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诺杀人》作者：陈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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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我没杀人!那人真不是我杀的!　　
　　说瞎话我是你儿子,那天的事情是这样。
　　我和老歪,还有四儿、臭蛋,从网吧出来时已经凌晨三点了。我们觉得特别饿,望着马路对面通宵夜市的灯火,还有烧烤和砂锅冒出的热乎气儿,都忍不住地想吃点儿啥。可是我们没有钱。老歪挨着问我们:“你还有钱没?你还有钱没?”我们把浑身的兜儿翻遍了,最后只凑出来两块多,连一个最素的砂锅也买不了。正因为我们没有钱,看到尽管已是下半夜、大早起了,还有那么多人在那儿热热闹闹地吃着,我们觉得更饿了。本来还不是非吃不可,现在却成了不吃不行了。四儿哼哟着:“傻膀——”傻膀是我的名字,“要不咱去喝你爸的热豆腐吧。”我爸是个卖热豆腐的,每天半夜把豆腐做好,早起用三轮拉到胡同口,卖给那些吃早点的人。我爸的热豆腐,要说这时候是做好了。可是,我说:“我都多少天没回家了,再说出来时还偷了老不死的几百块,我敢回去——我还活不活了我。”就在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老歪突然说:“我有个地儿,可以弄到钱。”
　　老歪说出来的地儿,几乎出乎了我们所有人意外。他说:“去我姐夫超市,我姐夫超市里有钱。”他姐夫家在一个都市村庄里,有一幢两层还是三层的小楼,上面住人,下面开着个小超市。老歪说:“晚上超市关门后,他们一家都住楼上。大钱拿到楼上去,零钱不好拿就留在楼底下。别看是零钱,哪天也得有半纸箱。对他是零钱,对咱就算大钱了。我知道一条小道儿,咱可以从那儿摸进去。”说着叫我们,“走走。”我们不能相信地看着他。我说:“你没吃错药吧?那可是你姐夫,你们可是一家的。”四儿和臭蛋也说:“是呀是呀。”谁知道他说:“啥姐夫不姐夫,哪孬孙跟他是一家的。”见我们不动还说,“走不走?你们不走我走了啊,你几个就在这儿饿着吧。”我们这几个,老歪年纪是最大的,在街上混的时间也最长。我块儿比他大,但是没他经事儿多。四儿脑瓜儿比他机灵,但却是个小白脸儿。臭蛋则压根儿就是个跟屁虫。我们平时,去哪儿、干什么都听老歪的。现在他说走,我们能不跟他走么?我们当然走了。谁知道这一走坏菜了。
　　进超市很顺利。果然,就像老歪说的,他知道一条小道儿。超市在村庄十字口,两面临街的门和窗,都拉着铁皮的卷帘,可后院的两扇窗,也许是在他们家院墙里面吧,不仅没设防而且窗户都没关。不是自家人,绝对想不到一圈儿篱笆就这儿漏个洞。我们先是翻墙进院,接着又翻窗进到店里面。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可以说,直到这时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我们在货架中磕碰、摸索着,半天没找到收银的地儿,老歪在黑暗中叫道:“谁有火?谁有火?”我摸出打火机刚想打亮它,谁知道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灯光就像爆炸一样,“咣”一声照亮了整个超市,将我们一下子暴露在了光天化日里。伴随着强烈耀眼的灯光,我们听到一声如霹似雳的喝吼:“都站那儿,不许动!”一个赤身露体、黑肉黑毛的壮汉,只穿裤衩拖鞋、手举一条大棒,就像一座山一样屹立在了我们面前。
　　这——我们一下子认出来,就是老歪的姐夫。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姐夫每晚睡在楼上是不假,可偏偏就是这一晚,由于和老婆吵了架,被他姐姐从楼下撵下来,十分窝囊地睡在了超市里。而这,不仅成了我们的噩梦,也成了他本人的噩梦。
　　这个姐夫,和我们面对面的一霎那,不但我们傻眼了,就连他也愣在那儿了。很显然,他本以为进来的不知是哪路蟊贼,没想到竟然是我们,更没想到竟然有他小舅子。这一意外肯定极大地刺激了他,因为他只愣怔了那么一秒钟,紧接着我们看到他的脸一下子涨红涨紫,就像大花脸那样哇哇暴叫道:“妈的!”抡起大棒朝老歪打了过去,没打着老歪却砸在货架上,砸得瓶瓶罐罐乒乒乓乓乱碰乱掉。然后整个场面混乱起来。老歪一面躲避倒退,一面结结巴巴喊着:“姐夫姐夫,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但是怒不可遏的人根本不容分说,一面丁零当啷胡抡乱打,一面大呼小叫着:“来人那,抓贼呀!”那声音在我们听来,是那么的惊心动魄、震天动地。老歪,不知道是不是被这音响惊慌、吓蒙了,倒着倒着一脊梁倒在了货架上,撞得架上的方便面盒子像乱石一样掉落下来。而他姐夫,就在这时大吼一声:“打死你个小B崽子!”整个人如同疯虎猛扑上去,将他连人带架子扑倒在地。我们,就在他们轰然倒下的那一瞬,听到老歪喊:“傻膀傻膀……”就像一个人在溺水的那一瞬连扑腾带喊救命……
　　我们,到现在我们谁也说不清,那至关重要的一击是谁打的了。我只能说,我们都打了。事实上,由于事发过于意外和仓促,我、四儿,还有臭蛋,直到这时我们一直愣在那里。完全是老歪的这声“傻膀傻膀”,才把我们的神志唤醒回来。翻然醒来的我们,完全是无意识、下意识地,我抄起一瓶酱油,四儿和臭蛋也各抄起一瓶料酒和老陈醋,乱七八糟、没头没脑地朝下打去。而老歪,也在混乱中摸到一瓶王致和臭豆腐,只管朝上乱打一气。我们谁也不记得到底打在了对方的哪儿,我们甚至不记得到底打着没打着。我们只记得打着打着,突然觉得不对劲儿,一直大呼小叫、大打出手的老歪他姐夫,不知何时已经不出声、不动弹了。我们不知所措地叫:“老歪!老歪!”老歪用力翻开他姐夫爬起来,发现自己上半身都是血。他先是在自己头上身上一阵乱摸:“我哪儿流血了?我哪儿流血了?”但马上发现他哪儿都没流血,全是他姐夫的血。他傻傻地看着我们,而我们也全都傻脸地看着他。这种傻看傻大概持续了几秒钟,然后我们听到老歪喊:“还不快跑!”
　　然后,我们看到了电视中的那条新闻。
　　我们是在四儿家看到这条新闻的。四儿爸妈在外地,从小跟着他奶奶,后来他奶奶死了,这套房里就剩了他自己,就成了我们一伙儿的天下,我们有家不回时都住在这儿。我们看到新闻,已经又是晚上了,当时我们睡了一天刚起来,正在吃凉馒头和方便面。电视里先是播放着发生在我们城市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播着播着,我们忽听得播音员说:“今天凌晨,在我市一个都市村庄里,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接着看到这样的画面:一家常见的街区小超市;超市里货架倒塌、一片狼藉;一个中年男人趴伏在散乱的货物中,他的身下是一大摊触目惊心的血;一群警察围在尸体旁,拍照的拍照,取证的取证;一群医护人员将尸体抬出,塞进停在外面的急救车里……一开始我们还没意识到,这事儿跟我们有啥关系。谁知道就在这时,画面中出现一个披头散发、哭天喊地的女人,她一次次被架开,又一次次挣脱开来、扑向担架,抱住尸体呼喊着什么。我记得看到这儿,四儿还说:“老歪老歪,这不是你姐么?”我们还说:“就是就是,可不是咋。”但话一脱口,我们全都成了木雕泥塑。
　　“死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喊。
　　那天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我们,真没想杀人。我们只是——最多也就是群小混混。我们平时——最多也就是敢骂骂人。杀人,再借我们一万个胆,我们连想也不敢想。我,敢用我所有的祖宗赌这个咒,我们只不过想偷点儿零钱,在这天早上吃个砂锅什么的。可、可、可,这是咋回事儿,这是咋回事儿?现在有一个人死了,不仅死了,我们还听到播音员说:“目前,警方已经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02
　　就这样,我们走在了通往刑场的路上。
　　我们杀人的时候是夏天,而现在,已经是风雪弥漫的冬天了。
　　行刑车队在城市街道冒雪行驶着。我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亡命旗,站在其中一辆卡车上。我看到行人、车辆、树木、楼厦都是那么灰白臃肿,就像给谁披麻戴孝一样。
　　刑场是在郊外河滩上,这时候已经白茫茫一片。我们一排几十个死刑犯,每人被两名武警按着,齐刷刷地跪在雪窝里,后面跪着的是一排陪绑的无期和有期犯。由于将临年关,就像每年年关一样,处死的人比平常多得多,我们是被一批一批执行的。指挥长每次喊六个号,每喊一次就有六个被拉到前方的空地上。老歪,不愧是我们几个的小老大,他是第一批被执行的,直到被拉出去的那一刻,仍然拼命挣扎,企图直起头和胸。指挥长喊:“预备——放!”我看到伴随沉重沉闷的枪响,他的一颗囫囵头一下子被打得只剩了半拉,就像一个被砍去了一半的西瓜,红红白白的脑浆把雪地都迸出一片坑。四儿在第二批里,他的表现则与老歪判若两人,这个过程中脸上白花花的全是泪,这时更是吓得完全失去了知觉,整个人已经像泥似的瘫在了那里,以至于武警不得不像拖死狗样地把他拖出去,两只脚把雪地都拖出来两道深辙。指挥长的“放”字刚出口,他的脑袋就被打得耷拉下去。与老歪不同,子弹没有掀掉他的脑盖儿,而是从脑后进去前额出来,将脑袋钻了个不太明显的洞眼儿,脑浆就像淤出来的粥一样,一嘟噜一嘟噜地从洞眼儿里冒出来。
　　然后轮到了我。
　　“不——”
　　指挥长刚一喊出我的名字,我感到裤裆里猛一热,杀猪似的叫了一声。
　　两名武警本来是想拉我的,但是我拼命向后挣扎,最后他们不得不架着我腋窝将我硬架起来。直到他们把我架离了地面,我的双脚仍然在空中乱蹬着,就像一只惊恐万状的螃蟹。
　　我一面挣扎,一面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我没杀人!”
　　“我没杀人!”
　　“傻膀,傻膀。醒醒,醒醒。”然后我听到有人这样叫我。
　　03
　　是的,这是噩梦。
　　我已经记不清,第几次做这样的噩梦了。我只记得,自从我们开始逃亡,这个噩梦便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我,每当夜晚,只要我一闭眼,它就会出现在我面前。
　　不错,我们在逃亡。我们现在正在逃亡的路上。我们是在得知我们已经成了杀人嫌疑人的当晚开始逃亡生涯的。至今,我们也记不太清,没有一个月也有半个月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时而步行、时而扒车,流浪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我们的流浪没有目的,只想离事发的地方越远越好。白天,我们在街边垃圾箱里翻找塑料瓶,然后把它们卖给废品回收站,买几个干馒头干烧饼勉强充饥。夜晚,就睡在电杆旁、屋檐下和桥洞里,有报纸就盖张报纸,连报纸也没有只得什么都不盖。
　　不用说,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惊恐万状和提心吊胆中。一开始,每当看到警车或警察迎面而来,不管是不是找我们的都觉得是找我们的,霎时间心跳过速、脸色苍白、冷汗乱流。到后来干脆发展到只要是个人迎面走过来,特别是如果这个人又看了我们中的谁一眼,哪怕这人是老人、女人和孩子,也会把我们吓得一咯噔、一扑腾、一忽闪,心想:“完了!”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恐惧,而是整个身心都被恐惧枷锁折磨着,恐惧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
　　我们最怕看到的,就是大街上又贴出新的通缉令。每当看到有一群人在围观一张通缉令,我们的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紧一下,暗叫:“坏了坏了!”以为被通缉的一定是我们,霎时间有一种无处可逃、可躲的感觉。虽然,事实证明每次都不是。由于这种异乎寻常的关切和关注,这一时期我们看的通缉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结果,我们看到那些白纸黑字所通缉的,绝大多数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杀人在逃者。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们从不知道,这世上竟有这么多杀人者,而且在逃着,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的人群里。以前我们这些人,走路时被人挤一下、碰一下,总是横眉瞪眼骂人家:“妈的眼瞎了!”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呀。为啥呢?说不定那人就是个杀人在逃犯。反正已经杀人了,多杀一个少杀一个又有什么区别呢?不知是不是因为照片的关系——我们知道,一个哪怕长得再好的人,只要你的照片经过警察的手,被他们印上了身份证或通缉令,也会变得不堪入目。我们觉得那些通缉令上的人,眉目间全都泛着隐隐发黑的煞气和晦气,仿佛某种巨大的灾难就要降到他们的头上,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走投无路感和死到临头感。而这,总是令我们不由得联想到,我们最终的命运和归宿。
　　正因为如此,每到夜晚,我们总是深陷在噩梦里。就像一个误入沼泽地的人,一脚踏进深不可测的泥淖里。一下子,泥泞便淹没了我们的膝;一下子,泥泞便淹没了我们的腰;一下子,泥泞便淹没了我们的胸。我们拼命挣扎,但泥泞的吸力如此之大,我们根本无法抗拒,越是挣扎陷得越深。只一瞬,我们的眼前便猛一黑,整个人便被泥泞吞噬了。每当这时,我们都在梦中窒息般地呼喊着:
　　“不——”
　　“我没杀人!我没杀人!”
　　由于整日生活在恐惧中,除了恐惧我们已经不会想别的、干别的,我们很快变成了这样的人——头发又长又脏,都已经成了一绺一绺的;面垢又黑又厚,都已经成了一块一块的;衣裳又破又烂,都已经成了一条一条的。尤其是我们的形容,都已羸弱、枯槁成了眼窝和两腮深陷进去、额头和颧骨凸突出来,说我们是骷髅都有人信。以至于我们走在大街上,许多人真的把我们视作了拾破烂儿的。
　　每次,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喊叫将同伴惊起,同伴又将叫喊的人从梦中唤醒。每次,我们从噩梦中醒来,望着陌生、漆黑、凶险的城市,都会感到无限、无比的绝望。
　　四儿,都会泪流满面地:“我,再也受不了了,再也受不了了……”
　　臭蛋,都会哇哇大哭地:“这咋弄咧,这咋弄咧……”
　　而老歪,都会气急败坏地:“都他妈的给我闭嘴!”
　　04
　　没想到转折来得这么快。
　　那天早上醒来,我们从一张不知何时的报纸上,那报纸是我们用来做被子的,看到一个被判死刑的大贪官,临刑前人们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那贪官是贫困山区的农民儿子,是从他们村前的山路出发,一步一步干到一个重要部门的领导位置的,他在那个位置上容光焕发、风光一时,享尽了人世间的一切盛筵。但是现在,他却心驰神往地说,他此时此刻最怀念的是他故乡的小山村,是村前的小河、村后的群山,是山脚下田地里的玉米和高粱,是他们家石砌草盖的那两间小屋。他说:“我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老家去,跟着我爹老老实实地当农民。谁要是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拿我所有的一切跟他换。”
　　“可惜呵。”最后他痛悔地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这个贪官的思想感情,也许在正常人看来有些古怪,但却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强烈的共鸣。
　　不是么?我说:“说来说去,还是家好啊,哪儿也不如家好啊!”
　　四儿更是说:“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回家。我真想家呀!”
　　臭蛋更是眼泪汪汪地说:“咱啥时候才能回家呀……”
　　最后,我们这些很少拿家当回事儿的人,一致认为,只要能让我们回家,这辈子,哪怕打死我们,我们也哪儿都不去了,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老、待到死。
　　而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巧。我们的话音还没落地,就听得有人大声喊:“起来起来,都给我起来。”几名警察,还有几名戴红袖箍的治安员,把我们堵在了桥洞里。一刹那,我们还以为,警察终于找到我们了,吓得站都站不起来了。但是我们被塞进一辆大面包后,汽车左拐右拐最后来到一个地儿,我们一看大门的牌子上写的却是“收容站”,这才反应过来。对方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是杀人嫌疑人,而只是视作了一群盲流。老歪一看赶紧悄声说:“听着。”他见的事儿到底比我们多,反应比我们快得多:“待会儿有人问咱是哪儿人,你们可别那么老实。”果然,进去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登记我们的姓名、年龄和籍贯。按着老歪的意思,我们都是胡说的。特别是籍贯,我们不仅一个比一个说得远,而且跟我们城市根本不在一个方向上。我们都认为,说得越远,越是背道而驰,当然也就越安全。然后我们被告知,工作人员在与我们的原籍取得联系后,将把我们遣送回家。
　　而转折就是这时候发生的。在等待遣返的时间里,我们和其他盲流被组织进行法制学习。我们没想到,这里的盲流这么多。直到这时才听说,原来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正在争创文明还是卫生城市,所以这一阵一直在集中收容、遣返盲流们。所谓法制学习,就是把这些盲流集中在一起,从早到晚看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我们本来就是跟着大伙一起看,丝毫也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奇迹。但是这天,法制频道报道了一起系列抢劫杀人案,说是有一个三人犯罪团伙,在十几个城市流窜作案,入室抢劫、见人杀人,短短半年竟然作案数十起,杀死九人杀伤四人,日前终于被警方破获。电视里,先是三名罪犯被押进监狱,他们身穿囚服、戴着手铐脚镣;接着,是记者对他们的现场采访,面对镜头三人均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最后是对三人犯罪事实的回放,也就是当时现场的录像资料。我们看到那些现场,有的是在住户家里,有的是在宾馆房间,还有的是在商店超市……是的,还有的是在商店超市,我们看到电视画面是这样的:一家常见的街区小超市;超市里货柜倒塌、一片狼藉;一个中年男人趴伏在散乱的货物中,他的身下是一大摊触目惊心的血;一群警察围在尸体旁,拍照的拍照,取证的取证;一群医护人员将尸体抬出,塞进停在外面的急救车里;一个披头散发、哭天喊地的女人,她一次次被架开,又一次次挣脱开来、扑向担架,抱住尸体呼喊着什么。而我们,我记得就是看到这儿,不约而同地愣了愣——这场面咋看着那么眼熟呵?然后我们听到四儿的惊叫:“老歪老歪,那不是你姐么!”
　　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震惊。
　　就在现在,我们回忆起来,仍然张口结舌、难以置信。
　　换了你,你能相信么?明明是我们杀的人,现在屎盆子却扣在了别人头上。而最最匪夷所思的是,那几个人竟然没说什么,就这样认下了。
　　老歪先是狠狠抽了我一嘴巴,问:“疼么?”
　　又抽了四儿和臭蛋一人一嘴巴:“疼么?”
　　我们都捂住腮帮子说:“疼!”大嘴巴抽着能不疼么?
　　老歪激动地说:“疼就说明是真的。也是呵,杀一个也是死,杀十个也是死,只要能少吃眼前亏,多认一个少认一个有啥呀。换了我,我也是这样呀。”
　　我们还在想着他的话是啥意思,冷不防地听到他大喊一声:“报告!”
　　他几乎是以欣喜若狂那样的语气喊:“报告领导。我有罪我有罪。我在登记时谎报了原籍。通过法制学习,我认识到了我的错误。现在我坦白,我家根本不在那儿,我家在……”
　　05
　　是的,我现在在家里。我们是被收容站送上火车,然后回家的。一路上,我们都觉得,仿佛不是坐在火车上,而是坐在梦境里,不敢相信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直到火车缓缓驶入我们城市,熟悉的标志建筑和巨幅广告迎面而来,我们仍在将信将疑地问:“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我现在在家里。此时此刻,我只能用俩字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幸福。实际上,也没什么,只不过就是——我现在,正睡在温软的床上;我现在,正吃着热乎的饭菜;我现在,正看着电视里的喜剧片;我现在,正聆听着父亲唆唆的教诲。这都是我以前日常的生活。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可能在你们看来,这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甚至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不是么?我正睡在床上,我正吃着热饭,我正看着电视,我正和我的父亲在一起,而我做这一切的时候,再也不用害怕有人会突然闯进来,告诉我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然后把它们从我手中剥夺去——难道这还不是奇迹么?它的确是奇迹!置身在这个奇迹中的我,就仿佛从黑暗中一下子来到了阳光下,浑身都沉浸在暖洋洋的满足和幸福中。
　　足有半拉月,我哪儿都没去,什么也没干,就这么待在家里,尽情地咀嚼、品味着这幸福。这使得我父亲,感到既诧异又迷茫。因为自打我妈去世、我长成人后,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在家过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习惯于看不到我,而不习惯我在他面前了。以至于这个老实巴交的人,那些天里一直问:“你是不是哪儿不得劲儿呀?”但是令他更加诧异的还在后面。半拉月后,这天大早,当他用三轮车拉着他的热豆腐家什——一保温桶热豆腐,一小水桶卤汁儿,和盛着芝麻酱、辣椒油、韭菜花、香菜末、小咸菜的瓶瓶罐罐,准备到胡同口去卖,过一个坎儿时忽觉车子一轻,感觉有人在后面帮着推了一把。他在车上转过头来,正打算说声谢谢时,话到嘴边一下子噎住了,没想到推车的竟是他儿子我。在他印象里,我就算是在家,也从没起过这么早。他说“你,你……”,你了半天都不知道你什么好。最后,还是我说:“爸,往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干吧。”
　　是的,如今我是父亲的帮手。父亲把我养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得助于我的力量。现在我每天半夜起身,和父亲一起开始一天的劳作。热豆腐,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从头到尾要经过泡、磨、滤、煮、点五道工序。泡就是浸泡,就是把豆子泡得膨胀、脱皮。浸泡是个漫长的过程,冬天需要一天一夜,就是夏天也得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的豆子,都是头一天就泡好的,我们每天的劳作其实是从磨开始的。说到磨,以前是石磨,而今都是电磨了,电磨多快多省劲儿呀,可是父亲一直到现在,仍然不用电磨用石磨,用他的话“还是石磨吃着香”。这样,我们干的头一件事儿,就是我推磨,父亲朝磨眼里添豆和水。这,以前都是父亲一个人干,也就是说他要一边推着磨,一边不停地添豆和添水。现在有了我,父亲说:“这活儿干着快多了。”磨以后,就是滤,也就是用一个布兜子,它是用两根木棍绑成十字,棍头与布角系在一起制成的,将磨出的水和渣分开来,滤出来的叫生汁儿,留在兜里的就叫豆腐渣。这以前也是父亲一个人,两只手提着棍两头,一下一下、前后左右地摇啊摇。现在有了我,两根棍绑成十字架,不是正好四个棍头么,我们正好一人提两头,一下子就比一个人干着省了一半的劲儿。汁儿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煮,也就是把生汁儿煮沸和煮熟。磨分电磨和石磨,煮也分煤炉和地锅,煤炉烧的当然是煤,地锅烧的则是柴火。就像坚持用石磨,父亲在煮的环节上也坚持用地锅,理由不用说是同样的。这在以前很麻烦,父亲又要添柴烧火,又要用木锨在锅里不停地搅,以免坐锅——蛋白质沉在锅底被烧糊。而现在,简单了,他只需要光烧火或光看锅,另一半交给他儿子我就行了。汁儿煮得差不多,接下来就是点浆了。我们说卤水点豆腐,指的就是这道工序。也就是把煮好的汁儿倒进保温桶,兑入老浆水以后,用木锨不停地搅拌,直到汁水渐渐变成脑状物。这个,就需要很高的技术了。因为在搅拌的过程中,见到脑状物的那一刹很关键,这时候多搅拌一下就会少出好几斤豆腐,而少搅拌一下豆腐脑又出不来,如何搅拌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就全靠老师的经验和感觉了。所以在这一关,开始都是父亲自己搅拌,一边搅拌一边给我讲解要领和诀窍,后来他把木锨交给了我,但自己仍在一旁边看边指点。搅完拌完,盖上桶盖,停个一二十分钟,豆腐脑与浆水完全分离,热豆腐就做成了,而这时天也差不多大亮了,我们也该出摊儿了。每天,我们都是和晨曦一起上街的,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这段日子就像晨光一样,金黄金红、新鲜明媚。当我们在这样的晨光中摆好摊子,吃早饭的人们就陆陆续续地来了,我和父亲就开始手脚不停地忙碌起来。我父亲用他那慈祥的、拉长的嗓音喊:“一碗——”“一碗——”我则在他的喊声中,盛起一碗碗的热豆腐,浇上香喷喷的卤汁儿,淋上芝麻酱和辣椒油,撒上韭菜花、香菜末和小咸菜。看到我干得如此卖力和踏实,喝了我们热豆腐的人,不认识的都笑着跟我父亲打招呼:“恭喜你啊老师傅,收了这么个好徒弟。”认识的则无不对我父亲夸奖道:“啧啧!这孩儿,懂事儿了,变样了,学好了!”而这一刻,无疑是我们,特别是我父亲最为喜悦的时刻,我看到每当这时父亲都像白捡了什么,脸上笑得就跟一朵花儿似的,洋溢着红扑扑、热乎乎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
　　不光是我。后来我知道,除了老歪还照旧不三不四、不郎不秀着,就连四儿和臭蛋也变样了、学好了。臭蛋他爸是开出租的,一直想把臭蛋也培养成出租车司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人开白天一人开晚上,不至于一个人白天晚上的辛苦了,但这以前臭蛋根本不尿他爸这一壶。可是现在,那天我见他时,他竟然开着他爸的破夏利,一问才知道是花两千多拿了个驾照,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接了他爸的班。而四儿,更是——也不知他怎么弄的,竟然勾上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妞儿。那妞儿是四川人,在我们这里一条服装街上做生意。现在四儿简直成了她的小伙计,一天到晚都在她的服装店里帮她进货、卸货、上货、卖货,她反而成了啥都不管光管收钱,就连我们叫他喝酒都说没空儿没空儿。总之,我们都十分地珍惜着这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一切,在正常、正经人的道路上脚踏实地生活着。
　　我敢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们这辈子都将是合格、守法的人。
　　06
　　可意外偏偏就发生了。
　　这天早上,我正在摊儿上忙碌着,有一辆出租车在路边直按喇叭,一开始我还以为跟我没关系,但喇叭声越来越长、越响、越急,仔细一看才看清是臭蛋的车,而四儿正在车里冲我直摆手。我过去问:“啥事儿呀?”四儿一脸焦急地催促道:“快上来,快上来,到车里说。”我上到车里还没坐稳,他们就告诉我一个这样的噩耗:“老歪被抓走了!”
　　我一愣:“别开玩笑了。”
　　四儿说:“骗你不是人。”一指臭蛋,“不信你问他?”
　　臭蛋急得话都磕巴了:“就是就是。我亲眼看见的。早上我在网吧门口拉客,老歪和几个人走出来,叫我把他送回家。我把他送到他家胡同口,他下车以后往家走,我说下去买盒烟,谁知道刚下车,看到胡同里也不知从哪儿蹿出一帮人,就像老鹰捺小鸡儿把他捺在了那儿。他嚷着:‘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可是对方理都不理他,上去就把他反铐了……”
　　我忙问:“后来呢?”
　　他说:“拉走了。他们把他塞进一辆面包车,面包车从胡同里开出来,我才看清是警车。”
　　“咋回事儿?”这时候我的嗓音儿也变了。
　　四儿红头赤脸:“还能咋回事儿,肯定是咱们那回事儿,那帮人在警察那儿认下了,一到检察院和法院那儿又不认了,结果回头又一查查到咱们头上了。”
　　“那——”我看着他俩,“那咋办?”
　　四儿说:“还能咋办,还不快跑。”
　　我一听要跑:“你们等等,我去跟我爸说一声。”
　　四儿一把抓住我:“还说啥,你找死呵。说不定警察已经在半道上,不等你说完他们就到了。臭蛋臭蛋,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开车……”
　　我们的车就像没头苍蝇,在城市里团团乱转着。谁也说不出我们要去哪儿。臭蛋一个劲儿地问:“去哪儿呀?去哪儿呀?”我们这才发现我们根本没地儿去。我本以为,我们又要回到灰暗、阴冷、崎岖、泥泞的道路上,开始那种噩梦一般的逃亡生涯。这才几天呀,好日子就这么结束了,这么快就结束了。却不料就在这时,四儿的小灵通猛地响起来。这个小灵通是他的四川妞儿给买的。四儿还以为是催他去店里,谁知道一接脸色刷地就变了。他几乎是以见了鬼那样的颤声对我们说:“是老歪!”
　　我们和老歪的对话是这样——
　　老歪说:“你他妈的去哪儿了,家里店里都找不着你?”这话是对四儿说的。
　　四儿说:“你、你、你、你在哪儿?”
　　老歪说:“我在街上公话亭。你他妈的在哪儿呢?”
　　四儿:“你——不是叫警察带走了么?”
　　老歪:“是带走了,又放回来了。前几天我们几个哥们儿撬了马路边几个铁井盖,卖了点儿钱喝了喝酒。后来一哥们儿叫抓住了,把我们几个都咬了出来。没啥大事儿,就是一人罚了五千块钱。我是回来拿钱的,最晚下午就得交,不交就要撺号儿里。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我爸我妈和我姐,早就当没我这人了,叫他们拿钱更别想。咱们好哥们儿是不是?你还有傻膀和臭蛋,你们现在都有营生,我知道你们都有钱。赶紧的,先把这钱给你哥凑出来,先叫哥过去这道坎儿。你放心,就算你哥借你的,等我有钱了就还给你。”
　　“快点儿呵。”最后他说,“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07
　　我们这才发现,我们一直坐在车里,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就像干重活儿累得虚脱、崩溃了,人人一脸的苍白、青紫和乌黑。
　　不知过了多久,四儿才喃喃道:“好险啊!我还以为,又不能回家了呢……”
　　四儿还没说完,臭蛋就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我,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回家,就想待在家里,就想和我爸我妈在一起,就想跟着我爸开出租车……”
　　四儿也说:“谁不是呀。在家待着多好呵!哪儿能有家好呵!对了,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打算结婚了。我跟我爸我妈都说过了,我爸我妈都同意了。他们还说,他们离得远,从小就没有好好照顾过我,这下可算有人照顾我了。一结婚,我就算有自己的家了,我就更加不想离开家了。我已经想好了,这辈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家里,就在店里,和我老婆一起卖衣裳、过日子。”
　　四儿说得对——谁不是呀!我说:“我也是,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待在家里,守着我爸和我们的热豆腐摊儿。”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家是那么好,有个家是那么的好。现在我们的热豆腐摊儿,已经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本来在我们街对面,有个炸油条的摊儿,摆摊儿的是母女俩,妈妈四十多,女儿二十多。有的客人吃完饭给的钱票比较大,我们零钱不够找不开,她们有时找我们换,我们有时找她们换,换来换去的就熟悉了。然后有一天,吃早饭的人们散去了,她们收拾收拾开始自己吃早饭,就是那些没有卖完的油条。看到我们也没吃,妈妈把油条拾了一塑料篮,对女儿说:“给你赵师傅送过去。”而父亲,一辈子没白受过别人东西的父亲,先是坚持不要,后来又要给钱,看到那姑娘放下篮就走,一边叫着“闺女!闺女!”,一边对我说:“还不快给你姨端两碗热豆腐。”这两碗热豆腐,我浇的卤汁和作料,比平时任何时候都要多,喝得母女俩脸蛋又亮又红了。就在这一天,母亲对我父亲说:“赵师傅,咱这一稠一稀,要说应该是一块儿卖的。吃饭不都是有稠有稀么。可咱隔着一条街,人们街这边买了油条,还得到街那边买热豆腐,过来过去多不方便哪。你看,咱们把摊子搁一块儿好不好?这样人们连吃带喝,就一块儿都有了。”本来,我父亲就有这样的理想,卖热豆腐同时卖炸油条,因为人手不够忙不过来,这理想一直也没能变成现实。现在母亲这样一说,等于正好说到了他的心坎儿上。就这样,就像俗话常说的,“少了两个单干户,多了一个互助组”,我们两家,两好搁成了一好。我们两好搁一好后,立刻显现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虽然还是各卖各的、各收各钱,但由于两边的人气聚到了一起,各自的销量和收入都翻了一番。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了,母女俩是市郊农村人,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在市里做生意发了财,又找了一个更加年轻的城里女人,把她们母女抛弃了。可能由于我们的生活同样残缺不全吧,两家之间更加互相关心和爱护,团结得更加紧密了。而今,我们的摊儿已经成了整条街上最美的风景。过来过去的人们,望着炸油条和热豆腐的氤氲热气,望着吃油条喝热豆腐的热闹人头,望着我们两男两女在这人头里前后左右、有呼必应地忙活着,人人一脸春风、春花一样的笑容,都说:“瞧,这一家子有多好!”而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多么宝贵呀,就是给我金子我也不会跟你换,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愿失去它。
　　“可——”四儿说,“咱们想过好日子,可是老歪还跟以前似的折腾着,今儿偷个鸡明儿摸个狗,动不动就叫警察给弄起来。警察,咱们都打过交道都知道,逮住谁问谁你都干过啥。他这么出来进去的,动不动就叫警察问一问,说不定哪天一个没扛住,就会把咱们那事儿兜出来。这回没出事儿,算是咱们的万幸,下回可就不一定还这么幸运了。而且这个下一回,我敢说绝不是那么难来的,而是随时随地说来就来的。到时候他那么一兜不当紧,咱们——什么好日子不好日子呀——可就全都跟着去球了。”
　　可不是咋!四儿这么一说,我们越发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和严峻性。
　　“那——”臭蛋万分焦虑地说,“可咋办呀?”
　　说着他俩一起拿眼睛看着我。这,以前,我们几个有什么事儿,都是拿眼睛看着老歪的。现在老歪不在了,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我说:“不行。咱们必须干点儿啥。绝不能听任他这么下去。”
　　“可是,”我又一想,“我们他妈的又能干啥?”
　　事到如今我觉得:“除非——一个是老歪也像我们一样,走正道、做好人、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但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你们谁见过狗能改得了吃屎的。再一个就是他死了。人死了,他的嘴也就跟着闭上了,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他说什么了。”
　　“就是哎。”他俩听我一说,全都无限憧憬地说,“这个老歪——”
　　“要是能脑溢血溢死就好了!”
　　“要是能肝硬化硬死就好了!”
　　“要是能过马路撞汽车上就好了!”
　　“要是能站树跟儿叫雷劈了就好了……”
　　“可是,”我们又觉得,“哪他妈有这样的好事儿呵。”
　　08
　　接着就来到了这一天。
　　这一天本应该是好日子。一个是国庆节,再一个是四儿和他的四川妞儿,在这一天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可,又是老歪,一句话把好日子全毁了。不,把我们的一切全毁了。
　　当然,一开始还没什么。我们先是到新娘的出租屋,迎接新娘和她的娘家人。然后到饭店,举行婚礼和宴请宾朋。饭店,按着新娘的意思,选的是一家川菜馆。婚礼举行得很热闹,新郎新娘在人们的起哄声中,向双方父母三鞠躬。四儿他爸妈,特意请假回来了,新娘的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也从遥远的四川赶了来。向全体来宾三鞠躬。这些来宾除了双方亲戚,还有三教九流、引车卖浆的朋友们。新郎、新娘对拜。对拜时起哄的人们乱推乱搡,俩人的脑袋还碰在了一起。然后大吃大喝开始,整个饭店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都是杯盏交错声和吆五喝六声。新郎新娘在这一片欢声笑语中,往返穿梭在各个酒桌中,向每一位来宾敬酒。而来宾们也生拉硬拽、不依不饶地反灌新郎和新娘,把小两口儿灌得满脸都是红的。总之,一直到这时,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晚上。
　　晚上,按说新郎新娘累了一天,应该早点儿休息了,但是我们这些四儿最好的朋友,也帮忙帮了一天,特别是中午的婚宴,都是侍候别人吃,自己几乎没怎么吃,按着我们这里的婚俗,两口子又专门摆了一桌,感谢我们这些人。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时候。老歪喝着喝着,和一个人较开了劲儿。这人,我们也不知叫个啥,只知道是四儿卖服装后认识的朋友,俩人的店好像不是隔壁就是对门。老歪和那人,都觉得酒量比对方大,都想在酒字上把对方压下去,一开始还是划拳行令,谁输谁喝,不一会儿就成了一人一杯、一碰一杯一碰一杯地喝,不一会儿就成了小杯倒到大碗里、一碰半碗一碰半碗地喝。几碗下去,俩货就都喝大了,本来还是对酒量,这时候开始对大题。一个说:“一碗算球,我能喝二斤你信不信?”一个说:“你才二斤,我能喝三斤你信不信?”对着对着,大题的内容开始变本加厉,本来还仅限于吹自己能喝酒,这时候开始吹自己无所不能。这个说:“喝酒算球,我敢打你你信不信?”那个说:“你敢打我?我打你俩你信不信?”这个说:“你打我俩?我连警察都打过你信不信?”那个说:“你打警察?我把警察打得叫过爷你信不信?”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激烈,说到最后俩货都一拍桌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也就是在这时候,老歪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地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打人算球,你敢杀人么?老子杀过人你信不信?”
　　我,还有四儿和臭蛋,由于谁也没想到老歪敢说这话,一刹那全都僵硬在了那儿。
　　那人上下打量着老歪,看着看着突然乐了:“你——就你——你杀过人?”
　　老歪一直身子:“咋、咋、咋了!”
　　那人:“听见没,听见没。”眼睛看着大家,一只手指着老歪:“他杀过人。就他那样儿,他杀过人……”仿佛在说一件很可笑的事儿。说得大家也都笑了。
　　这一笑,把老歪笑急了。我们看到他红头涨脸地转了一圈。“你们不信?你们不信?”一转脸看到了我,一把抓住我胳膊说,“傻膀,你给他们证个明,老歪是不是杀过人。”紧接着看到了四儿和臭蛋,“还、还有你,四儿,臭蛋,告、告诉他们,咱们是不是杀过人……”
　　一下子,一桌人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上。特别是新娘,脸上的笑容倏地凝固了,用她的四川话叫了一声:“四儿!”以怀疑和戒备的语气问,“这是咋个回事?”
　　我一看不好,赶紧站起来。“没事儿没事儿。”架住老歪一条膀子,“他喝大了,胡诌八扯。你们别当回事儿呵,接着喝接着喝。”一边说一边朝外拽着他,“老歪老歪,你喝大了,赶紧回家吧,走走我送你。”
　　那人:“一听就是喝大了。就他那样儿,还杀过人。他要杀过人,我就杀过恐龙。”
　　老歪一听更急了,站都已经站不稳了,却猛地一下甩开我:“你说啥?你说啥?你再给我说一遍!”顺手抄起一个空酒瓶,“我现在就能杀了你,你信不信!”举起来就要朝那人夯过去。一桌人看到他要行凶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
　　我整个人全部扑上去,从后面紧紧抱住他,同时大叫四儿和臭蛋:“还他妈傻愣着干啥!还不快把他送回去!”四儿和臭蛋直到这时才如梦初醒,扑上来一人抱住他一条胳膊。老歪就像一条搁浅的鱼那样,拼命弹腾、挣扎着:“放开我!放开我!”但是我们把他抬了起来,不容分说抬出饭店,塞进了臭蛋的汽车里。老歪一路上都在踢腾叫喊:“放开我!”但是进到车里“哇”的一声吐了,吐得车座和我们身上哪儿都是,然后头一歪睡了过去。
　　就在他睡过去、静下来的一瞬间,我哭了,不仅眼泪哭了出来,就连鼻涕都哭了出来。
　　我边哭边说:“你们都看见了呵——这可不怪我,是他硬逼我。”
　　四儿和臭蛋看着我:“你想怎么样?”
　　我猛地抹一把鼻涕,喊:“什么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难道你们没看出来么——这个王八蛋必须死!他要不死我们全得死!”
　　四儿、臭蛋,和我一样,本来就已经喝多了酒,这时候情绪又正激动,本来就恨不得弄死他,这时候又被我一挑头儿,一刹那——我敢肯定,他们连想都没想——全都热血沸腾地附和道:“我们不能死!我们说啥也要活下去!”
　　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解下我的裤腰带,并把它绕在了老歪的脖子上。这事儿,本来我一个人就能干,但这既然是我们大家的事儿,要下水大家都得下,不能我跳下去了他俩还在岸上头。于是,我攥着裤带的一头,叫四儿和臭蛋攥住另一头。我说:“我喊一二三,一齐用力拉。一——二——三!”我们就像拔河赛一样,朝各自的方向用尽全力拉着裤腰带。老歪在我们拔河中,整个身体先是一下子挺直了,就像一根又直又硬的棍一样,眼球凸出来、嘴巴张老大,接着猛一松、猛一软,就像一摊臭泥“扑喳”巴在了车座上。整个事情就完了……
　　我们将车开到城市最西郊。这个主意是四儿出的。我们城市地处平原,但西面背靠着山区,从西郊开始出现梁峁沟壑,越往西山越多、越大。不知何时起,西面的这些沟壑,变成了我们城市的垃圾倾倒场,每当夜晚都有数不清的翻斗卡车,将城市一天的生活垃圾和拆迁工地的下房土,运载并倾倒在这里,也就是几年工夫吧,就已经填平了好几条深沟大壑。四儿说:“咱把老歪扔沟里,等不到天明他就被垃圾压下面了。”
　　站在垃圾山的上面,我抓住老歪两只脚,四儿和臭蛋一人抓住他一条胳膊,我们喊着:“一——二——三!”就像悠一袋什么东西一样,向后高高悠起来,向前用力扔出去。我们的“三”字还没喊完,老歪已经一路翻滚着,坠向了黑暗、无底的深渊。然后整整一晚上,就像四儿说的一样,满载、超载的翻斗卡车,都在络绎不绝、扬尘暴土地开过来,将成吨成吨的垃圾翻倒、堆积在老歪身上。将近天亮时,我叫四儿:“下去看看。”四儿叫臭蛋:“下去看看。”臭蛋连滚带爬地下到沟底,一会儿工夫冒上来说:“找不着了。啥都找不着了。就跟孙猴似的,给压在五行山底下了。”这,按说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这一结果真的出现了,我们却不由得互相看了看——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的生活里再也没有老歪这个人了。这时我们的酒意已经完全清醒了,热血也已经完全冷却下来,再加上天色越来越亮,四周景物越来越清晰,我们就像看清楚身边的东西一样,直到这时才终于看清楚我们干了什么——我们又杀了一个人!
　　是的,我们杀了人。如果说上一次,还是误杀,是过失,这一次则完全是谋杀,是故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地杀了人。不过我们谁也没想到,现在真正地杀了人,我们反而——恐惧肯定是更加恐惧,却没有上次那样惊慌失措了。我们看上去,只是心情更加沉重、表情更加严峻了。就好像知道大祸必将临头,而且知道再躲也躲不过去,反而不躲不闪了、准备承受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当深夜都要来到这里,目送着那些翻斗卡车,朝沟里源源不断地倾倒着垃圾。就好像那些各种各样的垃圾,是缓和我们内心恐惧的什么药。每当看到又有一车垃圾倒进沟里,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就仿佛又轻了那么一点儿,我们心里的踏实感和安全感就仿佛又多了那么一分。随着沟壑被一点点地填充、填平、填满,老歪与我们越来越恍如隔世。直到这一天,我觉得这条沟壑已经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这才对四儿和臭蛋说:“去球,就让这事儿和老歪一样,永远埋葬在沟底吧。从今往后,咱们谁也不许再提它。不仅不能说出去,就是咱们自己也不能说。咱们就——只当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听见没?”那还用说么?四儿说:“中。谁要是说一个字谁不是人!”臭蛋说:“不是人会中,不是人太轻了。咱们仨,谁要是说出一个字,就让剩下那两个人,像杀死老歪一样杀死他!”最后我们拉钩儿道:“咱就这么说死了!”我们说这话时语气冷得像冰一样。
　　我们这样说,等于是在立一个誓,一定要守住我们共同的秘密。但是我们咋也没想到,秘密这东西,这世上啥都可以靠,唯有它最最不可靠,这世上啥都可以守,唯有它最最不好守,越是想守越是守不住……
　　09
　　这天,我和臭蛋,就像这些天一样,是想到四儿家坐坐的。这些天,每到晚上,我们都要,要么是到四儿家,要么是在我或臭蛋家,一块儿坐上几小时。我们这样坐在一起时,有话的时候说几句话,没话的时候干脆什么也不说,就这么默默无语地待着。就仿佛,我们分散、单独时,每个人都感到很孤独、很孤苦,而当我们这样坐在一起时,哪怕什么事也不干、什么话也不说,这种孤独、孤苦的感觉也会得到一些缓释和宽慰。
　　可是这晚,当我们来到四儿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在门口,明明听见四儿两口儿在说话。四儿老婆说:“你个懒鬼,还不快将碗刷了。”四儿不情愿地说:“咋昨天我刷,今天还我刷?”可我们敲门时,开门的是四儿老婆,竟然瞪着俩眼说:“四儿不搁家。”我们说:“不会吧,刚刚我们还听见他说话。”她说:“那一定是你们听错了。四儿去温州进货了,这一些时候都不在家。”我们,你也不想想,跟四儿啥关系呀。不客气地说,他还没这个老婆时,这个家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一听她这么说,还以为小两口儿新婚没多久,两个人在一起还没在够,便嬉皮笑脸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找四儿也没啥事儿,就是想进去喝口水。不就是四儿不在么,四儿不在你不是在呢么,你在还不是一样的么。一样的一样的,你在也是一样的。”一边说着一边就要往门里挤。却不料她竟将身体往门口一堵,脸一阴一绷说出这样一句话:“我说你两个,脸皮咋个这样厚噻。跟你说了人不在人不在,屋里只有我一个女人,你咋还要削尖脑壳往里挤。你两个想做啥子?想抢劫噻还是想强奸。我再说一遍,四儿不在家,这一些时都不在家。你两个马上给我走,再不走我打报警电话了哈!”
　　这——我们就觉得是她不对了。我一听她把话说成了这,你对我不客气我对你也不客气了,也把脸一阴一绷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是来找四儿的,又不是来找你的。你是四儿的老婆是不假,可我们也是四儿的兄弟不是么?而且正因为你是四儿老婆,你也是我们的弟妹和嫂子。现如今你哥你弟站在你门口,按说就是个要饭的你也不应拒之门外的,你怎么能——不仅连门都不叫进,而且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呢?去球去球,你是女的,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们是来找四儿的,你不叫进我们不进,我们把他叫出来总可以吧——四儿,你出来!”
　　臭蛋肯定也很生气,一看我喊也跟着喊:“是呀四儿,你出来。我们知道你在里头。你不出来就是怕老婆。你——也是站着尿的老爷们儿,总不能怕老婆怕成这熊样儿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死皮赖脸,把以急脾气著称的四川人激怒了,反正就是在这时候,她猝不及防、腔高声尖地撂出这样一句话,她的话一脱口令我和臭蛋全傻了。她说:“吆喝啥子,吆喝啥子。你两个再吆喝,我也吆喝了噻。既然你们听到了,今天我就把话搁在这儿,四儿在家又咋个着,在家我也不许他出来。不仅不许他出来,我还和他交代了,不许和你两个再来往,从今你们谁也休想再见到他。你要问我为啥子?为啥子你们自己晓得。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门找王八。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师学下神。我怕我们四儿跟上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也被染得又烂又臭、臭不可闻,最后成了和你们一样的杀人犯,跟你们一样叫枪子儿打了他脑壳……”
　　我和臭蛋,难以置信地互相瞠视着。
　　半天,我试探地:“你说什么?”
　　她把腰一叉:“我说啥子?我说啥子你清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暗室私语,天若闻雷,半夜亏心,神目如电。别以为我是瞎子、聋子,不晓得你几个做的好事。跟你讲,你几个再这个样子混下去,天打雷劈、千刀万剐是早晚的事儿!”
　　“闭嘴!”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一声吼。四儿红脸青筋地出来了。
　　那个臭女人一看四儿出来,连他也一块儿骂起来:“你个死鬼!哪个叫你出来的?你活足了,活腻了,活得不想再活了,急着出来和他两个一齐去死……”
　　但是话没说完,四儿已劈头给了她一嘴巴:“闭住你的臭嘴你听见没!”
　　可能是女人再厉害,看到男人动真格的,也会不由得感到畏缩。这个女人一看四儿真扇,我们还以为她那么厉害,还不得跟四儿对着扇,谁知道她先是捂着脸愣了愣,仿佛不敢相信似的:“你打我!”接着顺门框一秃噜,一屁股坐在硬地上,拍腿、放声大哭起来。
　　我一看成了这:“臭蛋,咱们走。”
　　四儿在后面追赶着——
　　“等等!等等!”
　　“傻膀傻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直到追到楼底下,他才总算追上我们。
　　他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几乎是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我真的什么都没说。我要是说了,我、我、我、我不是人……”
　　我说:“四儿,你别说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本来,他不这么说还好,可现在他这么一说,我们什么全明白了。
　　我说:“四儿,我相信你没说。你——我还能信不过么。回去吧,啊。”
　　10
　　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本来我们以为,随着老歪的死,这个事儿就算完结了;随着老歪被埋葬,这个事儿就被埋葬了;随着老歪闭上他的嘴,这个事儿就永远不会有人再提了。可是实际情况却正相反。我们不知道,四儿是怎样将事情告诉他那四川老婆的。但看不到也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形肯定是这样——那女人,一定从新婚那天,也就是老歪自称杀过人并让我们做证明的那一刻,就已经怀疑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了。不是么?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她在那一刻看着我们的狐疑、警戒的眼神。而四儿每天的心神不宁、心事重重,以及我们在一起时的鬼鬼祟祟和窃窃私语,无疑更坚定了她的怀疑。于是审问开始了。至于审问的方式、方法,我们都是过来人这个我们都知道,不外乎——先是刨根问底的追问,接着是不依不饶的逼问,接着是拐弯抹角的诱问,接着是苦口婆心的劝问,接着是声情并茂的泣问。而四儿,本来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日复一日、夜以继日,这种罪恶感就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上,压得他越来越心慌、越心闷、越气短、越窒息。在这漫漫无尽的日日夜夜里,他是多么多么地,想向一个什么人倾诉倾诉呵。我想这不光是四儿一个人,我们几个谁又不是这样呢。这很简单。这就好比扛石头,一个人扛着特别重,两个人抬着就会轻一些。就这样一个人在问,一个人想说。四儿当然知道打死也不能说,他只要敢说出一个字,那他这一辈子就全完了。他一开始还极力招架、躲闪、支吾、否认,总之竭尽全力地坚守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水珠是能滴穿石头的,蚂蚁是能蛀倒大树的,春风是能驱散严寒的,阳光是能融化冰川的。就这样在他老婆持之以恒的感动、感召下,终于在某一瞬间他再也坚守不住了,崩了、溃了、塌了、垮了,就像拉稀跑肚那样“扑哧”一声,鼻涕拉碴、声泪俱下地说:“我说,我说……”我靠!他妈他这么一说不当紧,使得我们的罪恶就像水中的葫芦,紧捺慢捺好不容易刚刚捺下去,一疏忽一松手一下子又浮了上来——不是知道的人更少了,而是知道的人更多了;不仅老歪他姐夫浮了上来,甚至老歪本人也扒扎着浮了上来,他们的尸体看上去就像煮熟的饺子……
　　“明白么?”我问臭蛋。我这么说的时候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冷静,激动得不辨方向、团团乱转着,脸发青、唇发紫、浑身都是哆嗦的。
　　“那咋弄?那咋弄?”臭蛋也完全慌了神。
　　我说:“啥咋弄?你说咋弄?”我这时的话语里充满了悲愤、悲怆和悲壮,“都这时候了,我们除了咬牙、闭眼往前走,难道还有别的选择么?实际上,这种事儿,我们只要走出第一步,自从我们走出第一步,我们就只能往前走,不能左右看、不能朝后退了。往前走,有路没路不一定,很难说能不能走出去。可往后退,只有悬崖和深渊,只能掉下去摔成个肉饼。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咱他妈的能咋弄!”
　　“我——”这时候就连臭蛋都想明白了,“我靠啊!以前咱是杀过人,可那时候咱不是故意的,就犯了事儿也不一定就是死,至少还有缓期两年的可能。可这回,咱们可是真杀了人哪,咱可是故意杀的人哪,不仅杀人灭口而且毁尸灭迹呀,这、这、这事儿要是真犯了,那咱可就——不仅是死路一条,而且是立即执行啊;别说是执行一次,就算执行十次都是轻的啊。我靠,这可咋弄啊?我靠,这可咋弄啊?”
　　我说:“事到如今,咱也只有一条路,只有走到底了。”由于悲到了极度和极致,这时候我的眼睛都红了,“这——可不是咱无情无义,这是咱早就说好了,四儿当时也同意了的。你忘了,上次咱们咋说的——谁要是说出咱们的秘密,就让剩下那两个人咋了呀?”
　　臭蛋顺嘴道:“没忘没忘。就让咱们剩下那俩人,像杀死老歪一样杀死他。”但话一脱口立刻瞠视着我,“你是说,咱们把他俩也杀了?那——咱可就杀死四个人了!”
　　我说:“四个咋了?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俩,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是杀,杀一个也是死杀十个也是死,多杀两个少杀两个又有啥区别。再说,我们一次次地杀人,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守住咱们杀过人这个秘密么。如果现在不接着杀,让秘密从他们这儿泄出去,那咱——以前的人岂不白杀了,老歪岂不是白死了,一切努力岂不白搭了。”
　　臭蛋想了想,最后显然是想通了,说:“你说得对。”臭蛋和四儿不一样。四儿是个小白脸,想法多、主意多,但是光敢想不敢干。臭蛋虽说是跟屁虫,自己没想法、没主意,但只要有人做他的主心骨,给他想办法、出主意,你让他干什么他都敢干。这不,现在他一看我做主,当即捋胳膊挽袖儿道:“膀哥,你就说咱咋干吧!”
　　既然决定干,咋干——还不简单么。我说:“咱不都有四儿的钥匙么?”我说过,四儿父母在外地,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家一直都是我们的家,他给我们每人都配有钥匙。这以前我们去他家,不管他在家不在家,都是自己开的门。直到他和四川妞儿结婚了,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了,才把开门改成了敲门。但这钥匙我们也没还给他,他也没管我们要。我说:“咱们这么干。”我们把车停在四儿楼后面,然后开始一边吸烟一边等。等到我们俩身上的烟都吸完了,夜也到了最黑最深将亮不亮的时候。而这,也正是人们的睡眠最熟最深的时候,你就是喊就是拽都喊不醒拽不起。我们就在人们熟睡的当儿,蹑手蹑脚上到四儿所在的四楼,用钥匙熟门熟路地拧开防盗门和里面的门。果然,四儿两口儿就像我们预想的,睡得如同死狗一样。奇怪的是,四儿是男的,睡觉却像猫一样,一点儿声响都没有,而他老婆一个女的,一个那么瘦小的女的,呼噜反而打得惊心动魄的。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我们本来想的是,进屋以后先关窗户,但是他们家所有窗户都已经关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反而帮了我们的忙省了我们的事儿。这样我们一进屋直接就进了厨房,打开了他们家的天然气。天然气,都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先开控制燃气的开关,再开燃气灶上的点火装置,火焰就会呼啦啦地燃烧起来。不过我们正相反,我们先开了点火装置,然后才开的燃气开关,这样燃气不是被燃烧,而是滋滋地直接泄了出来。为了看着像那么一回事儿,我还把他们家的水壶坐在了灶上。做完这些,我们重新退出来,锁上里外两扇门。然后我对臭蛋说:“妥了。剩下的事儿,就是回家等着看电视了。”
　　四天后,我们城市的电视中是这样报道的:这天,四儿邻居店铺的老板,就是在婚宴上和老歪挺酒的那个人,看到四儿两口儿的店门破例没有开。一开始他没太在意,以为两口儿有什么别的事儿了。这个很正常,谁还能没点儿乱七八糟的事儿呢。但是第二天,他发现他们的店门仍然没有开。这——他感到就有些奇怪了。他和两口儿邻居这么久,还从没见过他们一连两天锁着门的。这不由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而当第三天,他看到门仍没有开——这个人在电视里对着镜头说:“我就觉得不对了。”他给四儿家里打电话,电话通着但没人接,又给两口子打手机,手机也通着仍然没人接。这就更加引起了他的怀疑:“平时给他们打手机,只要不关机都是立马接。”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都在不停地打电话。给他们的老主顾打,给他们的批发商打,给他们的朋友打,给他们的亲戚打,甚至打到了四儿在外地的父母和他老婆的四川老家。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同样的:“不,他们没回来。”“不,他们不在这儿。”“不,我没见他们。”“我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他们了。”等到第四天,看到他们仍没开门,这个人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果断拨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号码是110。
　　而电视里,主要说的就是接下来的事儿。先是,两名巡警被领到了四儿家门口。领他们来的,就是打电话报警的人。他们反复捺铃、打门、叫喊,但是里面没有任何反应。接着,他们叫来了所在辖区派出所的民警,民警们又是一通敲打和呼叫,里面仍然没反应。此刻,人们凭直觉,都已经认定人就在里面。恰巧,一楼有一户人家正装修。民警们经过短暂商议后,下楼叫上来一名装修工人,并带上来一把砂轮机,准备以切割的办法打开防盗门的锁。但在这时,不知谁说,好像有一股煤气味。大家你吸吸鼻子,我吸吸鼻子,都觉得好像是有这么种味,可到底是不是又都说不准。如果真的是煤气味,如果这味真的来自他们准备进入的房间,那——想到这个房间的门已经几天没开过,这时候就好像一个加满了气的大煤气罐,砂轮机在切割过程中一旦迸发出火星……几个民警急得大叫:“等等!等等!”最后,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打119叫来了消防队。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地将一名戴防毒面具的消防队员,用绳索从楼顶放到四儿家所在的四楼,踹碎窗玻璃进入到屋里,才从里面打开了门。我们看到电视画面中,先是警察捏着鼻子冲进屋里,接着肩扛摄像机的记者也跟了进去。而随着记者的进入,电视画面也由屋外进到了屋里……
　　不过我们没等画面进到里屋,就关掉了电视。
　　我们已经不想看到,四儿两口儿此刻的模样。
　　但是我们听到了节目主持人最后那句话。她说,人们在屋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初步认定为煤气中毒死亡。同时,人们也发现了开着的燃气灶和灶上坐着的水壶。警方分析很可能是死者睡觉前忘记了灶上还烧着水,水开水沸后溢出水壶,浇灭了燃气灶的火焰,导致毒气直接泄漏,而造成了人们现在看到的悲剧……
　　简单吧?多么简单呵……
　　11
　　但，你要以为就这么简单,那可大错特错了。
　　我和臭蛋,是在关掉电视后,才意识到四儿永远离开了我们。而,也正是在这一刹,对四儿的怀念,就像洪水泛滥一样,一下子淹没、吞噬了我们。
　　随着我关掉电视的“咔嗒”一响,臭蛋便“呜”地哭出了声:“四儿呀——”
　　臭蛋一边哭一边说:“你还记得么?四儿,你和我,还有老歪,上学时一直都是一个班。咱仨大小差不多,只有老歪大两岁,是留级留到咱们这茬儿的。小学时,我和四儿关系最好,我们两家在一个方向,上学放学我俩总是一路走,平时我有个这儿那儿的难事儿,他总是想法儿调点儿地帮着我。有一回老歪欺负我,把我捺在墙根儿起,就像武松打虎那样骑在我身上,用鞋底儿‘梆梆’打我的头。四儿想帮我,可老歪是谁,他想可是他得敢哪。最后他一急,也不管那么多了,跑去叫来咱崔老师,揪着脖领子把老歪揪起来,我才没被王八蛋打残。现在想想,多亏了四儿呵,要不是他叫来崔老师,我的脑袋说不定就开瓢了。可,他把我救了,他自己却倒霉了,后来老歪知道是他叫的崔老师,天天放学在校门口等着要打他,吓得他那段时间天天放学不走校门翻墙头……”
　　我——咋会不记得呢。看到臭蛋如此动情,我的眼窝儿也不禁湿润了。我记得,四儿不仅和我们是同学,他的学习也一直是我们中最好的,我们从小到大完全是靠抄他的作业,才好歹、总算混完了小学和中学。我记得有一回考试,他为了给我们扔纸条,被崔老师当场抓了个现行,又是收卷子、又是站墙根、又是叫家长。结果,那次考试我们全都不及格。我们不及格很正常,打从上学我们就没怎么及格过,及格对于我们反而成了很不正常的事儿。可是四儿,那却是他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不及格。我记得后来崔老师念成绩时,四儿当场难过得哭了,哭得就像个小姑娘似的。望着他的泪眼和泪脸,我们那一刻全都感到心里很难受。不是么?四儿完全是为了我们,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望着他无依无助、可怜巴巴的样子,我们全都在心里感到很对不起他……
　　臭蛋看到我流泪,哭得更响了:“那时候,咱们小,啥也不懂就知道玩,特别是刚上中学时,一个礼拜只六天课,光逃学就逃四五天。那时候老师也操蛋,啥也不会就会告家长。我爸爸,大老粗,啥批评、啥教育呀,根本就没有那一说,只要老师把状告到他那儿起,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打完了再饿我一天饭。你还记得吧是四儿,看到我饿得眼发绿,后来每次老师告我爸,他都先把我领到他家里,叫他奶奶给我下一碗面条,看着我吃了才放我回家。我爸爸,可笑呵,每当他连打带骂地说:‘妈的!今儿个不许你吃饭!’还以为这一来我就得挨饿了,还以为这一来我就被治住了,还以为这一来我就再也不敢了。他哪里知道,我已经吃了四儿的面条呵,我肚子里有四儿的面条呵。我我我,我现在,直到现在,还能感到我肚子里有四儿的面条呵……”
　　而这,也正是我此刻的感受呵。我说过,四儿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四儿奶奶活着时,我们就经常到他家玩。奶奶去世后,那里更是成了我们的天下。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钱,只有四儿在外的爸妈按月寄给他一定数量的生活费。那点儿钱,是四儿一个月的吃与喝,可在那几年里它却一直是我们共同的零花钱。每当月初,也就是那钱到来的日子,都是我们大吃大喝的节日。每当月中,也就是那钱快完的光景,都是我们节衣缩食的时候。而每当月末,我们所有的就只剩等待了,等待下一个月初的来临。记得有一回,我从家里跑出来,在四儿家待了好几天,那几天正好是月末,我俩吃完了他家所有能吃的东西。最后一天,四儿实在拿不出什么了,我们早上饿了一早上,中午又饿了一中午。天黑时,他一开灯发现床脚有个东西闪闪亮,拾起来一看是个五角的黄钢镚儿。我——靠!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那一刹那欢呼雀跃的情景。五角钱,现如今只能买个烧饼。这个烧饼,本来我俩一人一半,可是由于饿了一整天,四儿那半刚刚咬一口,我就已经囫囵吞枣地把我那一半吃完了。四儿一看我饿成了这样,硬是把他那一半也塞给了我。我说:“你吃,你吃。”他还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吃吧,我不饿。”我,就像臭蛋一样,直到现在,似乎仍能感到肚子里还有四儿的烧饼,肚子里还有四儿的半拉烧饼呵!想到这儿,我终于也忍不住“呜”地哭出了声……
　　回忆和怀念,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时候是会消磨、瓦解人的意志的。我和臭蛋,就是这样。这天整整一晚上,我们都沉溺在对四儿的回忆和怀念中,越来越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越来越自艾自怨、自罪自责,越来越觉得生命寒冷、前途绝望,越来越感到万念俱灰、心灰意懒。及至早上,本来我是要回去帮着我爸卖热豆腐的,而臭蛋也开车把我送到了胡同口,但是我都已经把车门打开了,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车。这时候,我们的热豆腐和炸油条,已经和晨光一起出现在胡同口。我看到朝霞一片、金红金黄,我看到豆腐油条、热气氤氲,我看到吃早饭的人们你来我往、济济一堂,我看到我爸,还有那对母女,正在人堆儿里满面春风、满心欢喜地忙碌着。我爸喊着:“两根,一碗——”嗓音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那对母女则呼应着这喊声,这头那头、源源不断地把油条豆腐送到人们的面前。即使在最为繁忙的时候,三个人仍然不时地抬起头,彼此会心地相视一笑。看着这画面,不知为什么,很突兀、很陡然地,我心里竟然生起一种陌生感、隔阂感和遥远感。具体地讲,就是觉得这一切都是人家的,这是我爸、还有那母女二人的生活,而我则不在这幅图画中。也就是说,这画面已经不属于我,现在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画中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这,使我不由自主地定在了车里,好半天好半天都不能动一动。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这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我历尽艰辛、费尽周折、伤人害命、伤天害理,都是为了让自己回到这画中、留在这画中,可是自从我害死老歪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离开了这画面,随着我害的人越来越多,我离这画面也越来越远。现在,我已经只能远远羡望着这画面,而再也无法回到这幅图画中去了……
　　最后,我只能关上车门,颓唐地说:“去球吧……”
　　12
　　这之后,我就来到了这一天。
　　这是一个灰暗、阴冷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下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雪花就像数不清的纸钱,在灰黑灰白的天空中旋转、飞舞着,将楼群、街道、车辆和行人,渲染得说不出的沉重和压抑。也就是在这一天,人们在我们市郊的火葬场,将四儿两口儿火化了。而在此前两天,四儿的父母回来了,他老婆的娘家人也从四川赶了来。
　　作为四儿的好朋友,我们当然也来了。看到四儿的父母如此悲伤,特别是在与遗体告别时,若非父亲全力搀扶着,母亲几乎就要倒下去,我们纷纷说着安慰的话。却不料,不知是悲痛过度还是咋,这位手捧骨灰盒的父亲,鼻涕眼泪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儿呀,你死不瞑目呀!”就好像他儿蒙受了多大冤屈,就好像他儿姓窦名娥一样。
　　“这——”我们一听话里有话,不由得问,“是咋回事儿?”
　　四儿那个卖服装的邻居,现在我们知道了他叫坷垃,说:“是这样——”
　　原来,在这几天里,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儿。四儿父母,特别是他老婆的娘家人赶来后,不约而同、七嘴八舌地对警方的死亡结论提出了质疑。这——怎么可能煤气中毒呢?用那帮娘家人的四川话:“放他娘老子的狗臭屁!”以他们对自己孩子的熟悉,不论是四儿还是他老婆,都绝不是那种粗心大意、丢三落四的人,不可能这边火上坐着水,那边就忘了睡着了,以至于开水把灶火浇灭,煤气把自己毒死。由于这质疑声齐刷刷、乱哄哄的,又夹杂着刺耳的四川口音,听起来很响亮、很严重,不由得不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在这种声音的敦促下,警方对煤气泄漏现场,也就是四儿家厨房,展开了重新调查,结果他们的视线落在了那把水壶上。那把水壶,自从出事儿后一直坐在灶上没人动,这次他们注意到,其实水壶里面水很少,充其量只能盖住壶底。既然是烧水,壶里怎么会没水呢?难道是被烧开烧干了么?警方觉得他们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因为,如果火焰是被沸水浇灭的,它就不可能继续把水烧干,壶里至少还应剩大半壶水。反过来,如果水是被火烧干的,就说明它没有蹿出去把火浇灭,火焰就应该仍然燃烧着,直到把水壶烧红烧穿,而不可能自行熄灭。所以,警方分析来分析去,觉得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水既没有被火烧干,火也不是被水浇灭的。那——是怎么回事儿呢?警方认为——这时他们把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卧室里发现了两个暖瓶,而这两个暖瓶都装满了开水。也就是说两口儿已经有了足够的开水,他们根本不需要再烧一壶开水。这一新发现更加坚定了警察们的这个认识——那就是,壶在灶上坐着是不假,但它跟火不火的没关系,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火,没有火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先打开点火装置,然后才打开燃气开关。也就是说,此人根本不是为了用火。而那把壶,只是碰巧、本来就在灶上坐着而已。由此,他们对两口儿之死作出了新的结论——自杀。他们觉得,那个先打开点火装置,然后才打开燃气开关的,就是两口子本人。
　　这一结论,可想而知,在两口儿的家人中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和混乱。用一些人的四川话,这简直他妈的更是“放他娘老子的狗臭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都是心理健康、开朗乐观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要自杀。他们在两个孩子的遗物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遗言和遗书。而在事发的前几天,四儿还曾打电话给父母,高兴地告诉他们由于快要过年了,服装店的生意非常好,他数钱都快数不过来了。他老婆更是打电话给她的娘家人,告诉他们等忙过这俩月,她准备带着四儿回四川,与他们一起过个团团圆圆的春节。总之一切都很正常,简直再正常不过了,不论是四儿还是他老婆,都没有任何轻生的迹象。这就让警方感到为难了。因为,既然已经认定了煤气是被人故意泄漏的,如果不是自杀的话,那就只能是他杀了。但他杀的话,这里面就有个不好解释的问题了——从他们对现场的调查看,所有的门窗都是关死的,不论门和窗都没有任何撬压的痕迹,那么,杀人者又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难道他们长了翅膀或者会穿墙越壁不成?因此,所有警察都不赞同他杀的推测。但是警察的不赞同,并不能说服两口儿的家人们,他们的疑问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乱七八糟地嚷嚷着:“谁说进个屋就非得撬门别锁?难道杀人者就没有别的进门办法么?现而今开锁技术那么先进,大街上又有那么多乱配钥匙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轻而易举地把门打开,而不留下任何撬压痕迹。你们怎么能这么简单地就说不是他杀呢?”
　　“所以,”坷垃最后说,“他们决定,孩子不能白死,警察不管就不管吧,他们自己寻找那个杀人犯。”
　　坷垃说这话,是我们从骨灰存放室出来,一群人边走边说的。我记得在这个过程中,臭蛋一直跟随在人群里。但是当坷垃的话说到这儿,我忽然发现这货不知啥时不见了。回头一找,只见他一个人远远地落在、站在后面,就像冻坏了似的跟那儿哆嗦着。
　　我忙拐回去:“臭蛋你咋了?”
　　他说——“坏了坏了!”
　　“四儿他爸,知道我有他家的钥匙!”
　　我如同被电打了一下:“咋、咋回事儿?”
　　他说:“有、有、有一回,他爸回来了我不知道,直接用钥匙开门进去了。结果一开门,正好跟他爸碰了个脸对脸。四儿当时不在家,他爸还以为我是贼,上去扭住我胳膊,问我是咋进来的。我、我、我,我说是四儿给我配的钥匙。你、你、你,你说他爸,不会想起这事儿吧。这说起来都是一两年前的事儿了。刚才我跟他爸照面儿时,他爸好像没认出我,也没提起这回事儿。可——架不住他们朝这上想呵。他们现在不是一个劲儿朝这上想呢么。他们要是真的想起来,咱咋办?咱咋办?咱咋办……”
　　说到这儿的一刹那,仿佛突然意识到什么,他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因为他看到我正表情阴沉、目光锋利地盯视着他,就好像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情急之下说漏了嘴。他怎么敢跟我说这个呢。
　　仿佛为了挽回什么,他惊恐万状地叫了声:“不!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但是这时候,一切都晚了……
　　13
　　是的,这时候一切都晚了。既然臭蛋说到了这儿,我已经不可能不杀掉他。
　　我说:“走吧。”这时候我已经坐在臭蛋的车里。
　　臭蛋,我敢说彻底吓坏了,浑身可能都吓软。这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我们要去哪儿。他完全可以不去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不去我也没法儿他。但他还是乖乖地跟着我走了。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兔子,乖乖地跟着大灰狼走了。
　　我说:“往西。一直往西。”我们此刻在火葬场,再往西就是你们知道的垃圾倾倒场,而再往西、越往西,都是逶迤不尽、越来越深的大山。
　　一路上,臭蛋一面胡乱开着车,一面不停地哀求着。
　　他说:“我没说,我真的什么都没说。不不不,我真的都是胡说的。我根本没见过四儿他爸,他爸也不知道我有钥匙。我咋会见过他爸呢。我咋会恁傻,叫他爸知道我有钥匙呢。我、我、我,骗你我是你孙子,我是跟你说着玩呢,你可千万千万别当真……”
　　我没理他。
　　他说:“那好那好,我说我说。我是叫他爸给碰上了,他爸看见了我有钥匙。可——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么多年了谁还会记着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呢。今儿个,我在他爸跟前儿晃了一天,他爸要想早想起来了,可他根本就没认出我是谁,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想起来。相信我,我保证,他爸早忘了,不会想起来的……”
　　我还是没理他。
　　他说:“就算他认出我了,想起来了,可那又能说明个啥呢。我就算有钥匙,有钥匙的人多了,四儿给那么多人都配了钥匙,你咋就能肯定人是我杀的。我、我、我,只要我自己不吐口、不认账,谁又能把咱们怎么样。而我,你还信不过我么,这事儿除了我知道,我绝对不会说给第二个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你要不信,我可以跟你赌个咒,谁要是说出半个字儿,叫他全家都死、死、死完……”说到这儿他完全是哭腔了。
　　但是我仍然没理他……
　　这时候,雪越下越大了,雪花就像无数蛾子,在车窗前乱飞乱扑着。我们行驶的盘山公路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而近处远处的山谷、山峦和山群,更是被雪渲染得又黑又白、斑斑驳驳。当我们的车驶上一处山腰,我看到道路里侧是披灰挂白的山壁,外侧则是深不见底的渊壑,我说:“差不多了,就这儿吧。”我们把车停在了路旁。
　　我下车捡了一块巨大坚硬的石头,又回到车上关上车门。
　　臭蛋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这时他的脸白得就像个死孩子。他一边哭一边喃喃道:“不……不……不……”
　　臭蛋真是吓坏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他有很多机会可以逃掉。在火葬场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不跟我来;在来到这里的一路上,他完全可以一开车门跳下去;特别是在刚才,我下车捡石头的那一刻,他完全可以一踩油门开着车就跑。如果他抓住这之中的任何一个机会,他的命运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因为我,在心里,我不知道这么说你信不信,其实是一直期待着他跑的。他一跑,我就有理由放弃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词——放弃。我当然,是要守住我的秘密的。但是坚守的路太远了,我走呵走呵走呵走呵,已经走得太累太累了,这时候我真是想,往那儿一秃噜算球了。所以臭蛋要跑,我决不会去追赶他。可,吓坏了的他,一直到最后也没跑,而是选择了逆来顺受和束手待毙。你不跑,我心说,就不能怪我了。
　　我说,我说话时尽量委婉、温和着口气:“臭蛋,对不起呵。我真的不想这么干,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道理,我不说你也知道。既然你知道,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咱们哥们儿一场,在这儿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一定要理解我、原谅我,千万别怪我,别恨我呵。你就权当早走一步,到那边去等着我吧。等哪天我也到了那一边,你、四儿、还有老歪,咱们还是好朋友,咱们还在一块儿玩……”
　　说罢,我一石头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为了怕他不死,我又接二连三朝他脑袋猛砸了几下。
　　然后,我下车,用力推着汽车一侧的后部,把他连人带车推向了深沟。
　　我目送着臭蛋和他的车,在山坡上弹跳着、翻滚着,一下子摔掉一个轱辘,一下子又摔掉一扇车门,等到终于摔到沟底时,完全成了一堆坑瘪难看的东西。我想,最多到明天,人们就会发现它。不过,他们将会以为,这辆出租汽车,一定是往什么地方送人后,返回途中雪大路滑,一不小心滑进了山谷。
　　现在——我呼着雾气,看看空旷的群山——就只剩了我一个人……我有些茫然地想,我的秘密可以保住了……
　　14
　　就这样,我又一次来到了刑场上，这一次,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又一场噩梦。
　　刑场在郊外河滩上,这时候已被风雪弥漫得只剩了白茫茫的一大片。我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亡命旗,跪在深深的雪窝里。奇怪的是,这次跪在雪地上的,我左看看右看看,就只有我一个人。仿佛这世界光秃秃的,就剩了我这么一个人。
　　指挥长喊出了我的名字。两名武警本来是想拉我的,但是我拼命向后挣扎,最后他们不得不架着我腋窝将我硬架起来。直到他们把我架离了地面,我的双脚仍然在空中乱蹬着,就像一只惊恐万状的螃蟹。
　　我一面挣扎,一面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我没杀人!”
　　“我没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