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离奇失踪案》作者：（英）巴里·罗伯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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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离奇失踪案》
作者：（英）巴里·罗伯茨
方陵生 译



    今年初夏时，我去了英国的苏塞克斯郡与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聚几天，顺便将伦敦城在我的肺中留下的煤烟气多呼出一些。这些年来，我经常在夏天与我的老朋友相聚，这已经是我的老习惯了。福尔摩斯以他特有的方式欢迎我的到来，“啊，华生!”他叫道，“我真的相信，自从上次离开这儿后你整整重了六磅。”
    “可我一直觉得至多不过多了三磅或四磅而已，”我说，“我看得出来你还和以前一样的健康。”福尔摩斯确实还和以前一样，身板挺直，也没有发胖，只是发问多了些许银丝。
    他笑了起来，“上天给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身体，我还得好好地活几年呢。”
    那天晚上，在福尔摩斯的女管家玛莎走了以后，我和福尔摩斯一起待在他的书房里，我们分坐在壁炉的两侧，这间书房凌乱的程度与我们原来在贝克街上的那间起居室并没有什么不同。屋里仍然放着那种老式的铜制煤斗，还有沾满了浓重的烟草味的波斯人的拖鞋，其他的一些“老朋友”还包括：架子上堆满了的福尔摩斯的那些珍贵的剪贴资料本，一张桌子上散放着他那些各式各样的化学器械。不过我毫不怀疑，福尔摩斯现在还用得着这些东西主要是在致力于研究养蜂的秘诀，而不是用它来鉴定有毒的生物碱。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他的书桌上有一本已经褪了色的，磨损得很厉害的《线索》杂志，于是我便提起了这个话题，我说，“我知道，你一直在读我对你那些案例的描述。”
    他装好了烟斗，点着了火，然后才回答我的问题，“是的，我是一直在看这些案子。”他说，“最近我一直在看华生版本的托尔桥之案，你将菲利莫尔事件定为未结之案似乎有点言之过早。”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我反驳道，“你不就是这样告诉过我的吗?就在你离开贝克街前不久。”
    “是的，我是这样说过，华生，也许我对你太过苛刻了一些。不过，我现在觉得此案在理论上已经接近真相了，除非我已经老朽糊涂，判断不明了。我相信，再做一些调查，剩下的一点小小疑点也可以澄清了。华生，你还能记得整个事件的经过吗?”
    “也许记不太清了，毕竟过了二十年了。”我承认。“当然，那些事情在我的记录中都有，不过，如果再让我回忆一下，重耕写一遍出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对于我的那些记录我后来没有再重新修订过。”
    “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再努力一次吧，”福尔摩斯说道，“请将那边架子上2号P卷资料递给我。”
    我从他的那些剪贴簿中抽出一本递给了他。他用手指翻动了几页，然后开始读一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消息。
    “在这儿了，华生，这是从1903年7月的报纸上剪下来的：五天前菲利莫尔商业银行业主詹姆斯·菲利莫尔神秘失踪，伦敦城里对此事件仍然众说纷纭。前些天的报纸对此事已有过报道，据说，菲利莫尔先生那天与母亲一起从家里出来，准备外出，时间是上星期三大约十一点钟，后来他以琐碎的小事为由，又返回家中，然后他就……”
    我的思绪很快回到了二十年前的1903年。在那前一年的夏天，福尔摩斯宣布有意隐退，而我在那时也离开了贝克街。依靠手中的一枝笔，我可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足以满足我并不奢侈的生活需要。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充满惊险和刺激的日子，楼梯上经常响起不速之客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常常将我和福尔摩斯引上冒险的探案历程，那些日子充满了神秘，充满了危险。于是我不失时机地又回到了我们的老房子里，陪伴我的朋友研究他最后的那些案子。
    因此，当休森太太告诉我们霍诺丽亚·菲利莫尔来访时，我正好也在贝克街。我们的来访者是一位已过中年的女士，她身穿一件淡灰色的亚麻布衣服，戴着一顶带有面纱的帽子。福尔摩斯请她坐在柳条椅上，当她撩起面纱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眼圈红红的，似乎刚哭过，她的脸色苍白，显现出一种刻骨铭心的悲痛。
    “福尔摩斯先生，”她开口说道，“伦敦警察厅的格雷格森先生建议我来找您，他说，警察办不到的事情您也许能做到。”
     “这样的事情倒是有过，”福尔摩斯说，“我想您是想让我帮忙查我您失踪儿子的消息吧?” 、
    她显得很惊讶，“您知道?”她说。
    “从您的姓名和您脸上的忧伤，不难将您与报纸上最近报道的关于失踪的银行家的事情联系起来。不过，报纸对于这件失踪案的细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您能给我提供二些真相，也许对案情会有帮助。”
    她深深地吸下一口气，开始讲述。“那是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事，”她说，“詹姆斯——就是我的儿子——同意陪我一起到一个印度人的救济机构去参加慈善义卖活动，因此那天他就不去银行了。我们大约在十一点半离开我们在威尔顿广场地区的家，打算在正午时到达义卖现场。彼得是我们的司机，由他开车送我们去。他将车开到家门前，詹姆斯和我从前门出来，彼得从驾驶座上下来，准备为我们打开车门，这时，那个在十字路口清扫的清道夫抢在他之前为我们打开了车门。”
    “屋子里都还有谁?”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仆人，福尔摩斯先生。”
    “从家门口到外面路面上有台阶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詹姆斯和我当时正站在台阶上，但他突然说要回去取什么东西，好像是拿雨伞，于是回到屋子里去了。”
    “当时在下雨吗，菲利莫尔太太?”
    “不，福尔摩斯先生。那天天气晴朗，碧空当头。我觉得詹姆斯的话有些不可理解，我想也许是我听错了。”
    “他回屋去，你当时在干什么?”福尔摩斯在椅子上向后靠去，几乎完全合上了眼睛。
    “我继续走下台阶向汽车走去。那个清道夫一直在为我扶着打开的车门，彼得已回到了他的驾驶座上。我给了那个清道夫一点零钱，坐进车里等我的儿子。”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继续往下说，“过了一会儿，我让彼得去看看我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情耽搁这么久。彼得回来后说，屋子里并没有我的儿子，屋里的仆人们也都说没有看见过他。”她的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眼泪夺眶而出。“从那时起，福尔摩斯先生，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詹姆斯的踪影了，一点儿踪迹也没有。”
    当时我正站在煤气炉边，于是我很快便递给她一杯白兰地酒。她接了过去，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福尔摩斯向前倾了倾身子。“威尔顿广场那个地方我熟悉，”他说，“但我还是希望您能描述一下你家门前的样子。”
    “它与这个广场地区附近的所有其他房子看上去都差不多，”她说，“左边原是车夫住的屋子，现在住着那个开车的司机。车夫房的右边用围栏拦着的地方有几级台阶，它通往仆人们住的地方。屋子的前门进去是有柱子的门廊，台阶外通往公路，房子的右边是一个熟铁制作的门，它通向花园。”
    “你的儿子没有进入到车夫房那一片，或者从花园里进去?”
    她摇摇头，“不，没有，福尔摩斯先生。当他转身向前门走去的时候，我也站在台阶上，正在他的身边。还有，花园的门一般都是锁着的，只有园丁和他的儿子来的时候才会打开，而当时他们都不在。”
    “再说说你儿子的事吧。”福尔摩斯说。
    “我已故的丈夫是这家银行创建人的孙子。我是在1865年与他成婚的。詹姆斯是我们惟一的儿子，我们结婚的第二年有了他。他曾在苏塞克斯郡的切尔林大学上学，我们一直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他十八岁时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的银行里做了一年，然后他与他父亲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为了什么事情?”福尔摩斯探询道。
    “我不能十分确定，”她说，“我只知道我的丈夫解释道，詹姆斯对银行工作不上心，但我想，这与詹姆斯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家里发生的灾祸有关。那孩子的家庭陷入了财务上的困境，而詹姆斯很为他的朋友难过。”
    “他们争吵得很厉害吗?”
    “后来是吵得很厉害，福尔摩斯先生。一天晚上我听见他们在我丈夫的书房里争得非常激烈，两人的嗓子都很大，双方情绪十分激动。第二天早上丈夫告诉我说，他已经给詹姆斯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他与银行、与这个家断绝关系一刀两断，要么听从父亲的安排，到菲利莫尔银行在欧洲大陆的分行去工作，没有父亲的召请他不得回家。”
    “这么说，引起他们争吵的分歧一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福尔摩斯说道。
    “丈夫的决定令我十分震惊，福尔摩斯先生。我无法想像詹姆斯究竟做了什么，会如此触怒他的父亲。我问丈夫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他只是告诉我，银行曾贷出了一大笔款子，但那个客户一直无法偿还。为了防止损失太大，他提议让其公司破产，以清偿债务。詹姆斯似乎是在竭力阻止父亲这么做，而他父亲则斥责他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福尔摩斯沉思着，“难道这里面涉及到某个女孩子?”
    “我确定不了，福尔摩斯先生，但我儿子当时并没有陷入什么感情纠葛中，难道您相信他的失踪可能与他和父亲的分歧有关吗?可这毕竟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我还不知道，菲利莫尔太太。我现在只是在搜集一下有关的资料，然后尽力来解开这个结。那后来詹姆斯怎么做的?”
    “他只得屈从父亲的安排，尽管是不情愿。他去了国外，一直在银行工作。我丈夫似乎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詹姆斯的工作业绩也值得赞许。他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来信，时间相隔不长，也很有规律，我想他已经慢慢喜爱上新的环境了。我只希望他偶尔能回家来看看，可我的丈夫态度非常强硬。他对我说，他希望儿子能精通欧洲大陆分行的所有银行业务。他说等他相信詹姆斯已经完全掌握了银行在外国的一切事务，他会召他回来的。我的丈夫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但是他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
    “那么过了多长时间菲利莫尔先生才将儿子召回来呢?”福尔摩斯问道。
    “从来没有，福尔摩斯先生。当他被病患折磨倒下来的最后时刻，我曾打电报给詹姆斯——当时他应该在罗马的分行里——要他立刻回家，但是他不在，他休假到那不勒斯去了。我又打电报到那不勒斯，他终于收到了。我可怜的儿子日夜兼程赶到了父亲的病榻前，准备在父亲最后的时刻取得他的谅解，但他的愿望没有达成，一切都为时已晚。”
    “这么说，您的儿子就此继承了父亲的银行，取代了他父亲的位置?”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詹姆斯从此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应该说他长大了，从一个任性固执的男孩子长成了一个沉稳能干的年轻人了。他埋头业务，兢兢业业，我听人家说，他以丰富的经验以及聪明智慧使得我们的这家银行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就是对于一些小事他常常很健忘，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工作太忙的原因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星期三他答应陪我一起去参加慈善义卖时，我感到特别欣慰的原因。”
    我们陪伴菲利莫尔太太一起回到威尔顿广场地区，这地方相当幽静，两旁房舍林立，附近的建筑式样正如她所描绘的那样。福尔摩斯盘问了每一个仆人，但一无所获。他几乎检查了花园里的每一寸土地，手上拿着放大镜，在灌木丛中腾挪着、跳跃着、察看着，那样子就像一只大鸟在树丛中找寻猎物一般。他还分外仔细地看了花园后门上的锁。
    向菲利莫尔太太告辞时，福尔摩斯问道，“您儿子失踪时，当时在现场除了您、司机和那个清道夫外还有没有别人?”
    “没有。”她说。
    “你能描述一下那个清道夫的样子吗?”
    她深思了一会儿，“他个子很高，满脸胡子拉碴，走起路来有点弯腰曲背。我觉得他也许是什么土著人，因为在他的额头上有一个标记，好像是什么宗教印记。”
    “什么样的印记，菲利莫尔太太?”
    “一个很小的标记，像一只小手。看起来像是疤痕，好像曾被烫伤过似的，看上去令人十分不舒服。”
    “您能分辨出他的口音吗?”
    “他从不说话，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他一定是哑巴。”
    “您儿子与清道夫认识吗?”
    “我想不会认识，”她说，“每次这个清道夫来到附近的时候，我儿子一般都离家去银行了。”
    当我们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一位警官出现在广场地区附近的街角上，福尔摩斯走了过去，作了自我介绍。
    “这个清道夫嘛，”对于福尔摩斯提出的问题，警官沉思了一会回答道，“别人都叫他哑巴丹尼，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在这附近做清扫工作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您现在找不到他了，他原来住在西面的沃顿街区的救济所里，但是当伦敦警察局的人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坐车去沃顿街区时，福尔摩斯一直默坐着。最后还是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你对这个清道夫如此感兴趣，福尔摩斯?”
    “因为，”他说，“詹姆斯·菲利莫尔是自愿离家的，但极其仓促。”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华生，除了前面的那三个出口，另一个惟一的出口就是通过花园。但花园里没有草木被扰动过的痕迹，没有树枝被折断，园中的花草枝丫看上去都非常正常。自从他神秘失踪后，天气一直晴朗干燥，但是却没有留下任何搏斗过的痕迹，如果一个成年人被强行带离通过花园，总会留下打斗痕迹。”
    “连脚印也没有吗?”我问道。
    “在花园后门边上留下了一个男人左脚的脚印，”他说，“而在锁上留下了右脚在上面踩过的痕迹。这就是说，有人翻过锁着的门跑到了后面的小路上。除了这位失踪的银行家外，还能有谁呢?”
    “你认为那个清道夫也与此事有关吗?”
    “记得我曾警告过你，华生，巧合是懒人最好的仆人。”
    “你是说巧合?”我说。
    “那天早晨出现在威尔顿广场的只有四个人，华生，但是其中有两个人都失踪了。”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我问道。
    “如果我的猜测正确的话，”他说，“这件案子太可怕了，华生。”到底怎么回事，他却不给我进一步的解释。
    沃顿地区的救济院是一个暗黢黢的环境很差的地方，靠近码头。我们在那儿见到了很受人尊敬的布莱德洛，他的长相清瘦苍白，是一个耗尽了毕生心力的牧师。他告诉我们那个叫丹尼的清道夫大约是在一年前来到这个救济院的。
    “是码头上的水手将他带到这里的，”他说，“你们是否知道他不能说话?”
    福尔摩斯颔首称是，牧师继续往下说，“我们这里的护士给他体检时，发现他并不是天生残疾，他的舌头被人割掉一截。”
    “天哪!”我不由叫道，“这是什么样的恶魔干出来的事啊?”
    “可不是吗，华生医生，”这位牧师说，“我猜想，这一定是国外的什么野蛮人干的。”
    “他会写字吗?”福尔摩斯问道。
    “我曾给过他纸和笔，希望他能写字，但是他只是在纸上胡乱涂写，根本无法识别出他写的是什么，不过从他的书写上看，似乎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不能确定他的国籍，但我想他大概是欧洲人。我们管他叫‘来历不明的丹尼’，不过他的一些同伴们都叫他‘哑巴丹尼’。”
    “那么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问道。
    “不知道，”牧师回答道，“他在这里留下了几样东西，这使我想到也许他遇到了什么伤害。我曾到几家医院里去查问过，但是没有人看见过他。我想他也许已经死了。”
    我们查看了清道夫留下的几样可怜的东西：一把海员用的小折刀，一个廉价的马口铁的烟盒，还有几件破烂衣服。我记得，当时我们发现里面还有一条油腻腻的，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的领带，我的朋友拿起它研究了好长时间，将它拿到灯下去看，甚至还把里面翻出来看。最后我们离开了这个救济院，但对这个案子，我们并不比来的时候更清楚。
    这就是我对整件事的回忆。几个月后，当我问起这件案子的进展时，福尔摩斯告诉我，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我将我所回忆的当时情况向福尔摩斯又复述了一遍，他点点头。“好极了，华生，”他说，“但是我想，你一定不知道，这一公众关心的案子结果是怎样的呢?菲利莫尔先生失踪几个月后，他的尸体在泰晤士河上浮了起来。他的头部遭到袭击，显然是被谋杀的。菲利莫尔太太去认了尸，她是根据一个图章戒指认出他来的。恰在那时，银行查账后发现，詹姆斯曾连续多次提取了银行的资金。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的打击，是这个可怜的妇人所难以承受的，没过多久她就死了。”
    “这么说，他劫掠了他自己的银行，”我说，“但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在那天上午匆匆逃走的呢?那些钱又上哪儿去了呢?”
    “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个清道夫，”福尔摩斯说，“我想，英国银行曾努力想追回这笔钱，但没有成功。”
    “但是为什么菲利莫尔看见那个清道夫要跑呢?”我问道。
    福尔摩斯微笑起来，他说，“还是等我们回到伦敦后你再考虑这个问题吧，在你度假结束后，我建议到你处叨扰几天，到那时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结论的。”
    在我的假期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当福尔摩斯陪我一起回伦敦时，我们刚步上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一个穿着便装的年轻人向我们迎过来打着招呼。“是福尔摩斯先生吗?”他说，“我是伦敦警察厅的警官罗宾森，我们到茶室里去谈谈怎么样?”
    于是我们和他一起到了茶室里，他将一只吕宋纸的信封放在桌子上。
    “福尔摩斯先生，您写给伦敦警察厅的信引起了大家的激动。有的人原以为您早已不在人世了，有的人一直记着当年您帮助破的几件……”
    “我敢说，一定还有人记得我是一个用那些精心编织的理论乱插手案件的爱管闲事的人。”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
    罗宾森笑了，“这样想的倒也不乏其人，”他说，“但是我们的专员相信有了您的帮助，一定能加速我们破案的进度。根据您的要求，这个信封里装的是我们的一些调查结果，包括斯摩尔费希家族的情况，一封领事馆来的电报，英国银行的调查结果，以及死者埋葬的一些细节。”
    他把桌上的信封推向福尔摩斯，然后从桌边站了起来。“专员希望我能问一下阁下，如果您能解开这个谜，能否将结果告知他。最后，福尔摩斯先生，专员祝您马到成功!”
    说完，他便大步走开了。我们收拾行李，要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那天晚饭后，我们相对而坐，面前摆着波尔多红葡萄酒，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福尔摩斯，”我恳求他，“你能不能将菲利莫尔的案子向我解释一下?”
    他笑了，“啊，华生!你是知道的，我一般总要看到我的那些小计谋被证实后才愿意揭示其中之奥妙的。”
    他停了停，给他的烟袋里装烟。“让我提醒你，”他说，“我一直认为，是因为那个清道夫的相貌与菲利莫尔十分相像才迫使菲利莫尔匆匆逃走的。”
    “可是怎么会呢?”我插进去说，“那个可怜的人根本对菲利莫尔的银行事务一窍不通的嘛。”
    “不错，华生，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才促使菲利莫尔突然逃跑，并使得他编出一些可笑的借口来逃离沃尔顿广场地区，逃离他在这里的全部生活。因此，菲利莫尔一定是认出了这个清道夫是某个人，而这个人会以某种方式伤害到他。”
    “但是这人是一个既无知无识，又不能说话的叫花子。”
    “也许菲利莫尔并不知道这些。不管怎么说，很可能他认出了他额头上的那个标记。”
    “那个宗教印记?”我问道。
    “菲利莫尔太太显然对于外国人所知甚少，因此看到那个像是宗教印记的东西就以为他可能是个土著人，但那实际上是很普通的文身，而不是烙上去的。至于那个尊敬的牧师布莱德洛，他平时接触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因此便推断他是欧洲人。我们知道他的舌头已被人割掉，这一事实，加上那个手形的标记，华生，在我看来，只意味着一件事情，一个人遭受到如此的折磨，这件事一定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组织干的，那个组织起源于西西里，但如今在意大利，科西嘉岛上，法国，甚至在美国，都有他们的势力。”
    “黑手党!”我叫了起来。
    “正是，华生。他额上的小手是他们的组织的名称，也是他们组织的标记。”
    “但清道夫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他显然是他们的一个受害者，”福尔摩斯说，“如果说他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喽罗——那么这个小手印记也是作为一种惩罚加在他身体上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菲利莫尔的失踪之谜可能和他父亲那个不近人情的要求有关，虽然当时我还不能解开这个结。但当他死后，从银行提款的事情被曝光后，我就可以推断出，他提取这笔钱是要付给黑手党的，而他的死亡也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我无法再深入下去，直到我得到了这些新的资料。”
    “多么幸运！”我大叫了起来。
    “幸运么?”我的朋友说，一脸的严肃，“幸运通常只光顾有心之人，只有有所准备，才能在机会到来之时充分地利用它。”
    “那么这个案子里的机会是什么呢?”
    他缓缓道来，“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老死不相往来。在贝克街的时候，我只与你在一起，当然，还有霍德森太太和那些有事专门来访的人。而农村里的入则喜欢互相来往，他们会从中得到乐趣，有时是互相得到帮助和扶持。如果我不是对这种传统有些许的偏好的话，我不可能在富尔沃滋度过这快乐的二十年的。那里有一个退休的校长，怂恿我帮他一起翻译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献资料，他曾读过我关于这一题材的一些研究文章，在我们决定了这件事后，他便坚持邀请我与他共同进餐。”
    他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脸上现出一副苦相。“我只好勉为其难，与赫斯雷校长一起度过一个无聊的晚上，听着他的唠唠叨叨。为了转移主人喋喋不休的话匣子，我将眼光落到了他的那条领带上，那是一件十分奇特的精制工艺品，深紫色的底色，上面是白色和淡绿色的细道道。我想那一定是学校里统一的领带，虽然我无法确定，但总觉得以前见过这种样式和图案。”
    他停了停，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曾经在许多场合下向你解释过，华生，图案在查案中的重要意义，无论它是以视觉的形式还是别的什么形式出现，但只要曾注意过它，一般来说，我以后就再也不会忘记的。于是我问他，这是不是学校统一的领带。”
    “‘当然，’他说，‘还是原来在切尔林大学时的，我作为当时的校长，出于礼仪的需要，总要戴着它的。’
    “以往的回忆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您在切尔林大学待的时间长吗?’我问道，他说是的，他的全部教学生涯几乎都在这个学校里，于是我问道，‘你还记得有一个叫做詹姆斯·菲利莫尔的男孩吗?’他说记得，他还拿出来一张照片，那是学生橄榄球队的合影，詹姆斯·菲利莫尔就站在前排。
    “‘站在他旁边的那个男孩是谁?’我问赫斯雷，‘是他的亲戚吗?’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虽然他们很相像，就像是两兄弟。那是弗兰克·斯摩尔费希。很奇怪的一个名字，他们的祖先是意大利人。在切尔林大学时，他一直是菲利莫尔的好哥们，他们好得难分难解，总在一起玩。’
    “‘你知道后来的情况吗?’我问道。
    “‘菲利莫尔，’他说，‘想不到后来变坏了，我真为他感到难受。他竟然会去劫掠他自家的银行，最后死在河里。”他摇着头，显得很伤感。
    “‘那么斯摩尔费希呢?’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说，‘我只知道他父亲破产了，男孩离开切尔林大学不久，他父亲开枪自杀。后来那个男孩不知怎么样了，我一直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说着，又摇了摇头。”
    福尔摩斯回忆着往事，脸上带着微笑。“可怜的赫斯雷一定觉得我是个很无趣的客人，华生，过一小会，我就告辞，有了这些新的资料，我得好好地清理一下我的思绪。”
    “这些资料给了你什么启发呢?”我问道。
    “我明白，我已经打破了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不要过早下结论。但现在我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已经确认了这个奇特悲剧的根源，那些令人发指的犯罪都与国外的黑社会有关，我还明白解释这件事的起因就要从切尔林大学里两个少年的友谊开始。
    “这两个孩子离开大学后，”他继续道，“菲利莫尔商业银行的决定导致了弗兰克父亲的破产，他那种意大利式的荣誉心使得他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而他的儿子的荣誉心则使得他决意要向菲利莫尔家族和他往日的朋友报仇。他一直在等待着时机，终于机会来到了，詹姆斯·菲利莫尔到那不勒斯度假，但那也许正是斯摩尔费希设法引诱他去的。在那个城市里，黑社会活动十分猖獗，有的是为黑手党组织做事的人，于是就在那儿，菲利莫尔成了他们的囚犯。”
    “可是他不是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了吗?”我反驳道。
    福尔摩斯轻轻地摇着头，“不，华生。弗兰克·斯摩尔费希看到，老菲利莫尔之死给他带来了机会，于是他便回到英国，开始了一个胆大妄为而又冷酷无情的冒牌欺诈活动，他假冒老银行家之子的身份使得他能够有机会盗取菲利莫尔银行的资金，他就用这些钱来支付意大利黑社会组织为他提供服务的钱，或许是他们向他敲诈勒索的钱。假冒对他来说并不太困难，他与詹姆斯·菲利莫尔长期的友谊使得他对他们家的情况了如指掌，更为巧合的是，他们两个又长得如此相像，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功地假冒伪装了几年。
    “菲利莫尔太太只想到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只知道他对一些细节事情那么健忘，其余一无所知。但当这个假冒者走出大门，看到真正的菲利莫尔站在台阶下时，他会作何想法?他有何感觉?但他并不知道他的受害者在那时已经变得有点傻傻的了，而且连话也不会说了。他认为他这个罪恶的游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于是他就逃跑了。”
    “这倒与事实挺相符的，”我说，“但这些只不过是你理论上的推测。”
    “并非如此。华生。我犯了严重的推断错误，在做法上也有严重的失误，我没有确定那个清道夫留下的那条油腻腻的领带就是切尔林大学里的领带，如果我能到大学里深入调查下去，也许我可以从那些刽子手的手里救下斯摩尔费希的命。我向伦敦警察局询查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推断。”
    “那么你认为是他杀死了詹姆斯·菲利莫尔?”我说。
    “他杀了他，或者是他指使别人杀了他，然后他自己也被杀，因为他对于黑手党组织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可是真正的菲利莫尔又是怎么回到沃尔顿广场地区的呢?”
    福尔摩斯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罗宾森给他的电报纸。“这是我请伦敦警察局向我国驻那不勒斯领事馆调查的结果：‘贵厅所查询之人是在1902年被一些修女带到这儿来的，她们要求将他遣送回英国。因无法确认他的身份或者公民身份，只得将此事转交当地宗教慈善机构处理。’因此可怜的菲利莫尔就这样回到了家乡，然后生活在穷人之中最贫穷的人群当中。也许是他脑中还留有的一点模糊的印象引导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沃尔顿广场地区，并让他每天能看到他只能模糊记得的母亲的脸和母亲的声音，是否是这样，没有人能知道，这些只能永远是一个谜了。”
    “伦敦警察厅能相信你的这些论断吗?”
    “我所猜测的他们都能有办法去核实确定。斯摩尔费希这个名字在西西里人的语言里叫做‘Piscioto’，意思是‘小鱼’，华生，黑手党用这个词儿来称那些为他们组织日常活动做事的小犯罪分子们。弗兰克·斯摩尔费希的家族也许早就与黑社会有联系。
    “英国银行追踪那笔钱，一直追到法国，又追到瑞士，最后发现那笔钱被汇到了那不勒斯的一个账户上，账户上用的是假名，等警察追踪到时，这笔钱已经被提空了。”
    “那么你可以就此结案了，”我宣称，“除了你认为是斯摩尔费希杀死了菲利莫尔这一点还存有疑问以外。”
    他点点头，像以往一样，为他自己的绝世才华得到确认而感到喜悦。“伦敦警察厅还告诉了我一些事情，”他说，“伦敦之游最值得的地方，除了你的友谊之外，就是土耳其蒸汽浴了，明天，我们去享受一下土耳其浴，然后我带你去看一些东西。”
    第二天下午，我们站在伦敦西部的一个很大的公墓里，福尔摩斯在管墓人的小屋里与他说了几句话后，便将我领到了远远的一堵墙边，那里是一堆乱蓬蓬的杂草地，既没有墓碑，也没有纪念碑，他用手杖指给我看。
    “那儿，”他说，“就是管墓人所说的643号墓——乞丐，死于1903年——就在那儿躺着那个没有舌头的受尽折磨的苦人儿，在他的脸上有一个手的印记。就像那个在生活中冒充他的人一样，他的尸体也浮起在泰晤士河上，头上有着相同的伤。”
    我们沉默地注视着真正的詹姆斯·菲利莫尔的最后安息之地。当我们转身离开的时候，福尔麾斯说，“你看，华生，我找到了詹姆斯·菲利莫尔，至于你在《线索》杂志上的读者们是否喜爱这样一个有着自杀、谋杀、痛苦和悲伤，以及我至今所知道的最可怕最离奇的复仇行动的故事，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