赌说，跟在贝尔拉赫后面走下楼梯。
　　探长在门口站住了。“那边不是施密特那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吗。”
　　钱茨回答，他买下了它，是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总归要卖给什么人的。随即他们登上了汽车。
　　贝尔拉赫坐到他旁边，钱茨把车子从停车场驶向贝特莱汉。贝尔拉赫嘟昧说。“你又走英斯这条路。”
　　“我喜欢这条路线。”
　　贝尔拉赫浏览着洁净如洗的田野。一切都浸沉在明亮而宁静的光线之中。一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尚悬挂天空，却已将近黄昏了。两个人都沉默着。
　　只有一次，在凯采尔和蒙希米尔之间，钱茨问：“舒勒太太告诉我，您从施密特的房间拿走了一只文书夹。”
　　“没有公家的事，钱茨，全是私事。”
　　钱茨不说什么，也不再问话。只是贝尔拉赫必须敲敲记速计，它已指到一百二十五了。
　　“别这么快，钱茨，别这么快。我倒并不害怕，但是我的胃有病。我是一个老人了。”

十三

　　作家在自己的书房接待他们。这是一间古老的、低矮的房间，迫使他们两人在进门时不得不象在轭下那样弯下腰。屋外那只黑脑袋的小白狗还在嚎叫，屋子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喊。作家坐在哥特式的窗户前，穿一件护身服，外罩一件棕色的皮夹克。他在自己前座位上转向进门的人，并不离开那只厚厚铺满纸张的书桌。然而他没有站起来，也几乎没有打招呼，只是问道，警察局找他有何贵千。他很不礼貌，贝尔拉赫想，他不喜欢警察；作家从来不喜欢警察。老人决定小心谨慎，钱茨也在全部过程中无所动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人研究观察，否则我们就会被写进一本书里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道。但是当他们按照作家的一个手势坐到柔软的靠背椅上时，他们吃惊地发觉自己正在一扇小窗户投来的光线之中，几乎看不清这间低矮的绿色房间里在大量书籍中的作家的脸，这种逆光特别狡猾。
　　“我们是为施密特案件来的，”老人开言道，“他驾车经过特万镇时被人暗杀了。”
　　“我知道。为了普郎特尔博士案件，要调查加斯特曼，”在窗子和他们之间那个黑影回答说，“加斯特曼和我讲过这件事。”这张脸亮了一刹那，因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两个人还来得及看到这张脸皱缩成一付狰狞的模样：“您们要我不在场的证明吗？”
　　“不，”贝尔拉赫说。
　　“您们不相信是我谋杀的？”作家显然失望地问。
　　“不，”贝尔拉赫干巴巴地回答，“不是您。”
　　作家叹息道。那么我们又得说，作家在瑞士是最最可怜地不受重视的。”
　　老人笑起来：“倘若您一定要知道，我们当然早就知道您当时不在场。谋杀那天夜晚十二点半时，您在拉姆林根和谢乃尔兹之间遇见了守林人，和他一起回家的。您们是同路。那个守林人说，您非常风趣。”
　　“我知道。特万镇的警察已经向守林人打听过我两回了。还问过了这里所有其他人，甚至我的岳母。我当然也是谋杀嫌疑犯，”作家傲慢地确定说。“又是一种作家式的结论，”贝尔拉赫心里想，这正是作家的虚荣心，他要求人家认真地对待他。三个人全沉默了，钱茨竭力设法看清作家的脸。但是在这种光线中一切努力全属徒劳。
　　“那么您们还想要什么呢？”作家最后气呼呼地说。
　　“您和加斯特委交往很多吧？”
　　“是审讯么？”黑影从窗下更往前探出身体。“我现在没有时间。”
　　“请您不要这么冷淡，”探长说，“我们只是想随便聊聊。”
　　作家喃喃抱怨着。
　　贝尔拉赫再一次问道：“您和加斯特曼交往很多吧？”
　　“有来有往。”
　　“为什么？”
　　老人原来期待着又一次愤怒的答复。但是作家只是笑了笑，朝他们脸上吹去阵阵烟雾，说道：“这个加斯特曼是一个有趣的人，探长，这样一个人吸弓着一大群作家。他善于烹调，手艺极佳，您听见么！”
　　于是作家开始谈论加斯特曼的烹任艺术，从一道菜描写到另一道菜。两个人听完五分钟，然后又是五分钟；当作家已经整整讲了一刻钟加斯特曼的烹调艺术，而且除了加斯特曼的烹饪艺术其它什么都没讲时，钱茨站了起来，表示说，可惜他们不是为了欣赏烹任艺术而来的，但贝尔拉赫表示反对，变得极为活泼，他对此很感兴趣，连他自己也开始讲起来。老人生气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土耳其的、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的、南斯拉夫的、捷克的烹调术，两个人相互抛出一道道佳肴，好象在玩抛球似的。钱茨出汗了，心里在诅咒。两个人始终没有从烹任术转移开，但是最后，在三刻钟之后，他们精疲力尽了，似乎在内心举行了一次冗长的飨宴。作家点着了一支香烟。一切寂静无声。附近那个孩子又开始哭喊。狗在楼下吠叫。钱茨非常突然地冲着房间喊道；
　　“是加斯特曼杀了施密特吗？”
　　问题提得如此幼稚，老人摇摇头，他们面前的黑影说道：“这要您自己来下判断了。”
　　“我请求答复，”钱茨果断地说，向前探出身子，但是作家的脸仍然不可辨认。
　　贝尔拉赫很好奇，不知被问者反应如何。
　　作家保持平静。
　　“那么那个警察是什么时候被杀的？”作家问。
　　事情发生在午夜之后。钱茨回答。
　　他不知道，逻辑的法则对干警察局是否也同样适用。作家答复说，而他对此也十分怀疑。因为他，正如警察局辛苦侦察确定的，十二点半时在去谢乃尔茨的路上遇见了守林人，依此类推他和加斯特曼告别一定不到十分钟，显然加斯特曼不是合适的谋杀者。
　　钱茨还想进一步了解，这次社交活动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当时和加斯特曼在一起。
　　作家作了否定的答复。
　　“施密特还向其他什么人告辞吗？”
　　“普郎特尔博上习惯于让自己成为最后第二名告别者，”作家不无诙谐地回答。
　　“最后一名是谁？”
　　“我。”
　　钱茨一步也不放松：“两个仆人在场吗？”
　　“我不知道。”
　　钱茨还继续问，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以为，答复是够明确的了，作家当面驳斥道。他从不注意象仆人这样的人。
　　那么加斯特曼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钱茨用一种绝望而冲动的方式问，使老探长感到似坐针毡。他想，我们若不被写进下一部小说中去，这才怪呢。
　　作家朝钱茨的脸吹去一大阵烟雾，使他咳嗽大作。房间里又是长时间沉默，也不再听到孩子的喊叫声。
　　“加斯特曼是一个坏人，”作家最后说。
　　“尽管如此您仍经常拜访他，仅仅因为他善于烹任？”钱茨在一阵新的咳嗽发作之后愤愤地责问。
　　“仅仅如此。”
　　“我不明白。”
　　作家笑了。他也是一种警察，他说，但是没有权力，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监狱作后盾。他的职业也是专门监视人的。
　　钱茨迷乱地沉默了，而贝尔拉赫说道：“我明白，”然后，过了一忽儿，当阳光从窗口消失时，探长接着说，“我的下属钱茨由于过分焦急，把我们自己赶进了一条窄胡同，使我再也不能发现什么，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年轻人也做了一点好事。使我们获得了好处，一条公牛以它不可思议的力量给我们撞开了一条路。”（钱茨给探长这几句话气得满脸通红）“我们现在仍旧提问题和答复问题吧，这正符合上帝心意。我们务必不失时机。您对整个事件有何看法。我的先生？加斯特委可能是谋杀犯吗？”
　　房间里很快就暗下来，但是作家没有想起开灯。
　　他坐到了窗台上，于是两个警察恰象关在洞穴望的俘虏。
　　“我认为加斯特曼可能犯下任何罪行，”窗下传来冷冷的声音，语气颇为狡诈。 “但我深信，他并未参与谋杀施密特。”
　　“您很了解加斯特曼，”贝尔拉赫说。
　　“我是在想象他的形象，”作家回答。
　　“您是在按您的想法给他画像，”老人冷冷地纠正自己对面坐在窗台上的黑影。
　　“使他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烹调艺术，虽则没有其它东西更易令我欣喜，而是一个人真的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可能性。”作家说道，“在现实中碰见一个虚无主义者。总是令人兴奋的。”
　　“听一个作家说话总是首先令人兴奋的，”探长干巴巴地说。
　　“也许这个加斯特曼做的好事比我们坐在这间歪斜的房间里的三个人做的加起来还要多，”作家接着讲下去。“我认为他坏，原因在于他做好事时的心情同他干坏事时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坏事从来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其他人干犯罪勾当总是为了占有金钱，征服女人，或者是攫取权力，而他干一切，却全无意义，也许对他来说永远存在两种可能，坏事和好事，由偶然性所决定。”
　　“您这么推断，似乎这是数学，”老人对答道。
　　“这也真的是数学，”作家回答说，“人们可能把恶设想为他的坏的一面，正如人们以一个几何图形作为镜子去推断另一个几何图形，我可以肯定，是存在这样一种人的 ——不论在什么地方，——你们也许已经遇见过这样的人了，人们能遇上一个，人们也能遇上另一个。”
　　“听起来象是政治纲领，”老人说。
　　“是啊，这是政治纲领，为什么不是呢，”作家说，“我就在想一个可以作为加斯特曼镜子的人，加斯特曼是一个犯罪者，因为恶就是他的道德，他的哲学表明，他也可以做得很狂热，如同另一个出于善的目的去做时一模一样。”
　　探长认为，还是应该把话题拉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至少不要太远。
　　“随您的便，”作家说，“我们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深长，回到恶的极端上来。对于他来说，干坏事不是一种哲学或者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是他的自由：否定一切的自由。”
　　“为了这种自由我不会拿出一分钱来构，”老人回答说。
　　“您也不必为此拿出一分钱来，”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但是人们为了研究这个人以及他的自由，可能付出生命。”
　　“他的生命，”老人说。
　　作家沉默了。看来他不愿再说更多的话了。
　　“我想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加斯特曼，”老人最后说，“这么一个人，住在特森贝格平原的拉姆林根，举办社交活动，使一个警察少尉为此付出了生命。我想知道，您给我描绘的画像，是加斯特曼的像呢，还是您的某一个梦幻。”
　　“我们的梦幻，”作家说。
　　探长沉默了。
　　“我实在不知道，”作家结束说，走向两人，但是只向贝尔拉赫，只向他伸出千去握别：“这类事和我实在没有关系。探索这个问题毕竟是警察局的任务。”
　　
十四

　　两个警察又走回自己的汽车，小白狗愤怒地狂叫着跟在他们后面，钱茨坐到驾驶盘前。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作家。”小白狗爬上了一堵葡萄园墙，继续朝他们狂吠。
　　“现在去加斯特曼处，”钱茨说，发动了马达。
　　老人摇摇头。“回伯尔尼。”
　　他们驶下里格尔茨，驶入一片土地，面前展现了一片巨大的洼地。远远近近散落着各种基本物质：石块、土、水。他们在阴影中行驶，但是沉没在特森贝格后面的太阳，还照耀着湖泊、岛屿、山角、地平线上的冰川，以及飘浮在兰天上的互相挤撞的云层。老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初冬这一不断变化着的天气。
　　总是这番景象，他想，不管它怎么变化，总是这番景象。当汽车沿着道路一个急转弯，在垂直的悬崖底下出现了。一个犹如拱形盾牌的湖泊，钱茨停住汽车。
　　“我必须和您谈谈，探长，”他激动地说。
　　“你要什么？”贝尔拉赫问，仍注视着山岩。
　　“我们必须去访问加斯特曼，没有其它路可以走了，这是符合逻辑的。首先我们必须审问仆人们。”
　　贝尔拉赫向后一靠，坐着不动。这个灰白头发、谨慎的绅士用他冷冷的眼光平静地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我的上帝，我们不能够永远做合乎逻辑的事，钱茨。路兹不愿意我们访问加斯特曼。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必须把案件交到联邦检察官那里去。我们得耐心等待他们的处理。我们恰好是同难于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贝尔拉赫懈怠的模样惹得钱茨火冒万丈。
　　“真是没有道理，”他叫起来，“路兹为了照顾政治关系对侦察工作消极怠工。封 ·许文迪是他的朋友，又是加斯特曼的律师，这就可想而知了。”
　　贝尔拉赫的脸丝毫没有表情：“幸好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钱茨。路兹也许过分急躁，但是有充分理由。秘密在施密特方面，而不在加斯特曼方面。”
　　钱茨不受迷惑：“我们除了探索事实，别无所求，”他绝望地朝迎面飘来的云层喊叫，“事实，只要事实，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你说得对，”贝尔拉赫重复道，可是毫无感情而且冷冰冰，“事实在于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年轻的警察把手放在老人的左肩上，凝视着他的高深莫测的脸面；“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向前走，当然对准加斯特曼。一件侦察工作必须完满无缺。人们不能总是做合乎逻辑的事，这是您说的。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能放过加斯特曼。”
　　“加斯特曼不是谋杀者，”贝尔拉赫干巴巴地说。
　　“问题在于加斯特曼可能安排谋杀。我们必须审问他的仆人！”钱茨反对道。
　　“我没有看到什么最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能够说明加斯特曼有理由要谋杀施密特，” 老人说，“我们必须到那种能够说明犯罪行动的意义的地方去找寻犯罪者，而这只有联邦检察官还有点儿办法，”他接下去讲。
　　“作家也认为加斯特曼是谋杀犯，”钱茨强调说。
　　“你也认为他是么？”贝尔拉赫伫待地问。
　　“我也认为，探长。”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贝尔拉赫肯定说，“作家只是认为他具有某种犯罪的可能性，这是截然不同的。作家丝毫也没有叙述到加斯特曼的犯罪行动，只是谈到了他的可能性。”
　　这时另一个人丧失了耐心。他抓住老人的肩膀说。
　　“多年来我一直处在别人的阴影下，探长，”他呼吸艰难地说，“人们总是忽略我，轻视我，当作最微末的小人吻来使用，当成一个好使唤的小听差！”
　　“我承认，钱茨，”贝尔拉赫说，木然瞪视着年轻人的绝望的脸，“多年来你是在那个现在已被杀害的人的阴影之下。”
　　“仅仅因为他受过较好的教育！仅仅因为他懂得拉丁文！”
　　“你对他不公平，”贝尔拉赫回答，“施密特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刑事学者。”
　　“而现在，”钱茨喊叫道，“我刚有一次机会，一切又要化为乌有，我的唯一的机会在一场愚蠢的外交游戏中彻底完蛋了！只有您还能加以改变，探长，请您同路兹讲讲，只有您能动摇他，让他批准我去找加斯特曼。”
　　“不，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不能做这件事。”
　　另一个人当他小学生似地摇晃着，两只手紧紧抓住老人，叫喊：“请您同路兹说，请您去说！”
　　然而老人并没有软化：“不行啊，钱茨，”他说，“我对这们，事毫无办法。我老了，而且有病。因而需要安静。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好的，”钱茨说，突然放开贝尔拉赫，喜新握住方向盘，虽然仍旧脸色苍白而且在颤抖。“不行。您不能够帮助我。”
　　他们重新朝里格尔茨驶下去。
　　“你是在葛林特尔森林渡假的吧？是住在供膳宿的公寓里吧？”老人问。
　　“是的，探长。”
　　“很安静，价钱也不贵吧？”
　　“您说的对。”
　　“好的，钱茨，我明天去那里，去休息休息。我必须到山上去。我获准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钱茨没有立刻回答。直至他们到达比尔——瑙恩堡的转弯之处，他才开口，声音已恢复了常态：“高山对人不一定总是好的，探长。”
　　
十五

　　就在这同一天傍晚，贝尔拉赫去到贝伦广场他的医生沙穆艾尔·洪格尔托贝尔博士家。灯光亮了，越来越昏暗的黑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渗入室内。贝尔拉赫从洪格尔托贝尔的窗子往下瞧着广场，望着流动的人潮。医生正在收挡仪器。贝尔拉赫和洪格尔托贝尔认识已久，他们中学时代就在一起。
　　“心脏很好，”洪格尔托贝尔说，“真要感谢上帝！”
　　“关于我的病情你有记录吗？”贝尔拉赫问。
　　“整整一套档案呢，”医生回答，指指写字桌上一堆纸说，“这里都是你的病历。”
　　“你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我的病吗，洪格尔托贝尔？”老人问。
　　“可是汉斯，”另一位老人说，“这纯属医生的秘密呀。”
　　下边广场上驶来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停在其它车辆停放的地方。贝尔拉赫仔细观察着。钱茨走下汽车，还有一个姑娘穿着白色的雨衣，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雨衣上。
　　“你被人撬过门吧，弗里茨？”探长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猜测而已。”
　　“我的写字桌有一次被人撬开了，”洪格尔托贝尔站起来说，“你的病历摊开在书桌上。钱没有少，虽然书桌里的钱还相当多。”
　　“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医生搔搔头。“正如方才所说，钱没有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报案的。但是我忘记了。”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你把它忘记了。撬门者对你至少还不错。”这时他想，加斯特曼就是这样知道的。——他又重新瞧着广场下面。现在钱茨和那个姑娘走进意大利旅馆去了。就在施密特葬礼的同一天，贝尔拉赫心里想，终于从窗口转过身子，他看看洪格尔托贝尔，那人坐在书桌旁，正在写字。
　　“现在我的健康情况如何？”
　　“你疼吗？”
　　老人叙述了病情。
　　“情况很坏，汉斯，”洪格尔托贝尔说，“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你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我现在感觉比任何时侯都好。”
　　“四天之内会有新发作，汉斯，”医生说，“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
　　“我还有两天时间。两天。第三天早晨你可以给我开刀。星期二早晨。”
　　“星期二早晨，”洪格尔托贝尔说。
　　“于是我还可以再活一年，是不是，弗里茨？”贝尔拉赫说，同往常一般莫测高深地望着他的老同学。那个人跳起来，在屋里兜着。
　　“你怎么会有这样无稽的想法的！”
　　“那个看过我病历的人告诉我的。”
　　“你就是撬门的人？”医生激动地叫起来。
　　贝尔拉赫摇摇头：“不，不是我。但是事实如此，弗里茨，只有一年可活。”
　　“只可再活一年，”洪格尔托贝尔回答，坐到门诊室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尔拉赫，老人带着一种拒人千千里之外的、冷冷的孤独感，一动也不动地、谦逊地，站在房间正中，在他茫然的目光前面，医生垂下了眼睛。

十六

　　深夜近两点钟时贝尔拉赫突然醒了。他很早就上了床，听从洪格尔托贝尔的劝告吃了一片药，在他是第一次，因此他起先以为自己的突然觉醒是自己不习惯的预防措施所致。但是他立即又相信，是某一种声音把他吵醒的。如同人们被一下打击所惊醒的时候经常发生的那样，他是不可思议地目光明亮而清醒。然而他必须首先勘定情况，紧接着几秒钟内——常常使我们感到似乎是永恒无限的——他肯定自己是正常的。他没有睡在卧室里，家平常习惯的那样，而是睡在书房里；因为他打算度过一个难以入眠之夜，他记得他还想再读一点书，但是一阵子深深的瞌睡征服了他。他的手滑过身上，他还穿着衣服呢；身上只盖了一条棉被。他倾听。什么东西落在地上，这是那本地方才读过的书。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黑得很，但还不是伸手不见五指；透过卧室开着的门射进微弱的光线，那是暴风雨之夜的闪光。他听见远处呼啸的风声。这时候他辨认出黑暗中的一架书和一把椅子，也看见了桌子的棱角，在桌子上，他很费劲才看出那把手枪还在上面。他突然感到吹来一阵风，卧室里有一扇窗被打开了一下，然后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此后老人立即听到走廊一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明白，有人打开大门，闯进了走廊里，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一阵风。贝尔拉赫站起来，打开了落地灯。
　　他拿起手枪，拉开保险栓。与此同时，另一个人在走廊一里也开了灯。贝尔拉赫通过半开的房门看见了开亮的灯，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看来，陌生人的这一举动毫无意义。等他明白过来，已经为时过晚。他看到一条胳臂和一只手的侧部，那只手握住了灯泡，然后一朵蓝色火花一闪，全黑了：陌生人拔出灯泡，制造了一次短路。贝尔拉赫站在一片漆黑之中，另一个人已准备好战斗，并且提出了条件：贝尔拉赫必须在黑暗中进行斗争。老人紧握着手枪，小心地打开通向卧室的门。他走进卧室。透过窗户射入的光线十分微弱，起初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当眼晴逐渐习惯时，光线增强了。贝尔拉赫靠立在床铺和窗户之间的墙前，窗户是临河的；另一扇窗在他的右边，开向邻居的房屋。他就这样站在很难透视的阴影之中，不可避免时，他能够加害于人，然而他希望，他的不可见性可以避免这样做。通向书房的门在窗户的微弱光线之中。他一定看见了穿越房间的陌生人的轮廓。书房里亮起了一支手电筒的细微的光线，探索地滑过书籍封脊，然后是地板，再是沙发，最后是书桌。蛇形刀躺在光线之下。贝尔拉赫又通过开着的门看见这只手伸出来，手上戴一只棕色的度手套，试探地在桌上摸索，最后握住了蛇形刀的把手。贝尔拉赫举起手枪，瞄准了。手电筒熄灭了。老人徒然地重新让手枪垂下来，等待着。他从自己的位置望着窗外，想象着永不止息地流动的河水如何一片深黑，那一边是高耸的城市，教堂家一支利箭刺向天空，上面是浮动的云彩。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来杀他的敌人。他的眼睛盯着房门的模糊剪影。他等待着。一切都寂静，毫无生气。走廊里的钟打了三下。他倾听着。他听见远处传来时钟轻轻的滴答声。不知道哪里一辆汽车的喇叭鸣响了，很快开过去了。是从酒吧间回家的人。一度地相信自己听见了呼吸声，然而马上知道搞错了。他就这么站在那里，在他寓所的不知何处站着另一个人，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是黑夜，有耐性的、残酷的黑夜，在它的漆黑的外套下藏匿着那条致人死命的蛇，那把搜索着他的心的刀子。老人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站着，手里紧握着武器，几乎没有感到冰凉的汗水流过他的脊背。他不再想其它任何事，不再想加斯特曼，不再想路兹，也不再想疾病，那日复一日吞噬着他的躯体的疾病，他只有一个念头，有人要毁坏生命，现在他正在保卫的生命，他多么渴望这下去，只是活下去。他现在仅有一只眼睛去探测黑夜，只有一只耳朵去检验最细弱的声音，只有一只手正紧握着武器的冰冷的金属。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杀人者已在他的近旁。他感到脸颊上一阵不明显的凉风，是一种轻微的空气流通。一段时间他不能解释，直到他推测出是从卧室通向餐厅的门打开了。陌生人再次打乱了他的考虑，这人绕道侵入了卧室，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一无阻挡，手里捏着那把蛇形刀。贝尔拉赫现在明白，战斗开始了，他必须首先采取行动，他，一个病危的老人。为了生命而战斗，这条生命只能再活一年，还得看一切是否顺利，还要看洪格尔托贝尔手术是否无懈可击。贝尔拉赫举起手枪对准临阿尔河水的窗口。于是他射击了，接着又是一枪，三次射击一连串迅速而准确地打穿了玻璃落进河水，于是池让自己瘫了下来。什么东西嗖地飞过他的头上，正是那把刀，有弹性地插入了墙中。但是老人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其它的窗子亮了起来，隔壁房子里的邻人们都打开窗子往外探出身子，吓得要死，昏乱地瞪视着黑夜。贝尔拉赫站起身子。邻居家的灯光照亮了卧室，他还模糊地看见一个人影在餐室门边，然后房门立即碰上了，随着通往书房的门吹来一阵风，而后是连接餐室的门，砰砰地一声接着一声关上了，震得窗子也咔咔作响，随即是一片静默。邻家的人们还一直瞪视着黑夜。老人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手里仍旧捏着那把枪。他站着，纹丝不动，似乎他不再觉察到时间。人们都缩了回去，灯光熄灭了。贝尔拉赫站在墙边，重新在黑暗之中，同最初一样，孤独一人在屋子里。
　　
十七

　　半小时启他跑到走廊里，寻找他的手电筒．他打电话给钱茨请他来一次。然后用一根新的保险丝换下断裂的那根，电灯又亮了。贝尔拉赫坐在自己的靠背椅上倾听着夜里的动静。外面开来一辆汽车，弊然煞住了。屋子的门重又打开，他又听见一阵脚步声。钱茨走进了房间。
　　“有人想杀死我，”探长说。钱茨的脸色灰白。他没有戴帽子，头发纷乱地披在额头，厚大衣下露出了宽大的睡裤。他们一起走进卧室。钱茨从墙上拔下刀子，非常费劲，因为刀子插进水头很深。
　　“就用这个？”他问。
　　“就用这个，钱茨。”
　　青年警察查看着破碎的玻璃窗。“您朝窗子开抢了吗？”他诧异地问。
　　贝尔拉赫讲了全部经过。“您做了您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对方喃喃地说。
　　他们来到走廊里，钱茨从地上捡起了那只电灯泡。
　　“真狡猾，”他不无敬佩地说，又把它扔到一边。然后他们又回进书房。老人在长沙发上躺平身体，拉起被子盖在身上，他躺着，无依无靠的，突然衰老不堪而且好象完全垮了。钱茨手里始终握着那把蛇形刀。他问：“那么您没有认清那个撬门贼？”
　　“没有。他很谨慎，而且很快溜掉了。我只是有一回看见他戴着棕色的皮手套。”
　　“这就太少了。”
　　“这等于零。但是我即使没有看见他，也听不见他的呼吸，我知道谁曾在这里。我知道，我知道。”
　　老人讲这一切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钱茨手里掂量着刀子，眼光却瞧着躺卧的灰色躯体，瞧着这个衰老、疲乏的人，瞧着老人的双手，它们放在脆弱的身体边上就象凋萎的花朵落在尸体旁边。然后他瞧见了躺着的人的目光。平静的，莫测高深而清澈的正是凝视着他的贝尔拉赫的眼睛。钱茨把蛇形刀放到书桌上。
　　“明天您一定得去葛林特尔森林，您病了。也许您不想去？也可能到高山上去对您不合适。那边已是严冬了。”
　　“不，我要去的。”
　　“那么您一定得再睡一忽儿。要我守在您身边吗？”
　　“不用了。你去吧，钱茨。”探长说。
　　“晚安，”钱茨说，慢慢向外走去。老人没有答话，好象已经睡着了。钱茨打开大门，走到外面，重新关好门。他缓慢地走过通向街道的少数几步路。也关上了原来开着的花园门。但是他又朝屋子回转身来。现在仍然是波黑的夜。一切东西都消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包括附近的房屋。只有远远的高处亮着一盏路灯，是阴郁的昏暗中的一颗失落了的星星，充满了哀伤，充满了河水的清语声。钱茨站在那里，突然轻轻诅咒了一声。他的脚重又踢开花园门，坚决地穿过花园小径迈向屋子大门，他走着的正是他曾一度退走的路。他握住把手往下压。可是大门现在已经锁上了。
　　贝尔拉赫六点钟起身，丝毫没有入眼。这是一个星期天。老人盥洗过，换了一件衣服。于是他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打算在火车餐车里吃早饭。他拿起暖和的冬大衣，离开寓所，走到外面灰色的清晨中来，没有携带行李衣箱。天空很晴朗。一个偷懒的大学生游荡过他身边，发出啤酒臭味，向他问好。这是一个吹牛大王，贝尔拉赫想，已经第二次从毕业考试中给刷下来了，可怜的家伙。人们就是这样开始酗酒的。出租汽车开过来，煞住了。这是一辆大型的美国汽车。司机把大衣领子高高竖着，贝尔拉赫看不见他的眼睛。司机打开汽车门。
　　“火车站，”贝尔拉赫说着就上了车。汽车发动了。
　　“怎么样，”他身边一个声音说，“你好吗？你睡得好吗？”
　　贝尔拉赫转过头去。车厢另一角里坐着加斯特曼。他穿一件发亮的雨衣，交叉着双臂。双手戴着一付棕色的皮手套。他坐在那里象一个诙谐的老农民。前座的司机朝后面转过脸来，狞笑着。衣领现在不再高高翻起了，这正是加斯特曼的仆人之一。
　　贝尔拉赫明白自己落进了一个圈套。
　　“你又要我怎么样？”老人问。
　　“你永远追踪着我。你去过作家那里，”角落里的人说，声音里带着威胁。
　　“这是我的职务。”
　　另一个人的眼睛盯着他：“凡是和我打过交道的，每一个人都丧了命，贝尔拉赫。”
　　前座的人家魔鬼似的把车驶上阿哥尔斯塔顿。
　　“我还活着。而我一直和你打着交道，”探长心平气和地回答。两个人都沉默了。
　　司机以极快的速度驶向维多利亚广场。一个老人一跛一跛地穿过马路，羞一点儿被撞倒。
　　“小心一点，”贝尔拉赫气愤地说。
　　“再快些，”加斯特曼尖声叫嚷，嘲讽地审视着老人。“我喜欢机器的高速度。”
　　老探长冻得发抖。他不爱空荡荡的空间。他们的汽车发疯似的驶上一座桥梁，超过一辆电车，越过高桥面很深银带般的河流飞箭似地直奔城市，城市的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街道上尚荒凉无人，城市上空透明得象玻璃。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场游戏的好。现在承认败局还为时不晚，”加斯特曼说，停止吹口哨。
　　老人瞧着他们正在穿越由绿叶形成的幽暗的拱顶，瞧着站在朗格书店门前的两个警察的朦胧形象。
　　是加斯布勒和楚姆斯推格，他想，然后又想道：我还是得买一套冯塔纳①的集子。
　　①特奥德尔·冯塔纳（1819——1898），十九世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诗人。
　　“我们的游戏，”他最后答复说，“我们不能够放弃。你在土耳其的那个晚上欠下了债，因为是你挑起了竞赛，加斯特曼，而我，我是接受了挑战。”
　　他们驶过联邦大厦。
　　“你还一直相信是我杀了施密特？”另一个人问。
　　“我连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过，”老人回答，不管另一个人如何疯狂吠着口哨，都无动于衷地凝视着对方。他接下去讲道；“过去你作恶犯罪，我未能提出犯罪的证据，现在你没有犯这个罪，我却要提出证据。”
　　加斯特曼审视地瞧着探长。
　　“这种可能性我倒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说，“我必须加以提防。”
　　探长沉默了。
　　“也许你是比我所想象的更为危险的人物，老家伙，”加斯特曼在他的角落里沉思地说。
　　汽车停住了。他们已经到达车站。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讲话，贝尔拉赫，”加斯特曼说，“下一次我将杀死你，真的，倘若你能从手术中复原的话。”
　　“你错了，”贝尔拉赫说，站在晨曦中的广场上，衰老而且有些冻僵了。“你不可能杀死我。我是唯一认识你的人，我也是唯一能够审判你的人。我现在审判你，加斯特曼，我现在判你死刑。你将不会活过今天。我选中的刽子手今天就要来找你。他将杀死你，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加斯特曼吓了一跳，吃惊地瞪视着老人，而他已经走进车站，双手插在大衣里，没有回转身，一直走进了幽暗的建筑物，车站里已渐渐充满了人。
　　“你这笨蛋！”加斯特曼突然朝探长身后大声叫喊，如此高声，以致一些过路人转过了身子。“你这笨蛋！”然而贝尔拉赫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
　　

lost_叶炀

十八

　　逐渐明亮的白天十分晴朗，太阳象一只毫无瑕疵的圆球，给万物投射下严酷而长长的影子，太阳越开越高，影子便稍稍缩短了。城市就在这里，家一只白色的贝壳，吮吸光线，咽入自己的各条街道，为了夜晚又重新喷吐出万千灯光。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物，永远不断地生育新人，又让他们腐败，把他们埋葬。早晨永远是光辉灿烂的，好似消逝的钟声中一面闪光的盾牌。钱茨在等待一个人，从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他脸色苍白，他已经等待了一个钟点。他不安地在教堂前的林荫道上来回走动，又抬头凝视喷水池上的野兽的怪脸，它们都凝视着铺在阳光下的石板路面。最后大门打开了。人群潮水般涌出来，是路德教士在传道。但是他立刻看见了白色的雨衣。安娜朝他走来。她说，她很高兴看见他，向他伸出了手。他们往上走向凯斯勒街，走进了喧嚷的教堂入群之中，被年老和年轻的人们所包围，这儿是一个教授，那儿是一个节日打扮的厨娘，那边是两个大学生带着一个姑娘，有几十个公务人员和教员，每个人都干干净净，每个人都修饰整齐，每个人都饿了，每个人都想美美地大吃一顿。他们来到卡齐诺广场，穿过广场后，往下走进了马齐利街。他们在桥上站住了。“安娜小姐”，钱茨说，“今天我将捕获谋杀乌利希的人。”
　　“那么您已经知道谁是杀人犯啦？”她惊讶地问。
　　他注视她。她站在他面前，苍白而娇小。“我相信自己是知道的，”他说，“要是我捕获了他，您能接受我，”他略带迟疑地问，“就家从前接受您已故的爱人那样吗？”
　　安娜没有立刻回答。她把自己的大衣拉得更紧些，好象是冻僵了。一阵微风把她的金黄头发吹得纷乱，但是她终于说道：“我们就这样约定吧。”他们握了握手，安娜走向对岸。他凝视她的背影。她的白外衣在白拌树干中间闪光，在散步的游人问时隐时现，最后消失了。然后他走向停放着他的汽车的火车站。他驶向里格尔兹。当他抵达时已近正午；因为他开得很慢，有时候还停车休息，到田野里去抽支烟，又重新回转汽车，继续开车。他在里格尔兹车站前停住汽车，走上登赴教堂的台阶。池开始平静下来。湖水一片深蓝，葡萄藤已经落叶，中间是松软的棕色土地。但是钱茨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关心。他不中断地以同等速度向上走，没有转过身子，也没有休息一回。道路陡峭地往上升，镶着白色围墙的葡萄园一座接一座落在后面。钱茨笔直地越走越高，平静地、缓慢地、毫不受迷惑，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偶尔一只蜥蜴挡住了他的去路，鹰隼高高飞翔，大地在太阳的烈焰下颤抖，真象是夏天一般；他不停顿地往上走。片刻后他把葡萄园抛在后面，走进了树林里，凉快多了。白色的尤拉山岩在树千间闪烁。他始终往上走，始终迈着同样的步伐，始终在同样连续不断的道路上向前走，他走进了田野里。这是耕地和牧场；道路上升得较平缓了。他走过一座长方形的墓园，灰色的围墙环绕四周，墓园门完全敞开着。穿黑色丧服的妇女们在路上走动，一个驼背老头站在那里，瞧着这位过路人的背影，他始终继续朝前走，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他到达普莱勒，经过了“大熊”旅馆，转向拉姆波因走去。高原上风平树静，天空中澄清无雾。周围景色，就是最最远处的，也显得特别请晰。只有夏塞勒山的山脊为白雪所复盖，此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明亮的褐色，点缀着白色的围墙和红屋顶，镶上耕地的黑边。钱茨以同等速度继续向前走；太阳照着他的后背，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前面。道路开始下降，他朝一座锯木场走去，现在太阳在他旁边了。他不断向前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只有一个愿望驱使着他，只有一种欲望控制了他。远处有一只狗在狂吠，接着跑了过来嗅嗅这个恒久不变地向前移动的人，又重新跑开了。钱茨继续向前走，始终沿着街道右边，一步接着另一步，既不慢些，也不快些，朝着那所房子走去，它现在已显现在田野的一片棕色之中了，周围环绕着光秃秃的白杨树。钱茨离开道路，穿越田地。他的靴子踏进了一片尚未开垦的耕地的松软泥土里，他继续向前走。干是他到达了大门口。大门敞开着，钱茨走了进去。庭院里停着一辆美国汽车，钱茨不去管它。他走向房子的门口。这扇门也开着。钱茨走进前室，打开第二道门，便走进了一间专门招待客人的大厅。钱茨站住不动，耀眼的光芒透过窗子向他射来。在他面前，不到五步距离，站着加斯特曼，在他两边是他的巨人般的仆人，一动也不动，充满了威胁，这是两个屠夫。
　　三个人全穿着大衣，身边堆着箱子，三个人都已作好出门的准备。钱茨站着不动。 “那么这个人就是你啦，”加斯特曼说，略带惊异地看着警察的平静而苍白的脸和他身后敞开的房门。然后地开始大笑：“老头子的妙计原来如此！不愚蠢，完全和绝对不愚蠢！”加斯特曼的眼睛睁得老大，闪烁着一种魔鬼般的笑意。
　　两个屠夫中的一个平静地，没有一句话，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拔出手枪射击了。钱茨感到左肩上受了一下打击，他把右手从衣袋里拔出来，身子闪到一边。然后朝那消逝着加斯特曼笑声的、空荡荡无穷尽的空间连放了三枪。
十九

　　接到钱茨电话通知后，夏乃尔急急忙忙从拉姆波因赶到这里，从特万来了克莱宁，从比尔出动了紧急警察队。他们看见血淋淋的钱茨在三个死人中间，又有一枪打中了他的左下臂。战斗必定极为短促，但是三个已死者每一个人都是开过枪的。每个人都有一把手枪，仆人之一还把枪紧紧攥在手里。在夏乃尔到达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事，钱茨已不能再知道了。当瑙维勒的医生给他包扎时，他曾昏厥两次；但是伤口验明并无危险。
　　片刻之后，村民、农民、工人和妇女们都来了。庭院里挤满了人，警察不得不实行封锁；一个姑娘硬是冲进客厅，高声哭喊着扑到加斯特曼身上。她就是女厨师，夏乃尔的未婚妻。他站在一边气得满脸通红。接着人们穿过往后退让的农民把钱茨抬到汽车里。
　　“三个人全躺在那里，”路兹第二天早晨指指已死的人说，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毫无胜利的喜悦，却是悲哀而疲倦的。
　　封·许文迪愕然地点着头。上校是以当事人的委托律师身份和路兹同车到达比尔的。他们走进了躺着死人的房间。透过一扇小小的有栏杆的窗户射入一道倾斜的光线。两个人穿着大衣站在那里都冻僵了。路兹双眼布满红丝。他整整一个晚上都忙于查阅加斯特曼的笔记本，全是难以辨认的速记文件。
　　路兹把双手深深插进衣袋里。“我们人类由于互相的恐惧建立了国家，封·许艾迪，”他又低声继续说，“我们周围安插了各种形式的护卫者，警察、军队、公开的布告，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路兹的脸扭歪了，眼睛鼓出来，朝包围着他的冰冷而悲惨的房间发出沉重而颤动的笑声。“一个大国以蠢人为头子，国会议员，一个加斯特曼把我们搞垮了，我们的链条折断了，前哨被绕过了。”
　　封·许文迪考虑到，最好还是请法官到出事地点来一次，为什么必须这样，他也说不明白。“我们周围一切可能利用的人都被无耻地利用了”，他最后说，“痛苦啊，真令人痛苦啊。”
　　“没有人想象到这种结果，”路兹安慰他说。
　　“那么施密特呢？”国会议员问，高兴起来，因为想到了一个题目。
　　“我们在加斯特曼家找到一只属于施密特的文书夹。其中包括关于加斯特曼生平的证据和关于他犯罪的怀疑。施密特试图捕获加斯特曼。他做这一切完全是个人行动。一个大错误。他已经自食恶果了；因为事实证明施密特正是加斯特曼派人杀害的：杀害施密特的凶器正是仆人之一向钱茨射击时所用的那把手枪。查验武器立即证实了这一点。连谋杀的原因也很清楚：加斯特曼害怕施密特揭发自己。施密特本该信赖我们，但是他还年轻，功名心又切。”
　　贝尔拉赫走进死人的房间。路兹看见老人立即忧郁起来，双手重又深深地插进了口袋里。“怎么样，探长，”他说，一条腿交叉到另一条腿前面，“我们在这里碰头了很好。您及时从休假地回来，而我同我的国会议员赶来也不晚。死人都拾掇完毕。我们也争论得够了，贝尔拉赫，我赞成用各种特种装备，最好用原子弹，来武装一批挑选出来的警察，而您，探长，您为人心肠太软，是一种老好人类型的宪兵。埋葬我们的争吵吧。我们两个人都错了，钱茨干脆用他的手枪完全违背常规地反驳了我们。我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事实上他是正当自卫，我必须相信他，我们也能够相信他。他获得了战利品，被击毙者正如俗话所说是罪有应得的，若说还有什么事应该做，那就是对付正在多管闲事到处唤我们踪迹的外国外交家们。我们必须奖励钱茨；但是我们为什么象驴子一样站在这里，我们两个人。施密特案件已经结束了。”
　　路兹垂下头，对老人谜样的沉默迷惑不解，几乎要垮台。接着突然重又成为一个准确、精明的官员，咳嗽了几声，当他注意到始终在一旁踌躇的封·许文迪时，脸红了；于是他走了，由上校陪同着，缓慢地步入某一条走廊的黑暗之中，让贝尔拉赫一个人留在后面。尸体躺在担架上用黑布罩着。阴冷、灰暗的墙头上剥落着石灰。贝尔拉赫走向中间的担架，揭起遮尸布。正是加斯特曼。贝尔拉赫微微弯下身子，左手还提着黑布。他沉默地向下凝视着死人的死灰面孔，瞧着嘴唇的仍然嫁笑的线条，只是眼窝更深了，在这两个深渊里再也不会潜藏任何恐怖了。猎人和野兽——它已经完结了躺在他脚下— —就这样最后一次见了面。贝尔拉赫意识到两个人的生活都到了尽头，就再一次直顾过去的年代，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些穿越迷宫的无数秘密通道的道路上，这就是两个人的生平。现在他们之间除去无可测量的死亡外别无他物，一个法官，他的判决就是沉默。贝尔拉赫一直弯腰站着，小屋子里灰暗的光线停留在他的脸和他的双手上，也环绕着死人，这对两人都合适，对两人都有用，它调解了两个人的分歧。死亡的沉默深深地潜入他的内心，但是没有象带给男一个人那样给他带来平静．死人总是有理的。贝尔拉赫又慢慢地遮住加斯特曼的脸。这是最后一面；他的敌人从此属于坟墓了。多年来只有一种思想控制了他：去消灭这个人，现在这个人已经躺在这间阴冷、灰暗大厅里他的脚下了，剥落的石灰蒙轻飘飘、稀朗朗的雪花纷纷复盖了他；老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只剩下慢慢地盖上尸体，只剩下祈求遗忘，这是能够安慰一颗被焚毁的心的唯一思典。
二十

　　就在这同一天，八点钟时，钱茨走进了老人在阿尔顿堡的家里，正是老人迫切要求他到达的时刻。一个穿白围裙的年轻女仆出乎他意外地替他开了门，当他走进走廊时，他听见厨房里传出流水和食物烹住的沸腾的声音，食具的叮当声。女仆帮他脱下大衣。他的左臂吊在绷带里；尽管如此他还是驾驶汽车来的。姑娘替他打开了通向餐室的门，钱茨站在那里呆住了：餐桌是按两个人的晚宴布置起来的。在点燃的蜡烛光中，贝尔拉赫坐在桌子尽头一张安乐椅中，为安静的火焰所映红，一幅不可动摇的平静景象。
　　“请坐，钱茨，”老人朝他的客人喊道，指指另一张安乐椅，它也移到了桌子旁边。钱茨木然坐下来。
　　“我不知道我是来吃饭的，”他最后说。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你的胜利，”老人平静地回答，把烛台略略推往旁边，这样他们就能完全看见对方的脸了。然后他拍了一下双手。门打开了，一个庄重的、胖胖的妇女端来一只盘子，沙丁鱼、虾以及用黄瓜，善茄、豌豆拌的沙拉一直堆到了盘子边缘，上面点缀着浓肉汁和鸡蛋，中间是冷肉片、鸡肉和斑鳟鱼。老人每种都拨了一些。钱茨在一旁看着，这对于有病的胃该是多沉重的负担啊，他在惊异之中只给自己拨了一点点土豆沙拉。
　　“我们喝些什么呢？”贝尔拉赫问，“里格尔茨酒吗？”
　　“好的，里格尔茨酒，”钱茨做梦似地回答。女仆走来，斟了酒。贝尔拉赫开始吃起来，伴着面包吞下了斑鳟鱼、沙丁鱼、红色的虾肉、冷肉片、沙拉、浓肉冻和冷烤肉，他拍拍手，还要装一盘。钱茨看得目瞪口呆，他还没有吃完他的土豆沙拉。贝尔拉赫的酒杯已斟满了三次。
　　“现在来面饼和红瑙恩堡酒，”他叫喊道。盘子换过了，贝尔拉赫在盘子里放了三个面饼，里面满填着鹅肝、猪肉和松露。
　　“您是有病的啊，”钱茨最后迟疑地说。
　　“今天不管了，钱茨，今天不管了。我要庆祝我终于抓到了施密特的谋杀犯！”
　　他喝完第二杯红酒，开始吃第三只面饼，无休止地吃着，贪馋地咽下这个世界上的食物、在颚骨中间把它们辗磨碎，象是一个永远填不饱的妖怪。墙上映出有他本人二倍大的他躯体的凶猛黑影的轮廓，胳膊的有力动作，垂下的脑袋，恰似一个狂欢的黑人酋长在跳舞。钱茨惊愕万分地瞧着病入膏肓者这幕阴郁的表演。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吃，一小口也不送进嘴里，嘴唇也不曾碰过玻璃杯。贝尔拉赫不断地要肉排、米饭、炸土豆和蔬菜沙拉，还要了香槟酒。钱茨发抖了。
　　“您骗人，”他喘息着说，“您没有生病！”
　　另一个人没有立即回答。他先是笑笑，然后就忙于咀嚼沙拉，每一块都细细品味。钱茨不敢再第二次问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是的，钱茨，”贝尔拉赫最后说，他的眼睛粗野地闪烁着，“我是装假了。我没有生病，”于是他把一块嫩牛肉塞进嘴巴，继续吃着，不间断地、无餍足地吃着。
　　这时钱茨明白自己陷入了一个狡猾的圈套，大门已经在他身后砰的关上了。冷汗从他毛孔里沁出来。恐怖以越来越强有力的魔爪攫住了他。对自己的境况认识得太晚了，已经无可挽救了。
　　“您已经知道了，探长，”他轻轻地说。
　　“是的，钱茨，我知道了，”贝尔拉赫坚决而平静地回答，却丝毫没有提高声音，似乎他在说什么无关重要的事情。“你就是谋杀施密特的人。”随后他拿起那杯香槟酒，一饮而尽。
　　“我一直在推测您知道这件事，”另一个人几乎听不见声音地叹息着说。
　　老人的脸容纹丝不动。好似他除了吃之外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他毫不容倩地又第二回满满堆了一盘子米饭，浇上了鲜计，尖顶上是一块嫩牛排。钱茨再度努力对付这个人以挽救自己。
　　“人们查出子弹是属于仆人手里那把手枪的，”他执拗地肯定说。但是他的声音却沮丧而绝望。
　　在贝尔拉赫眯起的眼睛里闪出轻视的眼光。“胡说。钱茨。你知道得最清楚，那是你的手枪，当人们找到它的时候，他捏在仆人的手里。是你本人把它塞进死人的手里去的。仅仅由于发现加斯特曼是一个罪犯。才阻碍了人们看穿你的把戏。”
　　“您绝不可能拿到我的证据，”钱茨绝望地反抗道。
　　老人在椅子里坐直身体、不再是病态而即将崩溃的模样，而是强壮而冷静，一个超凡而卓越的人物，一只正在欢弄自己牺牲品的猛虎，他喝完了杯里剩下的香槟酒。接着吩咐不停顿地穿梭来去的女仆端来干酪；他搭配着吃萝卜、醋渍小黄瓜和青葱。他一直不断地给自己拿新的食物，似乎他只有这一回，最后一回消费大地供养人类的物品了。
　　“难道你始终没有明白，钱茨，”他最后说，“你自己的行为早就给我提供了证据？凶器是你的手枪；你为了救我而开枪射击加斯特曼那条狗，那一颗子弹证实，它和杀害施密特的子弹出自同一武器；你的手枪。你自己提供了我所需要的线索。你救我的命时，你自己背叛了自己。”
　　“当我救您性命的时候！怪不得我找不到那头猛兽，”钱茨机械地回答说，“您知道加斯特曼养了一条嗜血的狗？”
　　“是的。我把我的左胳膊用布缠了起来。”
　　“因此您连那一次也是设了圈套，”谋杀者有气无力地说道。
　　“正是如此。但是你给我提供的第一次证据是你重期五驾车带我经过英斯驶往里格尔茨，给我演了那出‘兰色的夏龙’喜剧的时候。施密特星期三经过楚里柯芬，这我知道，因为那天夜里他把车停在罗斯的停车场上。”
　　“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钱茨问。
　　“很简单，我只是打了电话而已。那天晚上有谁驾车经过英斯和艾尔拉赫，就是凶手。是你，钱茨。你从葛林特尔森林出来。公寓主人也有一辆同样的兰色梅尔西特斯汽车。你盯着施密特已有几星期了，你监视他走的每一步路，你妒忌他的才能，他的成就，他的教养，以及他的姑娘。你知道他正和加斯特曼打交道，你甚至知道，他什么时候访问加斯特曼，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由于偶然的机会，放在施密特书桌上装着材料的文书夹落到了你的手里。你决定接管这个案件，而且杀死施密特，以便有朝一日占有他的全部成果。你考虑得很正确，对你来说，把谋杀罪名加到加斯特曼头上是轻而易举的。当你在葛林特尔森林看见那辆兰色梅尔西特斯汽车时，你知道了你该怎么做。你租借这辆汽车从那天晚上直到星期四。我去葛林特尔森林就为了证实这件事。以后的事就很简单：你驾车经过里格尔茨去谢乃尔茨，让汽车停在特万峡谷森林，你越过森林，从近道穿过山谷到达特万和拉姆波因连结的道路。你在岩壁下静候施密特，他认出了你，吃惊地刹住车。他打开车门，那时你就杀害了他。这是你自己向我描述的。如今你已如你所愿地占有了他的成果、他的位置、他的汽车以及他的姑娘。”
　　钱茨倾听着这位毫不留情的弈棋者，他已向自己“将军”，现在这场令人战栗的宴会结束了。蜡烛燃烧得很不安静，闪烁地照着两个男人的脸，影子凝缩了。
　　死一般的沉默支配着这个漆黑的洞穴，女仆不再进来了。
　　老人现在不动弹地坐着，似乎不再呼吸，闪烁的烛光不断地以新的波纹环绕着他，红色的火焰似乎碎裂了他的额头和灵魂中的冰块。“您戏弄了我，”钱茨慢慢地说。
　　“我是戏弄了你，”贝尔拉赫用一种令人畏惧的严肃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你杀了我的施密特，我不得不抓住你。”
　　“为了去杀加斯特曼，”钱茨补充说，这会儿他理解了全部事实真相。
　　“你说的正是。我半辈子都在追踪加斯特曼。而施密特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让他恨这个披了人皮的魔鬼，一群野兽中的一只高贵动物。但是接着你就来了，钱茨，带着你的可笑的、犯罪的野心，破坏了我的唯一的机会。这当儿我抓住了你，你，这个杀人犯，我把你转变成为我的最最可怕的武器，因为绝望逼着你，一个杀人犯必须找到另一个杀人犯做替身。我把我的目的变成了你的目的。”
　　“这对我说来是地狱，”钱茨说。
　　“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地狱，”老人用一种可怕的平静接下去说，“封·许文迪的插一手把你逼到了顶点，你必须想尽办法揭露加斯特曼是杀人者，任何对于加斯特曼线索的偏离，都能引到你的身上。只有施密特的文书夹还能挽救你。你知道它在我手中，却不知道加斯特曼已把它从我这里拿走了。因而你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早晨来袭击我。我要去葛林德尔森林，总算安慰了你。”
　　“您知道我就是袭击你的人？”钱茨没有声音地问。
　　“从第一秒钟就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只存在一个目的，就是把你逼到绝望的顶点，而当你绝望之极的时候，你去到拉姆波因，为了无论如何要了结这案件。”
　　“加斯特曼的仆人之一最早开的枪，”钱茨说。
　　“星期天早晨我已告诉加斯特曼，我给他派去一个杀他的人。”
　　钱茨晕眩了。他浑身冰冷。“您让我和加斯特曼象野兽一样搏斗！”
　　“野兽对野兽，”从安乐椅那边传来另一个人无情的声音。
　　“于是你成为法官，而我是刽子手，”另一个人喘息着说。
　　“正是如此，”老人回答说。
　　“而我，我仅仅是执行了你的意志，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我只是一个罪犯，一个被人追捕的人！”
　　钱茨站起身，用不受妨碍的右手猛敲着桌面。只有一支蜡烛还亮着。钱茨用燃烧的眼睛在黑暗中辨认老人的轮廓，但是只能看见一个不实在的黑影。他作了一个无把握的、试探性的动作把手伸进外衣口袋。
　　“算了吧。”他听见老人说，“毫无意思，路兹知道你在我这里，而且妇女们现在还都在屋子里呢。”
　　“是的，这毫无意思，”钱茨轻声回答。
　　“施密特案件已经了结，”老人的声音穿透黑暗的房间传来。“我不会告发你。但是走开吧！不管去哪儿都行！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我判决了一个已经够了。走吧！走吧！”
　　钱茨垂下头，慢慢走到外面，消失在黑夜中，大门关上了，稍过片刻一辆汽车从门口驶过，蜡烛熄灭了，还最后一次以刺目的火光照亮了双目紧闭的老人。
　　
二十一

　　贝尔拉赫整夜坐在安乐椅中，没有站起身子，没有动弹一回。那巨大的、如饥似渴的生命力，曾经一度在他身上有力地进发的，现在崩溃了，行将熄灭了。老人曾大胆地演了一场戏，但是有一点他欺骗了钱茨。当第二天一早天刚破晓时，路兹冲进屋里来，昏乱地说，钱茨驾车在里格尔茨和特万之间和火车相撞死了，他发现老探长已然病危。老人困难地让他通知洪格尔托贝尔。现在是星期二，可以给他动手术了。
　　“还有一年，”路兹听见目光瞪视着窗外玻璃似的晨光的老人说，“还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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