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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l841123 于 2016-9-13 01:56 编辑 ( d2 g: Q0 o3 @! m+ H. P# |
k2 j- n: y" S日本的列车、飞机出奇的准点,有一项统计数字说:日本从1949年到2001年间,所有列车、航班的晚点时刻加在一起只有2.5分钟,平均误点率只有0.6秒。由于这个原因,在日本推理小说领域,衍生出一类专以列车为舞台,以时刻表为推理要件的小说类型,时人称为“铁路旅情推理小说”。所谓“旅情推理小说”,是指以旅行作为小说的题材,叙述在旅行中发生的案件的侦破活动,同时也兼顾介绍各地风土人情、旅行风光的侦探小说。 很多读者对铁路时刻表推理小说的记忆,都是从松本清张的《点与线》开始的,这部1957年4月开始连载于《旅人》杂志上的长篇推理小说,以政治贪污为话题,因为揭露了日本上层社会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问题,成为改变日本推理小说方向,创立“社会派”推理小说旗帜的发端作品。因此,很多人以为它是铁路旅情推理小说的发轫之作。 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准确。与大家公认的事实一致,当代侦探小说的发源地在西方,英、美两国不但率先确立了现代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游戏规则和文学意义,同时也率先衍生出侦探小说的各个子类别。在当代侦探小说领域,“旅情推理小说”是一种重要的创作形式,其源头也无疑离不开欧美的首创。1920年,英国作家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创作出震惊西方的侦探小说杰作《桶子》,作品以木桶藏尸为线索,以铁路、轮船的复杂运输及交换尸体为手段,布置出一幕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奇案故事。本小说中就出色地利用了多种交通工具的时刻表,对读者进行了复杂的蒙蔽。 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1879年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父亲是英国陆军的军医,客死他乡。母亲和别人再婚后,在北爱尔兰将他养大成人。他17岁便到一家铁道公司当见习技师,以后升为铁道工程师。1912年结婚,但一直没有孩子。克罗福茨原本的职业是土木工程师,但私下对铁路也颇有研究。1919年,40岁的克罗福茨生了一场大病。在长期疗养期间,他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试写小说。他后来回亿说,当时“完全是为解闷而消磨时间”,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版。病愈后,他重读自己的作品,产生了自信心,于是经过推敲修改后送给一家有名的侦探小说出版社。这篇作品被采用,便是此后震惊侦探小说文坛的《桶子》,于1920年出版,立时轰动英国,连续再版,并一举打败了当时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 《桶子》讲述年轻画家雷恩·费利克斯一天接到邮局寄来一只大桶,他未打开,当夜桶子被盗。警方找到桶子,里面放着其巴黎好友拉弗尔·波瓦拉妻子雅内特尸体及若干金币!雅内特曾是费利克斯情人,画家成了谋杀嫌犯。警方发现装尸桶子寄出后,仍有两只桶在巴黎、伦敦间交换运输,一只被人冒费利克斯之名领走,另一只被不知名者寄往巴黎,且领回第三只桶。伦敦、巴黎两地警察联合调查,雅内特丈夫拉弗尔·波瓦拉成为嫌犯,其却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小说利用火车时刻表,制造凶手案发时不在现场的伪装,手法复杂多变,推动长篇解谜侦探小说勃兴,道格拉斯·多姆森于《侦探小说作家论》中,赞其为英国最杰出侦探小说;日本侦探小说家井上良夫赞此书是“侦探小说界殿堂之作,其它不论构思多精巧的小说,在这座宏伟建筑面前都显得寒碜,难登大雅之堂。” 《桶子》核心是交换,综合运用替换、误导等手法,以两只桶反复传运,制造三只桶的假象,运桶路线及桶子如何交换,木桶邮寄地址及时间误导等,是小说第一重谜。波瓦拉浮出后,具有“不在场证明”,该证明运用伪造第二现场、身份伪装及列车线路误导等把戏,结合换桶圈套,模糊案发现场及时间,凶手隐蔽术更难看破。但作品中各圈套相互独立,除换桶圈套累加多种手段,伪造第二现场,列车换乘及伪装圈套,都各自独立作用,互无干涉,比后世同类作品要简单。 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中,发现了“伪造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这个有趣的谜团设计方法,并将其运用到侦探小说里,构建起一套所谓的“写实主义解谜侦探小说”。这类侦探小说同样以解谜为主要目的,但是它所破解的谜团,崇尚现实性、合理性,与读者及整个社会生活联系紧密,故事情节真实而贴近大众,不推崇离奇的幻想。其小说的构思繁复奇巧,故事衔接紧凑,转折之处不露痕迹,拥有最扎实、最无懈可击的布局;其笔下侦探约瑟夫·弗兰奇警探长细致明睿,善于从微小的细节之处潜查案件破绽,并能抽丝剥茧地细细打破凶手创造的复杂“时刻表诡计”;与传统侦探依靠逻辑推理破案,“心证推理”胜于一切不同,工程师出身的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明显更重视程序与细致调查,针对于破解利用时间诡计为障眼法的“时刻表诡计”,详细调查每趟列车的行走时间是破案的不二法门。因此,约瑟夫·弗兰奇警探长破案中总是不辞辛劳,四处调查、到处走访,悉心搜集一切情况,从而做出细致周详的归纳,再依据时刻表看出凶手的诡计;所以在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作品中,读者经常看到笔下警察不厌其烦地到处走访,细致调查案件的每一个关系人,弄清楚案子的每一个细节的劳累过程。同时,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也是现代警察程序小说的缔造者,工程师的身份也使他更相信程序,而不是什么灵光一闪的“神迹”,他书中详细描写了警察如何按部就班的、一步步按照规章逐步找出凶手的过程。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的小说情节紧凑,逻辑推理非常严密,每一个环节都丝丝入扣,美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称赞他是“情节最到位的作家”。 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被称为“不在场证明”的大师,他的小说专以展现一种谜团——伪造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作为主要设计方面。相对于约翰·狄克森·卡尔专门设计“密室杀人”谜团,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专注研究的“不在场证明”谜团的设计和破解,具有更为现实可信的特点。据说他在某篇小说里设计的凶手伪造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经警方验证完全可行,他还经常和英国警察合作,一齐研究犯人制造伪证的手法。“伪造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是犯罪分子为了逃避嫌疑,从物理上否定作案的手法,在侦探小说里,它往往呈现出一种伪证。例如某被害人经验证,是在当夜19:00~19:30之间被谋害,警方锁定了一个嫌疑人,但该嫌疑犯却提出一个证据,证明自己无法在19:00~19:30之间在案发现场作案,例如当时他正和朋友在一起、他正在行驶的火车或飞机上、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等,总之他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与被害人接触,因之从物理上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性。但这个“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很多情况下是伪造的,例如移动案发现场、伪造案发时间、混淆事件顺序、掩盖作案手法等,都能达到伪造不可能作案的假象。到底犯人如何伪造了证据?就成为该类小说的主要谜面。而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的作品,就是专门研究破解这些巧妙手法的小说。 但不可思议的是,傅利曼·韦尔斯·克罗福茨创造的这种铁路推理作品,在西方显然并不欢迎,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其以间谍夫妇为主角的某个短篇小说里,曾经尝试写出时刻表推理小说,但效果并不理想,作家自己也叫苦不迭;而另一位侦探小说大家多萝西·利·塞耶斯也尝试创作该类型,在其《五条红鲱鱼》中,曾部分使用铁路时刻表诡计,但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我想大概是因为这种小说严重依赖理性逻辑的推理演算,十分强调数学逻辑和推理步骤的逐层演进;而丝毫没有感情因素的渗入吧,因此对生性浪漫的西方人而言,时刻表推理犹如毫无趣味的数学运算题,缺乏感情的互动与心理体验,未免生硬单调,在西方或许不受欢迎。不过仍然有作家尝试创作,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当属20世纪30年代英国侦探小说名家查尔斯·戴利·金的“陆海空三部曲”——《铁路奇案》《海上谜案》《远走高飞》,其中的《铁路奇案》曾被日本铁路推理爱好者屡屡提及。 早在20世纪30年代,铁路时刻表推理小说即介绍到日本,并出现了苍井雄这样的仿效者,1936年苍井雄创作了日本首部破解利用列车时刻表伪造案犯不在现场的证明的侦探小说《船富家的惨案》,开启了日本铁路旅情推理的先河。苍井雄(1909年1月27日-1975年7月21日)本名藤田优三,出生于京都府宇治市。在大阪市立都岛工业学校(现大阪市立都岛工业高等学校)电力系毕业后,进入了当时一个大型电力公司宇治川电气担任技术人员。二战期间以及战后成为关西电力的员工,一直工作到退休,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其处女作是1934年创作的一部主题晦暗的短篇小说《狂躁曲杀人事件》。1935年,以《犯罪魔》一书应征春秋社举办的侦探小说奖。受到江户川乱步的赏识,获得国内作品第一名。1936年改名为《船富家的惨案》,这是日本首部铁路题材的长篇推理小说,对后世诸如鲇川哲也、松本清张等铁路时刻表推理名家都产生过影响。苍井雄的作品一般以中年私家侦探南波喜市郎为主角,主题则大多和“不在场证明”有关。如《濑户内海的惨案》,内容和布局的构想都十分强大。 《船富家的惨案》作为日本首部时刻表推理小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小说讲述船富夫妻在外出度假时遭遇谋杀,妻子被杀害在旅馆,而船富则不知所踪。警方调查发现,尸体明显有移动过的痕迹,死者似乎并非在旅馆杀害,而是死后又由别处移动至此。警方锁定被害人的女婿,但他却有着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明”。警方通过分析列车时刻表,终于破解了凶手的计谋。《船富家的惨案》运用列车时刻表制造“不在场证明”,手法并不复杂,构思也较简单,但它是日本首部列车时刻表推理,其地位不可忽视;另外,小说设计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长篇推理小说的架构,内容复杂但不累赘,充分运用了长篇推理小说的优势。 不过,由于该类作品谜团设计复杂、推理非常繁琐,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作家喜欢。战后十年一度只有鲇川哲也一人坚持创作该类作品,鲇川哲也在“伪造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的手法设计上穷极心智,设计出了融合物理与心理、以时刻表为根基,同时融合心理盲点、物理手段、逻辑盲区等于一体的复杂谜团架构,成为日本“伪造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类侦探小说的最高导师。其代表作无疑是1956年创作的《黑色皮箱》,曾应征当年讲谈社主办的“新作侦探小说全集”第十三卷面向新人的征稿比赛,不但在预赛中击败了西村京太郎的《三零一号列车》等实力雄厚的竞争作品,在决赛中继续击败藤雪夫创作的,搀和密室杀人、密码破译与“时刻表诡计”等诸多谜题的本格推理小说《狮子星座》,以及鹫尾三郎以大家族遗产争夺为背景,挑战密室谋杀与瞬间消失的奇想本格推理小说《栖身酒藏的狐狸》,最终一举夺得百万圆奖金,堪称是日本铁路推理首屈一指的作品。 《黑色皮箱》的故事发生于1949年底的12月至次年即1950年2月之间,东京汐留火车站于12月10日突然接到一件装着男尸的黑色皮箱,皮箱三天前从九州福冈筑丰本线上的二岛车站寄出。接手案件的梅田警部补发现:皮箱的寄件者近松千鹤夫秘密进行毒品交易,与装入皮箱的死者马场番太郎产生贸易矛盾,有重大犯罪嫌疑,梅田警部补调查得知:近松三天前从二岛车站寄出一件黑色皮箱,然后从九州鹿儿岛干线的福间车站,买了去神户的三等车票并自此失踪。警方向关西地区申请搜捕,近松千鹤夫的尸体在神户附近的大阪府冈山县下津海滨被发现。接手案件的鬼贯警部发现近松千鹤夫12月7日与另一位戴着蓝色眼镜的男子在二岛车站寄出一件黑色皮箱,并领回另一只黑色皮箱,交给戴着蓝色眼镜的男子后,从福间车站搭乘2022次列车前往别府,并在中途寄出一张名信片;而戴着蓝色眼镜的男子则从远贺川车站,向东京汐留火车站寄出一件一模一样的黑色皮箱,但他寄出的皮箱只有二十公斤,远远不够尸体重量。而装尸体的皮箱并没有从二岛车站寄往东京汐留火车站,反从东京汐留火车站寄到了二岛,被戴着蓝色眼镜的男子在九州二岛车站领出,下落不明。而后,戴着蓝色眼镜的男子从若松搭船渡过对马海峡,离奇失踪。凶手如何杀人,成为本作核心谜团。紧接着警方又调查出膳所和蚁川有对近松千鹤夫的重大杀人嫌疑,近松曾破坏了膳所的婚姻,与蚁川有贸易纠纷;且黑色皮箱是由膳所处借给蚁川的,但他们却分别拿出工艺品陶瓷盘和彩色照片,来证明自己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另外,装尸体的皮箱也被证实为近松千鹤夫所有,不存在通过交换皮箱,以第二个皮箱蒙蔽警方的障眼法。因此,蚁川爱吉成为重大嫌疑犯,但他以照片证明,案发期间自己去了东京西边的奥多摩,并在那里拍摄下彩色照片;后经长崎跨海去了九州的大分县,而后又向西坐船前往大阪,再乘火车回到东京。他活动的每个时间和地点都有明确的人证和物证,因此没有时间前往九州二岛杀死马场番太郎,也没有时间前往关西的冈山县杀死近松千鹤夫。这个“不在现场的证明”因为有在奥多摩拍摄的彩色照片、在德山车站报案的警官及手写报案单上的笔迹、渡过“对马海峡”乘船时的目击乘客、大分县旅馆的服务人员、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等人和物共同作证,而变得异常坚不可摧。如何破解凶手巧妙设计的时间障壁,成为本小说最大的看点。 《黑色皮箱》小说设计的案件核心在于“交换”,黑色皮箱的交换、尸体的交换、“蓝眼镜”的交换、列车的交换、铁路线的交换、接头地点的交换等,鲇川哲也利用了一系列的“替换”手法,对案件进行了多重遮盖,使读者纵使能看清楚一个策略,但也总会被案件中层出不穷的复杂作案手法,搞得晕头转向。在这部小说中,除了黑色皮箱、作案地点、嫌疑人(即戴着蓝色眼镜的男子)、尸体和黑色皮箱等被反复交换、反复混淆外,列车、站点、线路等固定元素,也被作者通过错觉包装,进行了巧妙的交换。作者利用人们视觉、听觉及心理上的错觉,对看到的人和物,采取多次混淆与替换,使读者眼花缭乱,一再被错误引导,使整个案件疑云重重,复杂难解。整部小说充分利用日本的地理优势,又对列车站点与作案地点进行了复杂的设计,让读者晕头转向,难以看破,这是其能被日本读者惊叹的重要原因。其实《黑色皮箱》中涉及的列车时刻表并不算十分复杂,甚至还不如森村诚一《高层的死角》来得复杂紊乱;但是,作者给予庞大的信息量,使读者短时间内难以记住;而作者又运用“交换”手段,对诸多地点、人物、时刻表信息反复混排,以致错乱了读者思维,这才感到案情异常复杂。另外,作者布局宏大,凶手杀死两个人,为了蒙蔽警方,一面欺骗死者为自己制造假的行踪,带着两个死者,先后去了本岛、九州和四国的多个地方,除了北海道,嫌疑犯几乎跑遍全日本,如此大规模的地区移动,势必带来庞大的地理信息量,而凶手用来蒙蔽侦探的诡计,就巧妙隐藏在这些跑遍全日本的复杂地理路线及地名中,使读者在短时期内,被庞大的地理信息所冲击,难以招架复杂至极的地图信息。 在列车时刻表的运用上,《黑色皮箱》一开始设计的是伪造第二现场的手法,虽然这也算是伪造“不在场证明”的惯用手法之一,但鲇川哲也显然没有把第二现场的手法当做重点,随后便设计了一连串“交换”的戏法来巧妙蒙蔽警方,将鬼贯警部的视线引向歧途。不过,为了充分展示列车时刻表推理,作者对由第二现场推理第一现场,做了复杂的设计,各铁路支线,各个列车站点复杂排布,令读者眼花缭乱。随后,在伪造“不在场证明”手法时,作者让嫌疑犯一连跑了日本四岛中的三个岛,在复杂曲折的旅行途中,嫌疑犯一再玩弄诡计:两个皮箱的替换、人物身份替换、列车替换、地点替换、线路替换等等,一系列手法眼花缭乱,令侦探难以招架。另外,心理误导也是该小说能够令人惊讶的重要原因,除了两个皮箱的巧妙替换外,蓝衣人的障眼法、车站前擦皮鞋孩子看到的蓝衣人、搬运工听到的对话、别府寄出的明信片诡计、小河内旅馆服务员的所见所闻、“射干花号”跨海渡轮上的蓝衣人、德山车站执勤的公安官看到的嫌疑犯身影等,凶手在这些地方,都巧妙运用了心理误导,使看上去、听上去证据确凿的真事,其实都蕴涵着一连串的骗局。 《黑色皮箱》发表之后,鲇川哲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江户川乱步赞誉本书为“战后日本推理小说的里程碑”。由于该原因,鲇川哲也一夜成名,约稿不断,此后一年间,在江户川乱步的大力扶持下,他先后发表了《五个钟表》《死于早春》《二之宫殉情案》《快车“出云”号》《不完全犯罪》《逆风》《死亡的风景》《伪造的坟墓》(后两篇后来被作者改写为长篇小说)等一系列破解“不在场证明”的短篇佳作,迅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写实主义本格推理小说健将,公认的“不在场证明”大师级作家,这些小说都以破解“不在场证明”为核心,设计了各种巧妙的伪装与误导,其中《五个钟表》更被江户川乱步认为是“日本第一短篇推理小说”,该小说有一个类似于“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常用背景:在政府贪污事件调查正紧时,掌握政府高层贪污内幕的重要证人笹本万作,被人勒死在自家卧室,死者上司椙田博人因卷入政治贿赂事件,被怀疑是重大贪污犯,如果死者笹本万作出庭作证,他就会被以贪污罪名起诉,因此警方怀疑椙田博人杀人灭口,但案发当夜,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有人证及物证,证明其不在案发现场,关键的物证为嫌疑犯当晚各个行动时,指示行动时间的五个钟表,警方调查发现,五个钟表的指示时间都准确且无法调拨,因此,椙田博人当晚的行动被五个钟表证明固定,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鬼贯警部却通过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发现所谓“五个钟表”锁定嫌疑犯行动时间,完全是罪犯椙田博人误导警方的假戏。在这个短篇中,鲇川哲也体现了他设计“不在场证明”的原则——以心理误导为主,着重设计逻辑错误以伪造“不在场证明”,而对诸如造假证据、通过隐瞒关键线索来制造谜团则不屑一顾,这也是鲇川哲也为后世敬佩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作品中的设谜和斗智,能够完全做到与读者公平竞争,即使是时刻表推理,也决不隐瞒丝毫线索,其小说中但凡用到的时刻表,都完整地在小说中列出来,且作者限定,自己只能用到列出的时刻表参与推理,不能用未列出的时刻表。例如《死于早春》讲述两位工人同时爱上一女子,引发仇恨,工人国领一臣被人发现杀死于东京吴服桥,其“情敌”布田福次郎则连夜潜逃到静冈。但当警方将准备逃跑的布田捉拿归案后,他却拿出一连串“不在场证明”否定其作案,鬼贯警部费尽心思,勘破伪装。本作与上作体现出鲇川哲也在伪造“不在场证明”设计上的几个重要特色:1、突出逻辑性,善于以逻辑盲点来制造“不在场证明”,通过误导读者的思考来制造谜团。因此,鲇川哲也一般不靠隐瞒关键线索(例如存在未发现的铁路支线或不为人知的列车车次、未发现关键物证等)来制造“不在场证明”;2、推理和谜团设计的重点强调逻辑误导,鲇川哲也不喜欢设计繁琐的时刻表推理,其小说中的时刻表在“不在场证明”设计中一般是应用性的,而不做指向性。鲇川哲也小说中的“不在场证明”只是拿时刻表作为工具,其“不在场证明”设计则主要靠错误联系、误认、误听等一系列逻辑误导造成,例如《二之宫殉情案》讲述一男子和女友在指定的地点汇合后双双服毒自杀;在其自杀同一时刻,其仇人被杀死在家中,自杀的殉情男女因服毒未果而双双被救生还。鬼贯警部怀疑其蓄谋杀害仇人,并伪装自杀脱罪,调查的结果,此人在和女友自杀前十数分钟里,还被人目击到在距离死者死亡地点最快一小时火车车程的地方,且当夜火车已经驶出最后一趟,不可能赶到现场杀人或转移尸体。到底他如何制造的“不在场证明”?本作就利用了心理上的“误认”,案发当夜,证人因为误认了一趟列车,导致随后相应地也错认了“自杀”的地点,把距离犯罪现场较近的地方,误认为罪犯无法到达之所,因此造成了坚实的“不在场证明”。这种设计,使逻辑推理最大限度发挥作用。3、与读者公平竞争,一切线索都全部告诉读者,如果小说中出现了列车时刻表,鲇川哲也会将所用到的时刻表,全部列在小说上,且设计谜团和推理时,只限用列出的时刻表,决不随便牵涉其他读者未知信息;而且,作者在小说最后,都如实标明所用时刻表的版本和出版社,以此达到时刻表推理对读者完全公平,例如短篇小说《死于早春》一开头,鲇川哲也便明确指出:“为了让读者切实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本篇中列出了列车时刻表——一堆索然无味的数字,请各位随时对照参考。如此一来,相信大家就能充分了解,罪犯是如何施展诡计,甚至使老道的鬼贯警部也困惑不已的了。”鲇川哲也设计解谜桥段,与读者斗智时严格遵循公平性原则,始终与读者站在同等思维平面上,掌握等量信息的教条,赢得了读者的尊重。 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鲇川哲也以《憎恶的化石》和《黑色的天鹅》两部鬼贯警部系列长篇推理小说,一齐得到第十三届“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奖”,两部作品都是专注于瓦解“不在场证明”的铁路时刻表推理小说。《憎恶的化石》讲述在有乐町的剧场中,即将结婚的神崎惠美子离奇跳楼而死,警方起初认为是自杀,但惠美子的同行女友言之凿凿认为其是被杀害的。随后,一位名叫汤田真璧的私人侦探,被杀死在热海的旅馆里,现场经过精心的伪装。但警方从其随身行李中,发现他曾和死者神崎惠美子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以此屡屡敲诈她,且神崎惠美子跳楼自杀时他就在现场,因此,其自杀有可能是受到汤田真璧要挟所致。警方从死者现场留下的一枚染血的纪念章入手,调查出汤田真璧掌握了一件重大谋杀案的秘密,此案牵涉十二个嫌疑人,都受到汤田真璧的屡屡敲诈。警方对这十二个嫌犯依次调查后,发现每个人都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其中有五人因为案发时在一起聚会,具有相同的“不在场证明”;其余七人则分成若干组,形成几个各异的“不在场证明”。最后作品将疑点集中在神崎惠美子的未婚夫上,在神崎惠美子死亡时,汤田真璧就在现场,也许汤田真壁就是杀死神崎惠美子的凶手,其未婚夫有重大的复仇杀人嫌疑。但他的“不在场证明”经由警察作证,变得最为坚固。小说是伪造“不在场证明”手法的集萃,十二个嫌犯用了各种蒙蔽警方的虚假“不在场证明”,鬼贯警部靠着机敏的思维,一一破解,深显鲇川哲也在伪造“不在场证明”设计上的功力。 《憎恶的化石》的情节套路与《黑色皮箱》类似,从一枚染血纪念章入手调查,逐步找到嫌犯,进而破解复杂的“不在场证明”,小说中有几乎一半篇幅都在叙述警察搜索相关物证,以及对嫌犯的一一排查、访问,情节叙述与松本清张的作品非常相似,充满了高度的写实主义社会性特点;唯一不同之处是,该作品没有任何的社会批判和揭露色彩(严格说来,《憎恶的化石》也有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揭露和谴责,但那不是重点;另外,本作揭示的社会问题,也与“社会派”推理小说通常揭示的“社会问题”的目标和着眼点不同),显示了作品坚挺的本格解谜特色。小说重视对严密的调查和缜密逻辑推理的表现,虽然警方调查的篇幅过长且稍嫌无聊,但一旦进行到对伪造“不在场证明”的破解上,情节节奏明显加快,充满了强烈的悬念性,吸引读者一口气读下去。 小说《憎恶的化石》中设计的伪造“不在场证明”的手法,与《黑色皮箱》的不同点,在于它是静态设计,并不依靠嫌犯的复杂运动,形成一连串的“不在场证明”。小说重点破解两个“不在场证明”,其一是警方在汤田真璧的遗物中,发现一卷胶卷,经调查得知:该胶卷是汤田真璧秘密调查某家庭主妇与人私通的证据,汤田真璧借此敲诈受害人,因此敲诈对象有重大杀人嫌疑,但嫌犯在案发时却与情人外出幽会,并得到了旅行当地的人证,同时与对方有矛盾者证明嫌犯不在现场;鬼贯警部从该证人的经历时间顺序及手表的细节入手,破解他们虚假的“不在场证明”。但嫌犯招供后却说,在其找到汤田真璧并欲实施犯罪时,发现汤田真璧已经先被他人杀死,且现场出现的一枚血手印,也与该嫌犯手纹形状不合,这也证明了案发时现场另有他人。 小说随后进入第二个关于列车时刻表的“不在场证明”,因案发现场发现的那枚血手印,警方根据手纹锁定一位嫌疑人,但他却在案发时坐在从东京开往滨松的列车上,因此不具备作案时间。第一个“不在场证明”充分利用了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将伪造时间点与逆向思维的手法结合使用,谜底揭开时委实令人吃惊;第二个“不在场证明”则是实打实的时刻表推理,警方要找到嫌犯在中途哪一站下车,赶往案发地杀人后,再如何搭上列车离开。本来此计策可以设计很复杂的时刻表推理,如藤雪夫的《狮子星座》和松本清张的《时间的习俗》就属于该类计策中,将时刻表推理设计的较为复杂的那种;但鲇川哲也这回对时刻表推理的设计,却并非使用列车复杂的换乘来蒙蔽警方,而是在时刻表上做文章,通过时刻表而不是列车上的玄机,制造蒙蔽警方的心理和逻辑障眼法,设计的简单却很出人意料,堪称新颖巧妙。小说中的两个“不在场证明”分别由两个嫌犯所提供,在破解第一个“不在场证明”后,原本已经恍然大悟的读者,不料嫌犯另有其人,使“不在场证明”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产生情节逆转,带给读者小小的意外感。 《憎恶的化石》的故事情节及办案程序,完全按照“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常见的警察逐一寻找嫌犯,逐步调查线索展开,小说读上去比《黑色皮箱》更加类似“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风格。鬼贯警部在本作中的出场时间比前作更晚,作品进行了一半多时,鬼贯警部才姗姗来迟。此时所有的调查都已完成,鬼贯警部出场之后,仅靠着阅读其他警察的调查材料,再稍微做了一些调查走访以做验证,就迅速破解了某位嫌犯与情人外出幽会时安排的“不在场证明”,让其中一个嫌犯吐露实情。小说的第一重山庄“不在场证明”我认为安排的比较好,比依靠复杂的列车时刻表构成的第二个“不在场证明”显得出人意料,体现出思维盲点和逆向推理的妙谛。第二重“不在场证明”虽然是列车时刻表推理,嫌犯在案发时间内,正坐在由东京开往滨松的列车上,因此如果他中途下车并倒车杀人,则一定得在最短时间内,再次坐上前往滨松的那趟直达列车,但是,时刻表显示这是做不到的,这成了警方难以攻破的障壁。这个“不在场证明”的破解看上去对读者有些不公平,但设想绝对新颖,它并非使用通常读者所看到的列车换乘及时间盲点的手法,而是在时刻表上做文章,使用时刻表障眼法,使推理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歧途;但是该骗局也有弱点,就是极好看穿,只要洞察了核心手法,一切时刻表安排的陷阱都将无效,因此该计谋算得简单巧妙的时刻表诡计。 《黑色的天鹅》是鲇川哲也的另一部时刻表推理代表作,参与评选第十三届“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奖”的江户川乱步盛赞本书为“日本铁路推理的最高杰作”。本作有一个“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常见背景,以大企业的劳资纠纷展开情节:东和纺织厂的工人因报酬过低,厂方领导未经工人得知而非法私拆工人信件,以及厂长逼迫工人加入萨满教而举行罢工,但厂方负责人通过收买工人代表,使工人代表抛弃、背叛了罢工领袖——公司工会的正副委员长恋之洼义雄与鸣海秀作。罢工即将失败之际,厂长西之幡豪辅某天深夜,遭枪击而陈尸东北本线久喜车站附近的铁轨上;油漆工高原在为铁路桥栏杆上漆时,发现桥栏杆下行驶过的列车顶上,留有死者的血迹;在两大师桥上溜狗的青年,也在桥边发现了死者血迹,警方判断:西之幡是被人谋杀后,从两大师桥栏杆上抛下,恰好落在行过桥下的火车顶,被高速行驶的列车抛甩在铁轨上;警方在两大师桥附近,顺利找到了死者的轿车。西之幡豪辅生前。曾接到工会负责人扬言夺其性命的恐吓信,为防止被害,他每晚都临时变换住宿地点,凶手如何找到他并杀害的?西之幡被害前行踪诡秘,下午本打算会见生意伙伴,却临时改主意,独自前往日本桥的百货公司,欣赏墨西哥绘画展,此后又有一段单独行动的空白时间,不知他去何处见了何人。警方查到有动机的谋杀嫌犯主要有:罢工领袖、公司工会的正副委员长恋之洼义雄与鸣海秀作;在死者死亡后,可以顺势成为董事长的副社长龙春彦,及可以继承遗产的死者的妻子;还有因死者答应工人信仰自由的罢工要求,而被激怒的萨满教主与负责人知多半平几人,萨满教的人甚至威胁死者“不听话就取他性命”,经过调查,半年前因与教祖反目、背叛萨满教的流浪魔术师尾鹫庆一被人杀害,最大嫌疑人即负责人知多半平。但他们都有案发时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知多半平在流浪魔术师尾鹫庆一被杀时,也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警方发现常务董事的女儿敦子与工会负责人鸣海之间有恋情,他们同样因案发时,坐在从金泽站发车,通过福井县的“日本海”号夜行列车上而不在现场。警方一筹莫展之际,电台广播剧配音演员村濑俊夫声称,自己在案发当夜推测的死亡时间里,与朋友在池袋车站东口的“兰兰”中华料理店里,看到西之幡豪辅进入店里吃饭,其目击到的那人穿着与尸体身上的一样,他吃的饮食也与法医检验的死者胃内残存的食物一样,死者竟在法医推测的被杀时间里,远离案发现场并被目击到还活着!一星期后,行驶在东海道本线上的快车“月光”号上,一乘客因饮了下毒威士忌而亡,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伪装西之幡豪辅的假胡须和假发,莫非此人是杀人犯同伙,被凶手利用假扮西之幡豪辅后杀人灭口?警方误认为利用“月光”号快车上的死者伪装西之幡豪辅、并将之杀人灭口的嫌犯是知多半平,但他亦遭杀害于长冈:他或因目击到真正凶手杀害西之幡豪辅,恐吓凶手而遭其杀人灭口。电台广播剧配音演员村濑俊夫某夜和鸣海饮酒大醉,声称自己发现了西之幡谋杀案的关键秘密。他醉酒冲出酒馆后开车醉驾,汽车撞墙后碰死了村濑俊夫,他到底掌握了什么秘密?鬼贯警部从西之幡豪辅死前一天下午失踪的原因查起,找到一张被撕了一半的照片,照片上是个只有下半身的女人,身后有露出一半的汽车牌照。这张照片藏有什么秘密?与西之幡豪辅的死有何关联?鬼贯不辞辛苦赶往京都、大阪等关西地区,又跨海赶到九州追踪,对照片里的妇人身份及拍摄地点展开探察,逐步揭露出一位风尘女子的悲惨遭遇,弄清了案件的真正动机。凶手出人意料,且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 《黑色的天鹅》以“不在场证明”入手,主要篇幅虽是追查动机及照片上的神秘女子,但当鬼贯警部查出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也调查明白了她的动机和社会背景后,该嫌疑人却并不存在谋杀西之幡豪辅的“不在场证明”,这使案子突然一变。随后,该嫌疑人却在知多半平被谋杀的案件中,因乘坐在五点五十分从上野发车,于二十点零四分到达终点站新泻的信越本线311次列车,并在车上报告了遗失;当时列车正经过长野县,因此其拥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莫非案件中存在不止一个凶手?调查发现,嫌犯在西之幡豪辅被杀时,去药店买药了,这个行动被药店老板证实,使其再次具备了谋杀西之幡豪辅的“不在场证明”。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两个“不在场证明”都是伪造的吗?书中虽写到知多半平在流浪魔术师尾鹫庆一被杀时,也有牢固的“不在场证明”,但这个问题作者随即就解答了,故不构成谜题。 《黑色的天鹅》中的伪造“不在场证明”的手法,一个是列车时刻表的复杂推理,作者在设计时,却利用“竹叶糖”这一不起眼的零食,使该时刻表圈套附加了心理骗局,谜题最终落脚为“凶手如何同时出现在两趟火车上”?对该问题的解答,用到了日本列车的一种特殊情况,但即使读者不知道该列车的特点,也完全能从逻辑矛盾上,推理出这个特殊情况,小说里鬼贯警部就是根据逻辑,推理出了列车上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解开了“一个人如何同时出现在两列火车上”的离奇谜面,令读者拍案叫绝。在西之幡豪辅被杀死并抛尸列车顶的案件中,“不在场证明”则看似是列车时刻表圈套,实则是心理圈套,作者巧妙地将推理小说中某个经典骗局,结合列车时刻表进行包装,利用读者的逆向思维,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使小说看上去是时刻表问题,实则是心理和误导的问题,教读者不可思议。 《黑色的天鹅》在解谜过程中,融入了当时比较时髦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议题,即对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劳资矛盾的表现,以及战后女性沦落风尘的悲剧控诉。小说把背景设置为工人罢工,并借鸣海秀作之口,控诉了厂长西之幡豪辅对工人的虐待:“他只考虑到资方的利益。我们工会要求加薪,跟其他的大工会那种,把罢工当成定期节庆活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根本就活不下去。没有多余的薪水可以储蓄,到了退休年龄被迫离职后,明天的吃穿就没有着落了。我们卑微的心愿,只是希望至少能免于不安,过着像人的生活而已,这绝不是错误、无理的要求。公司的钱多得像山一样,我们要求的薪水公司是有办法负担的,但是社长却无法理解我们的心声。既然他小时候也曾尝过困苦的滋味,希望他稍微听听我们的理由,这应该不会太过分吧。”鸣海秀作替工人呼吁,希望资本家能照应工人艰难的生活,可惜西之幡豪辅只顾自己纸醉金迷,对工人的困顿生活毫无所动。鸣海秀作愤怒地揭露西之幡豪辅生活腐朽、作威作福,还诡诈阴险,令工人感到愤慨:“他可是个酒色财气样样来的糟糕老头啊。我们有专门收集公司情报的秘密机关,所以知道得一清二楚,打字员办公室里,所有打扮得稍微漂亮一点的女人,几乎都会被社长宠幸过。我想你们应该已经见过灰原秘书了吧?性好渔色的社长居然会选择男人当秘书,这你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西之幡明明好色,但又怕被别人指摘其生活作风问题,竟借口工人要暗杀他,通过工人打掩护,秘密寻找女人外宿:“你知道社长怕我们晚上去暗杀他,所以天天找不同旅馆住宿的事吗?我们又不是赤穗浪士,怎么可能会做出夜袭这种蠢事。我想社长自己应该也很清楚才对,为何他还要一副自以为是吉良上野介的样子,四处躲来躲去呢?因为这样,他就能以躲避工会激进分子袭击为由,在待合茶屋跟妓女相会了。而且这样一来,连他那位歇斯底里的夫人,也无法过问他的行动。这是社长为了能安心地跟艺妓大玩特玩而打的如意算盘。”虽然鲇川哲也对资本家的腐朽揭露的浮光掠影,《黑色的天鹅》也是以解谜为中心,但对工人的表现,使作品带上了劳工阶级的色彩,赶了一回“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时髦。 小说的中段,鬼贯通过追查半张女性照片,挖掘出一位品学兼优、本当有大好前途的女性,却无奈沦落风尘,最终被西之幡豪辅威胁、操纵,只能靠做西之幡豪辅的外妇糊口,任人欺凌、摧残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日本战后荒凉的社会,造成女性被迫成为风尘女子,靠出卖色相才能养活,以及被男性肆意凌虐、威胁的悲剧社会现实,主旨与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并进一步揭露出西之幡豪辅卑鄙无耻的丑恶本性。鬼贯警部对大阪、九州的走访,探察到战后女性生计的困苦,以及贫贱家庭里人们难以糊口,无奈卖淫的悲剧。但社会歧视妓女,她们的悲惨过去不被社会所同情,反而成了遭受社会谴责和排挤的理由。小说借照片中女子之口,直接控诉以西之幡豪辅为代表的资本家,战后大肆掠夺国家资源,中饱私囊,逼迫得穷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得不出卖肉体维持生计的苦况;而他们生活豪奢,却卑鄙无耻,肆意欺凌弱小,威逼女性充当他们的性工具,书名《黑色的天鹅》即暗喻原本如天鹅般纯洁的女性,在进入社会后被迫沦落风尘,逐步丧失“白天鹅”似的品性,被社会浊流染黑的悲惨遭遇。这些女性悲剧的控诉,使本作进一步具有“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一些特色。 《黑色的天鹅》也具有后来日本流行的“旅情推理小说”的风格,伴随着鬼贯警部和丹那刑警四处调查,作者介绍和描绘了了东京、大阪、京都、九州的一些地方景物和特产,比如两大师桥、新宿酒吧街、京友禅、京都小吃普茶料理与早茶等,还介绍了大阪霞町附近的小吃店和飞田游廓的物价与小吃多么便宜实惠,折射大阪人粗犷豪放的性格;鬼贯在香椎线折尾站倒车时,一路看到的九州鹿儿岛地区的红土农田和海湾风景,还有寻访女子大学时的心情……警察查案中,一路观赏沿途景色风情,探访京都人家的普通生活情趣,使案子的气氛不那么枯燥。小说描写鸣海秀作和敦子恋爱,两人一齐四处查访探案,秘密冒险跟踪,使作品在坚挺缜密的逻辑解谜之余,带有一丝浪漫主义的气氛;虽然结局以鸣海遭遇车祸身亡悲情落幕,但男女之情的渲染和细腻的心理描写,使作品显得不那么冰冷枯燥。 “社会派”推理小说出现以后,以前那种推崇离奇、幻想性的侦探小说,由于远离社会、远离大众生活、单纯向壁虚构,而被社会屏弃;然而这类贴近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写实侦探小说,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重视,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两位“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巨匠,竟然都是以铁路时刻表推理小说成名,可见,“旅情推理小说”在“社会派”时期受到了何等的重视和欢迎。松本清张于1957年4月,开始在《旅人》杂志上,连载了其以破解利用时刻表,巧妙制造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明的谜团为核心的写实主义推理小说《点与线》,正式开启了他的“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发展之路,并且奠定了时刻表推理小说在日本的地位。 《点与线》是一部带有强烈社会揭露和批判色彩的解谜推理小说,小说以政治贪污为话题,揭露了日本上层社会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问题。小说以日本政府的贪污调查为起点,调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渐有起色的时候,掌握政府官员贪污重要内幕的中央部级科长佐山宪一,被人离奇谋杀于九州首府福冈的博多海岸,并且还有一女子与他同被毒死,现场伪装成殉情自杀的样子。警方获知佐山宪一参与了政府贪污事件,并与一位有极大的财力和势力的人物有交往,因此怀疑是该大人物杀了人。经调查嫌疑犯在佐山被害前,曾在东京一饭店秘密宴请过客人,宴席结束后,他便急匆匆登上了从东京赶往镰仓的火车,在其登上火车的时候,嫌疑犯与送行者曾一齐目击到,两位死者于同一时间在东京火车站登上了前往九州的火车,随后嫌疑犯去了北海道,并有多位证人作证。由于北海道和九州博多分别在日本的最北面和最南面,嫌疑犯一旦北去,案发时就无法再赶到南方杀人。因此该嫌疑人拥有了绝对无法作案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到底他是如何在绝对无法作案的情况下行凶杀人的?小说的后半部分,就围绕这个伪造的“不在场证明”的破解,展开了关于“时刻表诡计”的复杂本格解谜推理。 《点与线》虽然总体上还属于以破解“不在现场的证明”谜题为核心的“本格派”推理小说,但是作品的内容,已经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揭露功能,案件的被害人佐山宪一掌控着众多上层官员的私密,由于他熟知政府黑幕,并且手上握有大量权臣的把柄,佐山宪一靠着这些政府黑幕,大肆要挟政府要员,使自己生活富足,因此他不算好人;但是,为了清除自己的隐患,政府高官们翻云覆雨,想尽办法消灭自己的罪证,杀人害命对他们而言不值一提,佐山宪一的被害,一方面暴露了人性中贪婪、邪恶的本质,但是同时作者通过案件的调查,深刻揭露了日本政府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黑暗本质,具有明显的社会揭露功能。《点与线》第一次把社会揭露应用于侦探小说中,案件的侦破恰恰揭露了社会问题、政治黑幕,社会的隐患通过疑云重重的谜案调查,一步一步显露出来,松本清张把社会暴露巧妙运用于谜案的侦破中,案件的调查同时也揭示了众多令人惊诧的社会黑幕,社会问题通过谋杀案表现出来,这使得侦探推理小说第一次具备了社会功能,第一次不再是单单成为解谜游戏的娱乐文学,而是具有了社会暴露和认识价值,具有社会属性的文学作品。《点与线》通过案情内幕锲而不舍地调查,将日本社会繁华掩盖下的层层阴暗面,一一暴露出来,给读者看,引起大众对政府、官员的深切认识和深刻反思,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价值。 《点与线》中的时刻表设计是立体的,它超越《黑色皮箱》之处,在于不局限于对一种交通工具,一个地图线路的简单推演,而是通过多个角度、多种思维,全面、立体地把握嫌疑犯的行动方式及路线。由于嫌疑犯身在北海道的证据确凿,因此,从空间上质疑其行为的思路未免局限,因此当时松本清张则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以时间换空间,由空间上的大幅度移动,转移思考为时间上的空白与衔接。因此,找到嫌疑犯作案时丢失的时间,成为办案警察不遗余力破解的障壁。而这个壁垒的破解,落脚点仍然在时刻表上,时刻表中隐藏着罪犯如何缩短时间的计谋,与《黑色皮箱》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是通过空间上的大范围移动,模糊了警方对凶手行踪的准确把握,从地理位置上造成错觉,进而推倒出错误的行动路线;而《点与线》则更专注于时刻表及时间的运算,以时间上的长短出入,造成嫌疑犯在规定时间内,无法来回现场的问题,最终又以“找到时间空白”为要义,揭破罪犯的伪装,因此它表现在以时间换空间的障眼法。 从《点与线》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松本清张并非没有能力创作谜团古怪、解谜色彩浓厚的传统“本格派”侦探小说。《点与线》中作者涉及了巧妙的伪造“不在场证明”的本格谜面,即便放在“本格派”侦探小说中,《点与线》中的本格性和解谜质量也是足够优秀的,因此很多日本作家和评论家也把《点与线》看作是“本格派”侦探小说的杠鼎之作。在松本清张一生的推理小说创作中,他也并非始终只创作那些暴露社会问题、批判社会黑幕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松本清张偶尔戏笔创作的传统“本格派”侦探小说,诸如《时间的习俗》《D之复合》《交错的场景》《天才女画家》《死亡的发送》等,几乎部部都成为日本传统“本格派”侦探小说的精品,并被广大评论者反复称道。例如在1961年,松本清张继续启用《点与线》里的两位侦探——九州福冈的鸟饲重太郎和东京的三原纪一,写出了一部以破解繁琐“不在场证明”为核心的、纯粹的“本格派”推理小说——《时间的习俗》,小说以作者家乡深具日本特色的神秘海滨祭礼——北九州小仓市和布刈神社祭祀海神仪式为背景,在仪式举行的同一时刻,距离北九州小仓千里之外的东京相模湖畔,发生了谋杀案,一位专写八卦新闻的小报记者土肥武夫被勒死,三原纪一很快发现,死者生前曾掌握了一位某公司重要干部的隐私,并以此屡屡敲诈他;当三原纪一对嫌疑犯展开调查后,嫌疑犯很快便给警方丢出了两个铜墙铁壁般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案发当夜他不但在距离现场千里之外的九州小仓和布刈神社参观祭祀海神仪式,还在活动中先后拍摄了八张照片做证明,从和布刈神社到案发现场,坐最快的飞机也要十个小时,且案发时已经没有能够返回和布刈神社的任何交通工具了;更何况凶手人证(其下榻旅馆的老板和服务员均能证明其案发前后的行踪)、物证(即在活动中先后拍摄的那八张照片及三十六张底片)俱全,都证明其在案发时在千里之外的和布刈神社;如何攻破嫌疑犯这看似铜墙铁壁般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时间的习俗》中的两个“不在场证明”的解答异常复杂,推理缜密而繁琐,整个小说的四分之三几乎都是推理,情节比较简单。可以说:《时间的习俗》是一部纯粹而完美的“本格派”侦探小说,小说对社会的描写,全都为本格解谜服务,小说里没有丝毫的批判和揭露的内容,是一部专注于破解繁琐“不在场证明”为核心的解谜侦探小说,发表以后被日本推理小说界公认为“十大本格推理”之一,“不在场证明”型写实主义本格推理小说的典范作品。从该作品可以鲜明地验证出:松本清张并非没有能力创作出一流的“本格派”解谜侦探小说,作者之所以选择通过侦探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社会现实,暴露种种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自觉为其笔下的侦探小说,附加上社会性和揭露性的功能,正是由于松本清张具有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的正义之心,他不满足于侦探小说仅限于破解谜案、娱乐大众的简单目的,力图让这类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包容更多、更有价值的社会内容,让单纯的通俗文学附加上更有意义的社会性。因此,松本清张在侦探小说的创作中,自觉加入社会暴露的议题,案件的侦破恰恰为了批判社会罪恶,通过描写那些肮脏的勾当和社会的暗角,深切表现出日本社会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丑陋本质,使侦探小说终于摆脱了单纯为了娱乐而创作的庸俗境地,上升到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的社会文学作品,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无独有偶,“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另一位颠峰作家森村诚一,同样也是以精密的“时刻表”推理小说出道的:1969年,森村诚一写出侦探小说处女作《摩天大厦的死角》,小说以饭店业商战为背景,讲述被几家高档酒店残酷挤压、面临倒闭的护城河旅馆老板想出一条制胜市场的“奇策”,就在其欲将妙计公布于董事会的前夜,被谋杀于两重门自内反锁的“密室”,如何作案惹人不解。小说前半部分写商战,表现护城河旅馆在几大饭店残酷竞争与挤压下的艰难生存;后半部分是本格解谜,关注于对老板死亡现场“双重密室”及嫌疑犯案发时身在千里之外的“不在场证明”伪装等离奇谜面的破解,是一部商战背景下的本格解谜推理小说。小说的核心谜团,在于第二起谋杀案时凶手的绝对不在现场:通过破解“密室”谜团而锁定的惟一犯罪嫌疑人,竟然被杀死在九州福冈的另一家饭店,而杀害嫌疑人的罪犯,由于在案发前后身在东京开会,有着绝对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于是小说展开了对时刻表诡计的破解。由于东京与案发现场九州福冈之间隔着大海,当时日本尚未兴建跨海大桥,因此除非空中运输,若走陆路,则嫌疑人到达南部的九州则必定乘坐轮船,可是警方发现:案件发生时,到达九州岛最北端的门司港的最后一班跨海轮渡已经启程,犯罪嫌疑人若在九州福冈作案,无论如何都不能在当夜赶回东京。该怎样不坐轮船越海北回呢?后半部分的时刻表推理,堪称复杂至极:从运输方式上来说,汽车、火车、飞机都成为制造庞大时刻表诡计的途径;从路线上来说,从东京到九州福冈,从日本国内到国外,牵涉了众多线路;而运输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短途火车、区间火车、通行车、跨海渡轮、私人船舶、国营飞机、民航飞机、甚至于外国的航班,统统成为制造这样一起复杂至极的庞大“时刻表诡计”的手段;从路线上来看,路线盲区、意外事故、列车班次盲点通通都用上了,这一切手段共同构筑了这个庞大繁琐的时刻表推理。其强烈的解谜性甚至比本格小说更突出,鲜明体现了本书的本格解谜特色。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升,国内铁路建设完备、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人民经常搭火车旅行。在此基础上,以旅行为背景,编织命案侦破故事,不但着重设计并破解利用火车、飞机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明”的计谋,更兼述各地名胜游览情报,小说融旅行风光与解谜破案于一体,写景描情,轻松闲适,因此极受读者欢迎。这类作品既有高度的本格解谜色彩,又有社会、人情的广泛反映,同时介绍各地方风土人情、美景名胜、地方特点与特产,不但融合“本格派”解谜与“社会派”写实于一体,更有旅行导游特点,描摹景物,趣味十足,深受读者欢迎。当然,由于“旅情推理小说”以趣味性为主,并非着重反映社会,因此,其社会性并不强,一般认为“旅情推理小说”应属于“本格派”,以单纯追求解谜性、悬念性,以赢得读者趣味为目的,并不一定反映社会。在日本,西村京太郎、内田康夫、津村秀介、阿井涉介等作家,都是专门创作这类“旅情推理小说”作品的代表作家。 西村京太郎笔下的案件牵涉铁路,或案发于火车上、铁路旁、车站里,或者嫌疑犯的作案与火车有关。铁路时刻表推理小说依靠准确无误的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发车、到达时间,让凶手通过搭乘交通工具,借时刻表为自己整理出一个准确的行为时间,借以掩盖嫌疑犯的作案时间,从而从时间上剔除案犯作案可能性。但是西村京太郎则把旅行见闻、游览趣味等,巧妙融合进案件侦破中,他的小说,通常伴随着时刻表推理的进行,大量介绍铁路沿线的风光、特色,地域风情和景物特点,渲染旅行情趣,表现旅游的趣味和沿途各地的风景名胜、民俗特产,比起一般的铁道推理小说,西村京太郎的小说渲染出强烈的旅情色彩,情节轻松愉快,故事紧凑曲折,变化迅速。 西村京太郎从1978年出版《卧铺特快谋杀案》以后,开始撰写一系列以列车为名的推理小说,创造出所谓“铁路推理小说”的热潮,成为日本“铁路小说”首屈一指的作家。这时期他的推理小说以社会写实为底,以破解“时刻表诡计”为主要的情节核心,次后,他又于1984年出版《东京车站谋杀案》、1985年出版《上野车站谋杀案》等书,开始写一系列以火车站为名的推理小说,在日本称为“车站悬念小说”丛书。他的十津川省三警部系列侦探小说,通常都以列车为舞台或背景,案情都是连环谋杀式的,一案未完,再起一案,情节、谜团接踵而至,应接不暇,情节十分紧凑。在叙述故事中,作者大量描述列车时刻表,以列车时刻表为根本,巧妙设计出案犯利用时刻表,制造自己在案发时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而警察的主要工作,恰恰就是通过调查火车的运行和时刻表,看破凶犯的“时刻表诡计”,揭穿其不在现场的伪证。从这个角度而言,破解“时刻表诡计”,恰恰是本格派解谜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别,而西村京太郎独以此为嗜好,反映出其侦探小说具有鲜明的本格派色彩。 除此以外,西村京太郎对铁路或列车特殊的嗜好,也促使他在长达40余年的创作中,几乎写遍了所有的列车案件,举凡与火车、与铁路、或者与车站有关的案情,各种各样,千奇百怪,西村京太郎几乎都有所涉及。除了嫌疑犯利用时刻表巧妙制造“不在场证明”以外,西村京太郎的小说里还有火车消失、火车劫持、车站劫持、车站爆炸、火车爆炸、火车押运、车站逃逸、列车追凶等众多关于铁道或列车的案件内容,举凡能利用列车或车站做文章,与火车或车站有关、甚至与它们略微挂上钩的案件,作者几乎全都涉及了,因此可以说,西村京太郎几乎写尽了有关铁路系统的案件,是个名副其实的铁道推理专家和“铁路推理专业户”。 津村秀介1933年出生于横滨市,原名饭仓良,曾于《周刊新潮》杂志上撰写连载式事件小说《黑色报告书》长达二十年。1982年发表首部推理小说《影之复合》,其后再于1984年创作了浦上伸介系列的首部作品《山阴杀人事件》,风格以融合“社会派”的揭露主题,和推翻不在现场的证明为主,其后不断创作这一系列的旅情小说包括《洞爷湖杀人事件》《横须贺线杀人事件》等。在80年代,津村秀介发表了六十多部以记者浦上伸介为主角的旅情系列作品,深受读者好评。津村秀介于2000年因肝病逝世,享年66岁。 阿井渉介 1941年12月2日出生在中国的北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师从日本著名剧作家石堂淑朗学习编写剧本。1973年,以阿井文瓶的名字开始撰写《奥特曼》系列的剧本,还创作有《特搜最前线》等。1980年,以阿井涉太郎名字发表的《第八东龙丸》获第35届现代小说新人奖,从而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涯。主要创作推理小说和海洋冒险小说。他也是以铁路时刻表为核心的旅情推理作家,主要作品有《收视率的赎金》《列车消失》《荒南风》《魂丸》《大断层东部》《大江户秘史》等。 梓林太郎1933年出生于长野县,原名林隆司,自少看着日本南阿尔卑斯山长大,1980年以《九月溪》获得第三届宝石小说大赏,从此发表了超过一百部以山区为题材的系列作品如《风葬连峰》《雾之常念岳杀人事件》及《杀人山行.饿鬼岳》等,其中扮演侦探角色的有县警道原传吉,旅行作家茶屋次郎及山岳拯救队员紫门一鬼等超过一百部的作品。梓林太郎笔下故事的背景多为山林,正如作家的名字,他的小说以旅情描写为主,兼表现破案,案件发生地与深山幽林有密切关系,常常有借助于山间迂回曲折的道路,及山势的高低错落伪造案犯“不在现场”计谋的谜团出现。 深谷忠记1943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理学部毕业后本已进大学院深造,但中途放弃转而成为推理作家。1982年以《听古竖笛》入选江户川乱步赏的候补,1985年再以《追杀人病毒》入选SuntoryMystery的佳作赏,1986年发表首部以情侣组合黑江壮和笹谷美绪为主角的系列作品《信州.奥多摩杀人事件》,其后相继发表了多达五十部"黑笹"系列小说包括《伊良湖犬山杀人线》及《弥彦.出云崎杀人线》等。深谷忠记以情侣组合为系列作品的主角,突出火车时刻表诡计的破解,具有鲜明的解谜色彩;同时他也是旅情推理创作的追随者之一,现居住于千叶县。 太田兰三是专门描写溪流风物的推理作家。1929年出生于三重县铃鹿市,原名太田等,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曾于钓鱼杂志发表时代小说及有关钓鱼记事的文章。1978年发表的《杀意的三面峡谷》是使他正式加入溪流推理作家行列的首部作品,其后的除了《奥多摩杀人溪谷》及《南亚尔卑斯山杀人峡谷》等以山间溪流为主题的推理小说外,还有创作以刑警为主角的香月刑事系列和北多摩署纯情派系列,这些都是以山泉、溪谷为背景的旅情推理小说。 “新本格”推理小说兴起以后,时刻表推理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因为它独特而复杂的解谜性,恰恰暗合了“新本格”推理小说的要义,更加勃兴起来。被誉为“新本格”推理之神的岛田庄司,当初在他完成了《占星术杀人魔法》和《斜屋犯罪》两部名作之后,无论是文坛还是市场,反响都非常平淡。于是,他听从编辑的劝告,开始创作以吉敷竹史为主角的系列小说,第一部便是以时刻表诡计为核心的《寝台特急1/60秒障碍》,结果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于是,岛田又接连推出了《出云传说7/8杀人》《北方夕鹤2/3杀人》《消失的“水晶号”特快》等一系列以铁路和时刻表诡计为内容的小说,才开始获得认可,并最终成就了新本格在日本推理界的地位。 “吉敷竹史系列”第一集《寝台特急“隼号”1/60之障碍》,就是岛田庄司在现实社会性的包装下,尝试附加充分的怪奇解谜元素的作品:小说讲述被杀害剥脸皮陈尸在浴缸里的女人千鹤子,在其推定的死亡时刻后,却在从东京开往西鹿儿岛的寝台特别快车“隼”号上被目击,并被摄影师拍摄下照片。是一人扮二人?抑是二人扮一人的诡计吗?吉敷竹史调查出死者有个妹妹住在北海道,但与牛越佐五郎一起赶到北海道的吉敷竹史,却发现有嫌疑的妹妹与死者长相根本不同,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小说主打时刻表推理,但是岛田庄司在传统的时刻表推理之上,加入了诸多的怪诞元素,例如死人复活、幽灵照片、无面尸体等,虽然这些谜团单独拉出来,都能设计出较优秀的“本格派”解谜情节,但是,岛田庄司将这些元素,与时刻表推理进行了巧妙的衔接,在时刻表推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蒙蔽。 继之前两本旷世名作《占星术杀人魔法》和《斜屋犯罪》先后被评论界忽视之后,岛田庄司由纯本格派转向旅情推理,以期博得评论界好评和公众的注意力。这是一次转型和尝试。其实对于岛田庄司这种血液中早已充满“本格解谜”因子的作家来说,是否写作纯粹的解谜推理小说,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此,《寝台特急“隼号”1/60之障碍》里没有明显的过具幻想性的谜团设计,核心的障眼法的原理也非常简单,但许多谜团和机关细节的设计,都彰显了岛田庄司的理念,并隐隐表现了岛田庄司控制谜团制造的深厚功力。虽然表面上(至少书名字)看起来是一部所谓的铁道旅情推理小说,其实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纯本格解谜推理小说作品。 相比于《寝台特急“隼号”1/60之障碍》只是挂铁道推理之名写的纯粹本格推理,《出云传说7/8杀人事件》看起来就更像是纯粹的铁道推理了,本作的情节让人遥想起震古烁今的《占星术杀人魔法》,小说讲述了一具女性尸体被凶手无情地切割成八块,分别放置在不同的列车上,载往各个终点站。吉敷竹史奉命协助调查,由于头部一直没被发现,案情陷入胶着。一日,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指出死者是K学院的青木恭子。吉敷竹史据此查出嫌犯,并分析死者是在列车“出云一号”上被杀害的。然而在死亡时间内,唯一的嫌犯却在另一辆“富士号”上!案件除了难解的列车时刻问题外,更涉及了出云地区的古老传说。这部小说的动机牵涉学术界的追名逐利,为了学者的名声,大学教授不惜杀死与自己的观点不同的学者,以证明自己的研究观点正确,使自己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在动机设计上满足了“社会派”推理小说中揭露人性和批判社会的主张,因此更富于“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价值特点。 《出云传说7/8杀人事件》可以说是典型的铁道推理,但是,岛田庄司构想铁道推理诡计的方式,很明显与前辈们不同。相比于前辈松本清张、西村京太郎的时刻表推理,在细节与转折处彰显妙谛,岛田庄司的设想则更加的高维度,更加的宏大开阔,以大场面铺展开繁琐的时刻表演算。小说以尸体如何被先后转移到七辆不同线路的火车开始,整整一章推理,牵涉了三十多趟列车,时刻表推理异常复杂。而后吉敷竹史把问题集中于如何将尸体从“出云一号”送上“但马二号”列车的问题,吉敷竹史亲自做实地试验,可惜不论正反倒车,都无法直接从“出云一号”倒换“但马二号”。吉敷竹史的思考方式赋予作品宏大而有机的设定,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太大感觉,内涵却非常深刻,整体紧密结合的诡计,是小说重要看点。这种从全新角度入手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岛田庄司对于尸体的诡计运用炉火纯青。即使《出云传说7/8杀人事件》是一部真正的铁道推理,这部作品依然与读者们印象中的那些死板的时刻表推理不同。 除了岛田庄司,“新本格”推理小说作家中,时刻表推理小说也屡屡有佳作问世,如有栖川有栖的《魔镜》便是以时刻表配合双胞胎的计策,设计出复杂的不在现场的诡计。有栖川有栖是靠着鲇川哲也提拔而出道,最初的短篇作品,曾发表于鲇川哲也主编的《铁道推理》杂志上,因此有几篇不错的时刻表推理,如《铁路上的烧焦尸体》《铁路支线与灰姑娘》等,可以看出该作家对铁路推理的勤勉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