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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血迷宫》作者: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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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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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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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10-28 19:49: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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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ll841123 于 2018-10-28 19:56 编辑

    一个叫李进仕的天津人
    2011年春天,我到日本横滨旅游,暂居于包土谷区的节子夫人家。那天上午,节子夫人带我去参加一个社区举办的老人聚会,经夫人引见,我结识了坐在旁边的西尾先生。
    八十七岁的西尾先生满头银发,面白体瘦,背微驼,戴着深度近视镜,白衬衫红坎肩,极像一位睿智的学者。老先生中文说得很流利,听说我来自中国天津,他略显惊讶,告诉我说他年轻时去过天津,还顺口来了一句天津方言:“干嘛!”
    西尾先生的记忆力很好,记得娘娘宫、“三不管”、海光寺;更有一些我陌生的称谓,譬如咪哆士道、马可·波罗公园之类,这些带有殖民色彩的地名,不禁让我对他的身份产生了联想。
    他看出了我眼中的疑问:“我是昭和十七年(1942年)在九州被征召入伍的,到中国后驻扎在保定,第二年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被转送到天津的日本陆军医院。伤好之后,留在医院当了医护兵,战败后被遣返回国……”说到这儿,老先生的语速变得迟缓,表情也愈发凝重。
    天津人对西尾所说的日本陆军医院(旧称曹家花园)并不陌生。这片私家园林最初的主人是位军火商,之后转卖给民国一位下野大总统;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譬如溥仪、孙中山、张作霖都曾是这儿的座上客。天津沦陷后被日军强占,改为日本陆军医院。西尾先生就在这儿当了两年多的医护兵。
    他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
    三天后的中午,我邀西尾先生来到山下公园附近一家幽静的居酒屋。坐在弥漫着草香的榻榻米上,要了清酒和几样小菜,听他聊关于天津的那段经历。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两杯酒过后,他打开一个泛黄的硬皮本,我能看到上面疏疏密密的日文和阿拉伯数字,接着,他掏出笔在本子空白处写了三个汉字——李进仕。
    我不解其意:“您的朋友吗?”
    老先生沉吟片刻:“这个人是我当年单独看管的一个杂役,就是天津人。我从昭和十九年(1944年)春天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七月一直看管他,直到日本战败,他被美军陆战队士兵带走。”
    我端详着这个沧桑的名字:“一个杂役,为什么要单独看管?”
    “当时,这个人的命比金子都值钱啊!我和警卫班长秋山,还有一个叫金子的女护士负责看管他。我们就住在医院荷花池西边的女儿楼里,我经常带他出来晒太阳,偶尔到菜地或花窖干点儿活,一日三餐营养充足。之所以给他这么特殊的待遇,是因为我们医院的星野博士患了严重的贫血症,只有李进仕的血才能救他的命。这件事对外是保密的,遣返回国前,美国人在战俘营找到我专门调查过……”
    西尾先生喝了一口酒:“他是从天津海光寺宪兵队转来的,罪名是散布反日言论,还涉嫌谋杀了一位日本商行的社长。但我不太相信,这么瘦弱的男人,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怎么有力气杀人?”说到这儿,老先生笑了,“他太瘦了,我们都叫他猴子。不过这人很聪明,被抓之前,他是日租界一家木器行的管账先生……”
    随着西尾先生的讲述,这个叫李进仕的天津人,就这样从岁月的烟尘里慢慢转过身来……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一)
    我叫西尾正雄,大正十五年(1924年)出生在九州。我父亲是当地一家皮革厂的技术员,不慎酿成仓库火灾,以破坏军工生产的罪名被判刑五年。入狱的第二年,他就突发心脏病死在监狱里了。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家里的生活全靠母亲和哥哥做工的收入维持。
    昭和十三年(1938年),哥哥被征召入伍,一年后在中国沈阳战死。昭和十七年,我刚满十八岁,又接到区警察署送来的红票(入伍通知),家里顿时像天塌一样。逃避是不可能的——日本战时法律对逃避兵役的人不仅惩罚严厉,还会株连家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上苍的安排。
    我所在的部队隶属华北方面军后勤联队,被派驻河北保定县城。1944年春天,我们给易县山区一个守备中队送给养,中途遇袭,我受了伤,一颗子弹打进肺部,左腿也被弹片击中。在保定战地医院治疗一周后,因医疗条件有限,我被转送到后方医院,也就是天津的日本陆军医院。
    我的伤势很重,而且弹头卡的位置比较特殊,第一次手术没有取出。最后,是医院外科专家星野博士为我取出了弹头,让我转危为安。
    一天早晨,博士带着几位医生来查房,我躺在病床上向他表示感谢。听到我的九州口音,博士摘下口罩:“你是九州人?咱们是同乡啊!”
    星野是华北方面军战地医院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在山西一所战地医院,他曾连续三天三夜为一百多名受伤的士兵做手术,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二十。为此,星野受到陆军部的特别表彰,晋升中佐,是当时陆军医院军衔最高的主治医生。天津陆军医院伤员的死亡率一直很高,星野来了之后,立刻扭转了这个局面,死亡和伤残率降到最低点。
    那时星野四十多岁,高个儿,戴眼镜,留着一字胡,喜欢独自坐在荷花池边的八角亭里看书,或到医院附近的新开河边去钓鱼。我看过他与家人的合影——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幸福地围绕左右。战争爆发后,同为医生的妻子带着女儿投奔札幌的父母家,在當地开了一家小诊所。
    医院里有十几名女护士,金子是唯一的中国人。她是从新京(长春)来的,毕业于满洲的一所护士学校,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出头,瘦高的身材,圆脸盘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性格开朗,做事很有耐心。护理伤员是很辛苦的,除了换药、定期擦洗、伺候伤员大小便,还得随时防备有些伤员的突然骚扰。
    一天,我正在楼道溜达,她过来悄悄提醒我:“小心啊,让院长看见你走路这么轻松,会把你送回前线的……”
    医院里很多伤兵想尽各种办法避免回到战场上,譬如用热水让温度计升高,故意拆掉纱布让伤口感染。我当然不想上战场,于是,也学着那些人,显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说话时还故意不停地干咳……
    院长片杉是个面相凶狠的家伙。他曾参加过诺门罕战役,苏军的一发炮弹落进指挥所,他被炸断了右腿,没法留在前线,就被派到这家医院当了院长。片杉身材粗壮,脾气暴躁,爱大声训斥或体罚部下。走路虽不利落,但发起怒来,他敢抽女护士的耳光,用拐杖打医护兵的头。不过,他对星野博士一直很恭敬,因为博士是伤员的救命天神。
    在医院住了些日子,我注意到博士总是脸色苍白,精神萎靡,即使戴着口罩,也遮不住满脸的疲惫。金子告诉我,博士患了重度贫血症,血色素很低,片杉院长正组织研究治疗方案。
    从华北各战地医院转来的多是奄奄一息、急需手术的重伤员。每天,博士都要走上手术台,精心修理这些被子弹、炮弹、地雷撕裂或砸断的战争机器零部件。由于身体虚弱,他几次被医生护士搀扶出手术室,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昏倒在手术台前……
    那天中午,我在荷花池边采了十几束野菊花,在一张硬纸片上写下几行祝福的文字,由金子陪着我,将花送到博士的病房。
    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暖暖地洒满病房。金子将花插入玻璃瓶,倒上清水,小心地摆到窗前。博士看了纸片上祝福的文字,又端详着窗台上星星点点的小花儿,微微点头:“真漂亮啊,这是最好的礼物,非常感谢!”
    医院里有两百多伤员,为了鼓舞士气,医院经常给伤员们放映日本映画拍摄的纪录片,内容多是宣传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以及国内民众如何支援前方将士,加班生产战略物资,妇女们报名参加救护队或是参加军训诸如此类。说实话,对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人来说,战争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活着回到亲人身边,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片杉院长和警卫班长秋山俊是狂热派,每次电影中出现某些高潮的场面,他们会带头站起来高举双臂呼喊“天皇万岁”。虽然有少数人呼应,但黑暗中大部分人的表情却是呆滞而冰冷的,厌战情绪如瘟疫一样在悄悄蔓延……
    两个伤兵私下密谋,借着散步的机会,骗过门岗哨兵偷偷溜走了。片杉院长立刻报告了海光寺宪兵队。很快,天津城及周边的警察、侦缉队纷纷出动,拿着两个伤兵的照片全城设卡缉拿。第二天傍晚,在天津北站候车大厅,两个化装成商贩企图混上北去列车的逃兵,被巡视的铁路警察看出了破绽,当即扣留。几天后,片杉院长当众宣布,两名可耻的逃兵已按战时军纪移交军事法庭审判了。
    逃兵事件发生后,医院对伤员的日常管理和伤情甄别也严格起来,十几名轻伤员被强行送回作战部队。
    一天晚上,我在换药室和金子闲聊,讲起九州的一个民间笑话。正开心地笑着,片杉院长突然带着几个随从来检查,见此情景,片杉大怒,一拐杖狠狠打在金子的肩上:“帝国的军人正在流血,你们却躲在这里寻开心,不觉得可耻吗?”
    金子浑身颤抖,不住鞠躬道歉。片杉又扭头冲我吼道:“混蛋,明天你就给我滚出医院,拿着枪回战场去!”
    我眼前的世界瞬间坍塌了……
    因为这件事,金子被罚在病区连续值守三个晚上。我估计自己也在劫难逃,可是,几天过去了,一切如常。正疑惑着,片杉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你小子很走运啊,感谢星野博士吧,他请求把你留下了。他正需要一名医护兵,手续已经办好,以后你的岗位就在医院了。”
    就这样,我来到星野博士身边,负责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我这样写道:“妈妈,感谢您天天为我祈祷上苍,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战乱环境中,让我遇到了一个庇护我的天神……”
    渡边军医是陆军部从满洲关东军总医院派来的,虽然年轻,却是血液病方面的专家,由他负责星野博士的治疗。从渡边的言谈中,我感觉博士的病情并不乐观。
    一天晚上,博士在房间里一边喝着法国红酒,一边反复听着女影星李香兰唱的《何日君再来》。我站在他身边小声劝道:“您少喝一些,渡边军医知道了会骂我的。”
    星野缓缓摇动着高脚杯里的红酒:“等战争结束了,如果你能回日本,拜托你把我的骨灰背回九州,交给我太太。”
    我感到浑身发冷:“您不要这么想,渡边军医非常有经验,一定会治好您的病。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回日本,还要请您到我家,尝尝我妈妈做的寿司。”
    星野博士微微点头:“嗯,回家,想想就让人高兴啊……”
    给博士沏茶时,我发现办公桌半开的抽屉里放着一支精致的手枪,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正想着,博士伸手把枪拿出来,拉动枪机:“这是陆军部去年奖给我的,德国的P38,好枪啊!”他把枪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欣赏,“我告诉你,战场上的士兵不是人,是一文不值的东西。前年,我在山西战地医院做手术,院子里躺满了伤兵等着我救治。当时,能把人救活就是一个奇迹,而血浆有限,只能提供给身份特殊的人,比如军官。为防止士兵伤口感染,我不得不用锯子锯断他们受伤的手和脚。看似救活了一个生命,其实,我是害了他们。没了手脚,回国后他们能干什么呢?我听说,好多人回去以后,没多久就自杀了……现在,我做梦都能听见锯子切割骨头的声音,还有伤兵的惨叫……只有喝醉了,我才能忘掉这些。”
    博士的病情在不断加重,整夜失眠,高烧呕吐。我寸步不离地在病床前守护,一日三餐、用药和睡眠时间都要详细记录,并向渡边军医和片杉院长汇报。渡边军医的最终结论是:挽救生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定期输血。
    输血不难,但星野的血型是Rh阴性(就是现在常说的熊猫血)。拥有这种血型的人本来就稀缺,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寻找这样稀缺的血型更如大海捞针。老实说,能否找到这种稀缺血型,渡邊是持悲观态度的。即便希望如此渺茫,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加藤少将还是签署了命令:军医之生命亦事关无数帝国军人之生命,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寻找拥有该血型之人。
    十几个秘密采血小组对满洲、华北近十万日军士兵及战俘、劳工、在押囚徒进行血样比对,羁押在天津海光寺宪兵队的一名反日“刁民”的血型竟然匹配成功。这个人就是李进仕。
    昭和十九年(1944年)秋天,四十五岁的李进仕从海光寺宪兵队转送到医院。这是个身材瘦小的男人,高颧骨,小眼睛,牙齿黄黄的,身着土灰色长衫,留着分头,双手反绑,双眼蒙着黑布,满脸是血痂,走路一瘸一拐。办理好交接手续,两个宪兵把他从卡车里架出来。负责押送的宪兵班长对我们说,再晚一天接到命令,这家伙估计就要被装进麻袋扔进海河了。
    据海光寺宪兵队的审讯材料显示,李有妻室,社会交往复杂,曾多次在公共场所散布反日言论,煽动他人对抗保甲;本年8月,涉嫌与他人谋杀永大商行社长桥本,被特高课密捕。
    在日军占领区谋杀日本人,自然是罪不可恕,尽管他矢口否认;可眼下,即使他承认杀了桥本也不会被追究了。按片杉院长的话说:“他现在必须活着!”
    二十七岁的秋山外形彪悍,从小随父亲在东北牡丹江生活,能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他曾是片杉院长的勤务兵,以出手凶狠著称。瘦小的李进仕在他面前,几乎被他巨大的身影淹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进仕有了个“猴子”的绰号。
    我们给李进仕松了绑、摘下眼罩,洗澡、理发、换了杂役服,然后为他检查身体处理伤情。核验血型及身体其他指标无误后,我们准备给他抽血。为防止他反抗,我和秋山把他的双手绑在木椅的扶手上。金子刚将针头刺进他左臂的静脉,他突然大叫:“抽我血干吗?”
    秋山抬手就是两个耳光:“要想活命,就老实把嘴闭上!不愿意在这儿呆着,我马上送你回海光寺喂狗!”
    一听回海光寺宪兵队,嘴角淌血的“猴子”不敢吭声了,闭上双眼,攥着双拳,把脑袋扭到一边。
    在渡边医生的指导下,这个“刁民”的血缓缓注入了博士的血管。博士的脸色逐渐红润,呼吸也匀畅起来。博士终于从鬼门关被拉回来了。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二)
    医院的最西边有一大片荒废的草场,那是当年大总统家的养马场,四周树林环绕,幽静而神秘。改建成陆军医院后,荒地上砌起一个水泥台,长宽各二十米,我们称之“天臺”。“天台”一侧建有两座焚尸炉,死亡的伤兵和遗物都集中在这里火化,骨灰送回国内交给亡者亲属。
    医院的最南边有几亩菜地和一个花窖,离花窖不远,有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院中有瓦房三间,那是当年大总统家厨子、花匠及仆人们的住所。改作医院后,院子三面墙上架了电网,院门加设了门岗,门口挂着木牌,上写“杂役班”。三间房子被打通了,地上砌着一排榻榻米,关着三十多名杂役。晚上,杂役们一字排开睡在这里,警卫小队专门抽调一个班的士兵日夜看守。
    秋山将“猴子”关进了杂役班。
    杂役们一天两顿饭,基本是玉米或高粱面掺麸子的饼子和咸菜,偶尔会熬一锅玉米面菜粥。每人单棉两套衣服,临睡前,所有人的衣裤叠好后按顺序上交,脱得赤条精光上铺睡觉,早上再按编号发放。杂役的人数相对固定,多是青壮年,来源多是战俘、囚犯或搜捕时抓来的盲流。遇有减员,宪兵队会指令各区警察局从羁押犯或劳工营中挑选补充。
    杂役们都剃着光头,服装也容易辨认,灰白色衣裤,前胸后背印有数字编号。体壮者负责搬运物资、下水管道维修之类,稍弱的则被安排在菜地做农活,或是洗衣服、打扫卫生。医院对杂役的管理是严苛的,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人,杂役须侧身让路,鞠躬待对方走过之后方可前行。秋山对我说:“让这些刁民服帖,有时鞭子和皮带也不好使,必须见点儿血才行!”
    秋山可不是随口一说。此前,医院里曾发生过杂役逃跑的事。逃跑者是个战俘,会点儿拳脚,抓他的时候,这家伙打断了一个警察的鼻梁骨,还踢伤了一名士兵。抓回来之后,秋山将那个杂役绑在练拼刺的木桩上,喝令一个新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用活人练刺杀。那真是个新兵,从没上过战场,事后天天做噩梦。
    还有个杂役胆子更大,到洗衣房偷了一套军服,大模大样朝医院大门走。出大门的瞬间,他走路的姿势被哨兵一眼识破了。第二天,当着所有杂役的面,这个闯关未遂的家伙被五花大绑扔到“天台”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
    输血疗法让星野博士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大为改善,很快,博士又重回手术台。按照博士的建议,我们对“猴子”的监管宽松了许多,除了适当增加营养,抽血时也不再用绳子绑住他,而是站在两侧监视。
    尽管经常被抽血,但“猴子”的伙食区别于其他杂役,他的活儿也很轻松,基本是整理花草之类,因此,他表现得比较顺从。不过,也有出岔子的时候。一天上午,金子刚刚给“猴子”抽完血,“猴子”突然起身一头朝墙撞去。秋山一把没抓住,一声闷响,“猴子”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猴子”醒来之后,情绪仍然亢奋,金子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才让他安静下来。包扎处理完毕,秋山咬牙切齿:“这是对抗!绝不能轻饶了这个刁民……”
    一个月后,“猴子”头部的伤情才恢复。
    那天,我带着“猴子”去修整菜地,我有些口渴,下意识地用日语对他说:“请把水壶递给我。”
    “猴子”抄起水壶递给我的时候,我愣住了,他也有些惊慌。再三追问之下,他终于承认他学过日语和英语。这个意外发现让我惊诧不已,当天就报告了秋山。秋山很气愤:“这小子太阴险了,一定听走了我们很多秘密!”
    不久,沧州铁路警察分所给杂役班送来一个盗窃犯,是天津人,绰号“吴老道”。此人曾在海河码头扛过麻包,后入匪道,在津浦路上专偷车上的面粉、木材和煤炭,再转手倒卖黑市。一次扒车偷布时,他被押车的士兵打伤,从货车上摔了下去。沧州段铁路警察巡线搜捕,发现了摔昏在路基上的“吴老道”。
    这家伙不仅体壮如牛,而且铁嘴钢牙,各种刑罚在他身上毫无作用,打了个半死,也不肯交代同伙。警方怀疑其有共党背景,转送天津宪兵队特高课,审讯了三个月,始终找不到通共证据,看他身高体壮,就补充到医院杂役班。
    “吴老道”来了没几天,杂役班就闹起了绝食。吃饭时,没人过来取窝头,而是一言不发地在大铺上东倒西歪。一开始秋山没当回事:“绝食?好啊,那就让他们饿着,还省粮食……”
    可连着两天不吃不喝,外出干活时,连着饿昏了三四个。秋山急了,把杂役们分组隔离,挨个儿带出去提讯。有人架不住了,招供幕后主谋是“吴老道”。他曾数次威胁:“谁敢舔这狗食盆子,小心我半夜掐死他!”
    当天晚上,“吴老道”被几个士兵架到警卫小队的地下室,秋山亲自用刑,皮鞭、辣椒水、老虎凳。大刑之下的“吴老道”哭嚎、狂笑、大声咒骂,几次昏死过去。因为用刑过重,“吴老道”腿骨骨折,大小便失禁,人几乎奄奄一息。有人建议把他送上“天台”,秋山却不同意。
    简单的治疗后,“吴老道”被抬回了杂役班,秋山严令不许任何人与他说话,不许喝水进食,违抗者同罪论处。
    “吴老道”进门就开骂那个告密者,祖宗八代骂了一遍也没人接茬儿。杂役们闷头用劲儿啃着窝头,咯吱吱地嚼着老咸菜。“吴老道”接着骂日本人的祖宗,骂累了就睡,醒来接着骂,连骂三天,“吴老道”体力耗尽,嘴里骂出了血。
    当天晚上,众杂役被押到“天台”前。两个士兵将“吴老道”抬到柴堆上,浇上汽油。秋山喝令站在最后一排的“猴子”出列点火。“猴子”双膝一软,跪在地上不住作揖哀求:“我给您磕头啦,爷您饶了我吧!我可下不了手啊……”
    秋山把窜着火苗子的柴棒子递到他面前,冷冷地说:“我数到三,你再不点火,我把你也扔火里去!”
    说罢,秋山举起手枪,顶住了“猴子”的脑袋。“猴子”连滚带爬地被秋山推到了“天台”上。浑身浇满汽油的“吴老道”气息微弱,仍然骂口不绝:“上眼看好了,这身刀疤枪眼儿,下油锅、滚钉板爷都不惧,来吧!”
    “猴子”面如灰土,体如筛糠。柴棒子“啪啪”作响的火舌不停摇晃,映着他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脸。他扑通一声跪在“吴老道”跟前:“吴爷……吴爷!您老可听好了,谁告发了您,谁不是人揍的!咱爷们儿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没过节儿啊!”
    “吴老道”对他怒目而视:“我操你妈,你就是日本人的狗!”
    秋山抬手一枪,击中了“吴老道”的肩膀。“吴老道”哈哈狂笑:“相好的,手别软了,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跪在地上的“猴子”惊恐地转回头,迎著他的,是秋山那张铁青的脸,还有指向他脑袋的枪口。“猴子”磕头如捣蒜:“吴爷,您老一定大人大量啊!上天给我多照应着,年节必定给您老烧纸上供……”
    在秋山的枪口下,“猴子”一把火送走了“吴老道”……
    烧死“吴老道”,“猴子”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他时常半夜突然惊醒,跪在大铺上,嘴里念念有词,请吴爷饶他不死,平时走路说话也神经兮兮的。
    不久,杂役班又来了一个绰号“滚地雷”的天津人。此人曾在南市拉过胶皮,后来因为吸鸦片,败光了家产,结伙在东货场盗窃货物,被侦缉队抓了现行,当场打死一个,跑了仨,“滚地雷”跑崴了脚,一头扎进道边的臭水沟里,被押到河东宪兵分队,大刑轮番伺候,自然是脱了一层皮。本来就要送劳工营的,正好医院的杂役班缺人,就被送过来了。
    这“滚地雷”在河东那一带的黑道上有点儿小名气,进来就成了杂役班的头把。在杂役班没两天,就看着“猴子”不顺眼:“我一拔色(天津方言,意即观察),这猴儿就不是他妈好饼,私下里总跟日本人嘀嘀咕咕。咱们天天啃窝头嚼咸菜,他背着咱喝牛奶吃鸡蛋。不是日本人派进来插旗儿的(密探),我你妈扎海河里去……”
    此话一出口,杂役班再没人敢搭理“猴子”了,连吃饭都躲远远的。
    一天晚上熄灯不久,杂役班屋内突然一阵大乱。值守的士兵打开门锁,拧亮了电灯,发现“猴子”与“滚地雷”正赤条条地在地上翻滚厮打。细问原因,原来是二人斗嘴引起的。“滚地雷”是混江湖的,打架斗殴经验丰富,“猴子”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鼻青脸肿了。
    听完事情经过,秋山命令“滚地雷”双腿叉开,双手扶墙,随后和士兵一起用枪托和皮带一通猛揍。“滚地雷”双手抱头,双膝护裆,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秋山为“猴子”出了口气,可事情并不算完。没几天,杂役班又出事了。半夜里,屋里突然传来一阵古怪的响动,声音不大,两个站岗的士兵却听出了异常。打开门进去一瞧,只见“猴子”躺在床上,翻着白眼,气若游丝,众杂役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呼呼大睡。
    根据“猴子”事后描述,睡梦中有人用枕头捂住了他的头,胳膊和腿也被人按住,若不是门外士兵发现得早,他早没命了。秋山感到事态严重,召集七八个士兵连夜突审,想要找出谋害“猴子”的凶手,办法还是老一套——鞭子、老虎凳加辣椒水,但这次杂役们却像一块钢板,打不开一个缺口。嫌疑最大的“滚地雷”在老虎凳上昏死过好几次,一只胳膊都被打折了也没招认。
    审讯持续到转天中午,秋山的眼睛熬红了,嗓子吼哑了,依然查不出凶手是谁。无奈之下,他只得上报片杉院长。片杉自然是把他一顿痛骂,继而下令将“猴子”单独看管,无关人员不得与他接触。
    “猴子”远离了杂役班,穿上与伤员一样的暗格病号服,搬到星野博士住的洋楼里。这幢三层洋楼过去叫女儿楼,深橘色的墙体,夏天时整幢楼爬满了青藤。我和星野博士住在二楼,“猴子”则被关在地下室一个不足十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
    严格说,“猴子”住的地方只算半地下,过去是老妈子住的,地面上能露出半扇窗户。屋里没有其他家具,仅有一张床——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为防止“猴子”自杀,墙面上还包着一层海绵,木门上开了一个观察窗;睡觉前,“猴子”要脱光衣服、张开嘴接受检查,还要原地转圈跳几下,以防其身上暗藏异物。
    安全系数显然增加了,但“猴子”的精神依旧不正常,心情好时,嘴里哼唱几句京剧或大鼓;情绪低落时,会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护士金子时常过来给“猴子”量血压或抽血化验,只要秋山不在,“猴子”总是央求金子留下多聊一会儿。我在一旁假装看画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的中文水平还在日常用语的阶段,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从“猴子”绝望的表情和金子惊讶的眼神中,我明显感觉到,“猴子”的经历很复杂。金子对我很信任,她告诉我,“猴子”说他遭人算计了,老婆至今不知他被关在这里。
    这段时间“猴子”还算顺从,秋山对他的态度也缓和了些,高兴的时候会给他烟抽,有一次甚至还给他烧酒喝。看着不住咂摸嘴的“猴子”,秋山又扔过一支烟,用地道的东北腔问他:“你这名字贼怪啊,咋叫进仕呢?”
    “猴子”从地上捡起香烟:“我爸爸希望我以后能当官。”
    秋山笑了:“你爹也挺能扯啊!”
    “猴子”把香烟放到鼻子底下闻着,一脸陶醉的表情,嘴里哼哼唧唧地唱起来,唱着唱着,“猴子”的眼角儿汪出了泪。
    金子问:“这唱的哪出儿啊?”
    “苏武牧羊……”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三)
    转眼到了昭和二十年(1945年)。半夜下了一场雪,早上一阵大风又把天吹晴了。天空清澈而湛蓝,但空气依然冰冷干涩。
    早餐后,我带着“猴子”在女儿楼前扫了雪,然后围着湖转悠。结了冰的湖面和周围的草木都被白雪覆盖,我们顶着风,呼着热气,猴子双手揣在袖口里瑟瑟发抖。转悠了一阵儿,我决定带他到花窖暖和一下。
    花窖也是当年大总统家留下来的,前后两排。进了花窖,如进了春天,满眼的绿色。大理石砌的台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木和奇石盆景——最显眼的莫如那几块造型怪异,来自于天津水西庄的太湖石。雇来的两个中国花匠正各自忙着手里的活儿。老花匠姓田,六十出头,年轻时曾是大总统家的私人花匠;年轻的姓曹,三十出头,是个只知闷头干活的哑巴。
    “猴子”深谙花草奇石,最喜欢来这儿转悠。我对花草盆景没兴趣,每次进去只是看个热闹。田花匠戴着花镜,坐在小木凳上,正用小锤子敲着一块上水石,见我们进来,忙起身鞠躬,之后坐下继续忙他的活。哑巴站在不远处,拎着一把硕大的喷水壶,正漫不经心地给几盆过冬的月季喷水。
    “猴子”揣着手走到那块硕大的太湖石前,昂着头,眯起眼仔细端详。我在田花匠面前无聊地蹲下,看他在那块石头上敲敲打打。突然,身后传来“猴子”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扭头一看,顿时一身冷汗。只见哑巴骑在“猴子”身上,右手执一把锋利的匕首,正朝“猴子”身上猛刺。“猴子”已经中刀,手臂上淌着血,但扔抓住对方握刀的手不放。
    我几步跑过去,一脚将哑巴踹翻在地。哑巴灵巧地翻滚起身,举刀向我扑来。我没带武器,慌乱中顺手抄起地上的一把铁锹迎战。一交手才知道,这哑巴真不简单,几个回合下来,我身上被他划了两个大口子,血瞬间就浸透了军装。我一边手忙脚乱地抵挡,一边大声呼叫援兵。
    哑巴并不想和我纠缠,几次试图甩开我,他的目标是“猴子”,但都被我奋力挡住了。眼看我就要支持不住的时候,援兵到了——一名刚下岗的哨兵听到了我的喊声,端着步枪从外面冲进来。
    两个对付一个,形势立刻逆转。哑巴只有招架之功,体力渐渐不支,被哨兵一刺刀扎在左肩上。踉跄几步,哑巴转身撞开花窖的木门冲了出去。
    天寒地冻,空旷的院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此时,警卫小队的士兵和杂役们正分散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哑巴没遇到任何阻拦,加之对环境熟悉,他快速跑过冰冻的湖面,穿过长廊,左突右闪,逃向病员区。我和哨兵紧随其后,一边追一边大呼小叫,跑着跑着,哨兵干脆推弹上膛,朝天开了一枪。
    枪声惊动了所有人,病员区的医生和伤员纷纷探出头来一看究竟。哑巴穿过病区过道时,迎面碰上刚查房出来的渡边军医。年轻的专家扔下手里的病历夹,冲上去紧紧抱住这个浑身是血的可疑者,结果被哑巴一刀捅在胸口上。随后,哑巴又连续刺伤了两名试图抓他的伤员。
    听到枪声的秋山带着十几个士兵围堵过来。此时,院门出口已经关闭,院墙上架有高压电网,哑巴逃离医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院子东侧有一座高十几米的水塔,塔顶建有一间简易板房。这是陆军医院的制高点,也是水源重地,二十四小时都有士兵轮流值守。这天,在水塔下值守的是一名刚入伍的娃娃兵。听到远处的枪响,他背着枪从岗亭里出来,左右环视,周围没任何动静,便又走进岗亭,抄起电话想询问情况,丝毫没有防备从岗亭拐角窜出来的哑巴。
    哑巴从背后突袭,干净利落地割断了娃娃兵的喉管,随后摘下步枪,取出子弹盒里的五发子弹。身后的追兵已经逼近,哑巴走投无路,只得顺着铁梯爬上水塔。
    水塔被团团围住,就连片杉院长也拎着军刀赶来了。秋山帶着几名士兵刚接近水塔的铁梯,头顶一声枪响,身旁一名士兵应声倒地。片杉下令朝塔顶射击,顿时枪声大作,塔顶的简易板房被打得木屑四散。无奈对方居高临下,躲在射击死角,再强的火力也奈何不了。抽个冷子打过来一枪,竟然打飞了秋山的军帽。
    精准的枪法让片杉院长目瞪口呆。他下令停止射击,在一张硕大的白纸上写下“下来投降,即可保命”,让士兵举起来,展示给塔上的人看。谁想,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小鬼子们,有种就上来吧,大爷今天跟你们过几招儿!”
    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了,这让片杉更加震惊。他认定此人必有来历,当即命令秋山:“不要打死他,一定要活口!”
    值班哨兵一般只携带五发子弹,半个多小时的僵持和枪战,秋山估计哑巴的弹药已经耗尽,便在塔下喊话,可塔顶却沉寂无声。强攻是不行的,秋山想到哑巴是田花匠的远房亲戚介绍来的,便命人将浑身筛糠的田花匠带到水塔下,用手枪抵住田花匠的脑袋,冲塔上喊道:“朋友,我知道你的子弹打完了,再耗下去也是一个结果。他的命就在你手里,给你两分钟考虑,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塔上依旧没有反应。秋山一声令下,士兵们端着枪围上来,有的士兵已经登上铁梯,塔上的沉寂与皮靴踩踏铁梯子的杂沓声形成鲜明对照。眼看士兵就要爬上塔顶,却见一团黑影从天而降,哑巴花匠头朝下重重地砸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脑浆迸裂……
    宪兵队调查课的刑案人员蜂拥而至。医院里一片混乱。
    一个伪装成哑巴的神秘人物,单枪匹马潜入医院致两死四伤,死者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血液病专家渡边,特高课决定对医院所有可疑人员逐一调查。
    被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给予严厉处分的片杉院长威信扫地,加藤司令官的训斥和警告让他血压骤然升高,放下电话就被送进急救室。随后,海光寺宪兵队从日租界紧急调来一个班的士兵编入警卫小队,以增强医院内部的安全保卫。
    验尸拍照后,哑巴的尸体被拉走了,田花匠及亲戚朋友二十多人被抓到宪兵队,杂役班全部接受特高课侦审。以往谋杀“猴子”的事件受到特高课的高度重视,包括“滚地雷”在内的五名嫌疑人被押送到海光寺宪兵队。前后折腾了近一个月,“滚地雷”供认了不少偷窃日军物资、抢劫外埠商客的线索,但哑巴到底是谁,谁都说不清。
    介绍“哑巴”来医院的田花匠及同乡遭了殃。田花匠的双腿被打断了,指甲和满口牙都被拔掉,但他只承认哑巴系三个月前山东一同乡介绍来的,收了对方两百元联银券,外加两袋面粉,其他一概不知;被牵连的同乡一人被扔进狼犬舍咬死,两个上年纪的直接死在老虎凳上了,其余全部被送至劳工营。“滚地雷”及几个有重大嫌疑的杂役则被押上闷罐车,送往东宁边境线修工事去了。
    我的伤不在要害,但伤口很深,一共缝合了二十多针。“猴子”伤势严重,肩膀、左肋、腹部分别中刀。星野博士亲自为“猴子”动了手术,他才捡回一条命。极度惊吓加上手术后身体虚弱,“猴子”精神萎靡,如遭霜打一般,每天躺在地下室的床上,一声不吭地呆望着屋顶。
    几天后,渡边军医和那名死去的娃娃兵在“天台”火化,遗体盖着白单子并排摆在地上。片杉院长率全体医生和士兵向遗体鞠躬。星野博士面无表情,深深地弯下腰……
    “哑巴事件”后,医院加强了安全措施,限制内部人员外出,一张出门证,医生、护士外出轮流使用,没有出门证,哨兵一律不放行。星野博士爱喝红酒,常派我到法租界一家法国人开的酒庄去买酒,因此,在众多医护人员和士兵中,只有我单独拥有一张出门证,不必和别人合用。
    一个周日的中午,金子借了我的出门证,说要上街买胭脂。晚饭后也没见金子回来,我一边陪博士下棋,一边在心里疑惑着。没多会儿,秋山进来告诉我们:“刚接到七分局外事科打来的电话,说金子在路上被人打劫了,目前人在七区关帝庙派出所(派出所一词最初源于日语),让我们医院去接人……”
    星野扔掉棋子,吩咐我说:“你们马上去看看,我给市局池内辅佐官(顾问)打电话。”
    我随着秋山和五名警卫班士兵坐上军用救护车直奔老城。一路左转右转,跟走迷宫似的。秋山打开手电查看军用地图,汽车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位于二道街上的关帝庙派出所。
    关帝庙派出所的建筑很古老,房屋格局像个寺庙。值班室坐着两名年轻的中国警察,秋山亮明了身份:“我们的人在哪儿?”
    一位张姓警长闻声从里面跑出来,用日语与我们简单沟通之后,把满脸泪痕的金子从隔壁房间领了出来。
    金子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她借了证件外出,先到法租界看了场电影,之后坐三轮车到“三不管”看了半天杂耍。为了买一种杭州产的胭脂,她沿着南市溜达到了老城里。找到商铺,掏钱时才发现提袋里的钱包不知何时被人偷了,连回去坐车的钱都没了。
    无奈,她只得徒步往回走。天黑路不熟,她在胡同里转了向。正想找人打听,突然注意到有两个男人始终尾随着她。惊恐中,她跑进一条死胡同,两个酒气熏天的男人追上来,把她按倒在地,二话不说就扒她的衣服。两个男人穿着日式便服,金子忙用日语说:“我是陆军医院的护士,你们不要胡来!”
    两个男人愣了一下,随后大笑着继续扒金子的衣服。金子大声呼救,喊声惊动了周边的住户,两个小伙子拎着棍子和煤铲跑过来。见有中国人围上来,对方扔下金子,用日语破口大骂。两个小伙子有些发憷,正犹豫间,关帝庙派出所的警察到了。
    派出所就在不远的二道街上,有住户跑到派出所报了警。出警的就是那位张姓警长。两个男子自称是日本人,金子的身份也很特殊,他便将三人都带到了派出所。
    秋山让张警长打开滞留室的小铁门,两个穿青色日式便装的男人正呼呼大睡,满身的酒气还没散。秋山将二人晃醒,用日语询问。两个男人慌了,用蹩脚的日语解释说这是误会,再三请求原谅。秋山并不理睬,继续盘查他们的身份。查看了二人的证件才搞清楚,原来是大连一家船厂的朝鲜籍技术员,来塘沽出公差的。
    “冒充日本侨民,欺侮陆军医院的护士,你们活得不耐烦了?”秋山挨个儿给了他们幾耳光,回头对我们说,“给我狠狠打!”
    两个冒牌日本人被我们拖到院子里,用枪托子一顿猛砸。打了还不算完,市警察局辅佐官池内给七分局局长打去电话,要求将二人移交七区宪兵队继续侦审。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四)
    进入六月,天已经很热了,可女儿楼里却弥漫着阴冷的气氛。一方面是因为战争形势让所有人都没法乐观起来,柏林在一个月前被苏军攻陷,欧洲的战事结束了,日本只有孤军奋战;另一方面,老城里的遭遇让金子受到了惊吓,原本开朗的她整天不说一句话。低沉的情绪也传染给了“猴子”,他变得焦躁不安,不时哀求我给他烟抽。
    满洲护校毕业的金子日语说得很流利,写字也漂亮。我很小就辍学了,虽然读书认字没问题,但书写就不行了,不但字迹难看,拼写错误也多,所以我经常请金子代写家书。
    那天下午,我请金子来女儿楼帮我写信。按我的口述,家书很快就写好了。这时,在一旁发呆的“猴子”顺手拿起金子写信封的毛笔,轻蘸淡墨,在一张废信纸上随意涂抹。很快,一幅墨竹奇石图跃然纸上,清癯雅脱的线条和墨色,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几笔水墨,让金子的脸上绽出久违的笑意,她跑回去取来一把素白折扇对“猴子”说:“这是准备送我爸的,你给整几笔吧。”
    转眼间,几只游动的青虾和水底舞动的水草浮于扇面之上,仿佛都有了生命。一直阴云笼罩的女儿楼,因“猴子”笔下的世界,突然变得温暖明亮了。花鸟山水,古木奇石,他的水墨世界,不仅让和我一样的粗汉秋山啧啧称奇,也引起了同样画得一手好水粉的星野博士的兴趣。
    “猴子”的日语很流利,与博士谈书论画轻松自如。星野喜好中国汉隶,连写日记都用毛笔。于是,“猴子”被博士请到了二楼,还让我取来红茶和笔墨纸砚,看他现场作画。“猴子”来了兴致,喝了红茶,提笔在手,泼墨淋漓,笔意纵肆,一幅芭蕉狸猫的小写意,让爱猫的星野甚为欢喜。
    博士要装裱此画,可画的落款不能写李进仕啊!按照“猴子”的建议,我出去帮他刻了一方“云亭道人”的闲章。
    在画上落了款,我和金子又坐着三轮车去了海河边,在娘娘宫附近的袜子胡同找到了“儒风斋”。这是“猴子”推荐的一家专营文房的老字号,也兼装裱字画。
    铺面不是很大,货架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只是没有顾客,显得有些冷清。坐在柜台里面的掌柜姓窦,又高又胖,戴着眼镜,满脸精明。见有人进来,掌柜的摇着折扇,微笑着起身打招呼。金子说明来意,我小心地把画铺展在柜台上。窦掌柜摘下眼镜,胖脸贴近四六尺的宣纸,上下左右看了个仔细,之后,戴上眼镜打量我们:“好画儿啊!线条柔中带刚,结构疏而不空,密而不乱,墨色饱满,鲜活灵动。可惜,这么好的画儿,落款只有一方闲章……借问一句,这‘云亭道人是哪位名家?”
    金子笑着说:“是家父在地摊儿上买的,我对字画知之甚少,只是慕名前来,请掌柜多费心。”
    一周后,金子坐三轮来取“芭蕉狸猫图”。但一直到天黑,也没见金子回来。夜里,医院接到海光寺宪兵队特高课打来的电话,说护士金淑琴(金子)涉嫌泄露医院重要机密,为在押反日分子李进仕通风报信,正在特高课接受讯问。这个消息让我们大为震惊,包括片杉院长都不相信,金子怎么会帮李进仕通风报信呢?
    转天早晨,几个宪兵拿着宪兵司令部开出的提票来到医院,给“猴子”戴上手铐,用布把眼睛蒙上,押回了海光寺。之后,片杉院长、星野博士、我与秋山以及其他与金子熟识的人都接受了特高课的询问。
    看样子金子惹的麻烦不小。星野给他的同学、市警察局池内辅佐官打电话,说金护士长期为日军伤员服务,希望不要冤枉了她。若有问题,请特高课拿出确凿的证据。对方回复,事情比较复杂,请耐心等待调查结果。
    三天后,宪兵队一名小队长与几个特高课的人来到医院。他们与片杉院长和博士都单独谈了话,具体内容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从博士铁青的脸色看出,这个事的确很严重。
    “猴子”是一周后被送回医院的,重被关进了女儿楼的地下室。监管他的任务改为两名警卫班新来的士兵负责,护士由小松医生兼任。秋山俊任警卫队小队长,晋升少尉,我仍负责照料星野博士的生活。
    一个月后,金子被特高课释放。虽有星野博士的担保,但特高课并没有给金子真正的自由,而是将金子送到医院洗衣房,由护士变成了被监管的女杂役。洗衣房是医院环境最差的地方,肮脏不堪,气味难闻。白天机器轰鸣,噪音刺耳,高温消毒的蒸汽让这里如蒸锅一般;病房里沾满血渍、污渍的床单、被罩、病员服还有各种军服堆成了山,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永远洗不完。
    既是杂役,金子的身边总有背枪的卫兵在监视,不得四处走动,不得与周围人说话,完不成任务还会被处罚。在我面前,星野博士从不提金子的事,但经常让我借送衣服的机会,给她送些糖果糕点。巡视的卫兵与我很熟,基本不会受到阻挠。
    在蒸锅一样的洗衣房里,我看见金子穿着宽大的杂役服,扎着头巾,戴着大口罩,佝偻着腰,行動迟缓地搬运着洗好的衣物。一个月没见,她的背竟然驼了,身体僵硬,表情木然。那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女孩儿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毫无生气的躯壳。显然,她在宪兵队受了刑。
    接过我送的东西,她的眼中噙满泪水,向我深深点头表示谢意。但我们无法交流,只能默默目送着她跟随巡视的士兵,推着手推车将洗好的衣服和床单送往病员区。
    “猴子”虽没什么外伤,头却抬不起来了。整天嘴巴紧闭,目光呆滞,全身如同灌了铅,走路一步一停,似乎担心会踩到什么东西。他的生活标准虽维持从前,但两名带枪的士兵时刻跟着他,任何人不得接近。
    星野博士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两鬓也显出了白发,表情始终阴郁。除手术之外,他整天独坐办公室,大杯地喝着红酒。一天,他醉酒后直奔地下室,地下室厚厚的木门紧闭着,我听不清他与李进仕谈话的内容。半晌,星野博士推门出来,低声骂了一句:“刁民……”
    8月8日,传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苏联人对我们宣战了。虽然片杉院长每天都在病房里不停地巡视,给伤员们加油打气,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绝望的情绪在医院里蔓延,极端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所有人都控制不住了。一个腿部截肢的军曹,趁女护士转身取药的时候,突然抄起铝盘里的剪刀,深深扎在自己的脖颈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心痛。一个伤愈即将返回前线的士兵,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喝得大醉,闯进洗衣房,将金子强奸后掐死了。随后,这个二十一岁的士兵解下自己的皮带,在洗衣房的门框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金子的身世也很苦,母亲早亡,从寒冷的北国来到天津,就是为了挣钱还债——还父亲的赌债,再者攒一笔给哥哥成亲的彩礼钱。听说金子已经订婚,未婚夫是老家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为替父兄筹钱,善良的金子推迟了婚期,报名参加了战时医疗队。
    金子的遗体没有送“天台”火化,而是由星野博士出资购置了棺木,委托当地的一家抬埋会,葬于新开河对岸一片幽静的树林中。
    那个残害金子的无耻家伙是被放到“天台”上火化的。秋山下令点火之前,我无法控制愤怒的情绪,拔出一个士兵腰里的刺刀,扑上前去,把那具肮脏的尸体戳得稀烂……
    就在这天,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五)
    博士拒绝“刁民”的血,已经十几天了。虽然他与这个“血库”近在咫尺,却只有酒精才能维持他一息尚存的生命。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之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木盒子对我说:“这是我留给家人的,拜托你回国交给他们。”
    盒子里是一封遗书、一枚戒指、一张与家人的合影及几枚奖章。我捧着木盒,想说点儿什么,又觉得此时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正胡思乱想着,却见博士从抽屉里取出那支手枪,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然后慢慢闭上眼睛……
    我冲上去死死拉住他的胳膊:“博士,请不要这样!”
    星野的脸抽搐着,突然笑了,笑的样子很难看:“我是医生,也是军人,为天皇陛下,为帝国军人的尊严和荣誉,我可以去战死!只是,不甘心这样去死……”
    说着,他抽泣起来,一边哭,一边奋力要把我推开。然而,严重的贫血症导致他身体虚弱,挣扎了一会儿,他叹息一声,一松手,手枪掉在了地上。
    我扶他坐下,把手枪放回抽屉里。看着博士苍白绝望的脸,我意识到,就博士现在的身体状况,即便不自杀,怕是也没多少日子了。虚弱引发的各种症状,蛇一样缠绕着他身体的每个器官,吞噬着他的生命……
    鉴于博士目前的状况,片杉院长决定强制给博士输血。
    转天中午,步履蹒跚的“猴子”被两个士兵从地下室架到了二楼的病床上。小松医生的针头还未刺入“猴子”的静脉,楼道里的喇叭突然传来长时间的蜂鸣声,刺耳的杂音平息后,我们听到了天皇颤抖的声音……
    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终战诏书》的条款很长,还被同步翻译成中文。院子和楼道里站满了医生、护士和伤员,没有人说话,只有压抑沉重的呼吸声和断断续续的抽泣。
    我看见,形如朽木的“猴子”眼里有了光亮……
    针头终于刺进博士的静脉,但“刁民”的血并没有让星野如往日一般振作起来,却如一头怪兽,钻进他的血管,在他的身体里狂奔、撕咬——日本战败了!
    博士的身体瑟瑟发抖,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抽搐。他一把扯下输血的针头,挣扎着下了病床,向日本的方向跪下。我们都和他一起跪下,每个人的眼中都是泪水。
    秋山双眼通红,他脱掉上衣,举着手枪冲到院子里:“这广播是假的!假的!大日本帝国是不会投降的!”
    8月16日,我们接到命令,原地驻防,封存武器及档案资料,等待国民政府第十战区代表前来受降。除警卫班士兵装备必要的几支步枪之外,武器弹药全部被集中到一间临时库房里,等待国民政府派员前来接收;医院内部的档案资料一律就地焚毁。
    警卫小队立刻行动,各种档案资料和病历记录堆积成山,“天台”上空翻卷起滚滚浓烟……
    三天后的半夜时分,最后十几名杂役被一辆卡车悄悄拉走了,他们的去向和结局,我至今无从知晓。
    被关在地下室的“猴子”已奄奄一息了,走路需要士兵架着。每次在楼道与我相遇,他只有一句话:“你们输了!你们输了!”
    “请放他走吧,小松君!”星野博士央求小松医生,“对帝国而言,我的职责已经完成了,我们不需要他了……”
    “不能释放!只要博士活着,此人必须留在这里!”片杉的语气坚定而疯狂。
    为安全起见,博士抽屉里的手枪由片杉院长临时保管。其实,博士已病入膏肓,连举枪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经常神志恍惚,嘴里不停念叨着:“请原谅我……请原谅我……”
    天津城外突然响起了枪炮声。
    八路军接收天津的一支先头部队开到城北近郊,与驻守日军仓库的一个小队交火,协助守護仓库的皇协军四散而逃。一个三十多人的小队,无法抵御二百人的进攻,通往市区的电话线已被切断,小队长急放出信鸽向城内求救。
    下午两点,驻屯军司令部命令秋山率三十名警卫小队的士兵前去增援。秋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放下电话,窜到院子里吹哨集合。已经存封的步枪、机枪重新发给了士兵,随后,他们乘上两辆卡车直奔枪响的方向。
    激烈的枪声一直持续到天黑才逐渐平息。八路军先头部队没有攻进天津城,在占领仓库后不久,朝西南方向撤走了。前去增援的秋山及三十名士兵没能活着回来,他们被包围在仓库附近的一个村落里。秋山拒绝投降,与三名士兵一起被烧死在一座民房里。
    代替十战区前来受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两天后,三辆美军吉普和两辆卡车开进了医院,下来一名美军上尉和二十几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联络官的引领下,美军上尉一行直奔片杉院长的办公室,但房门反锁,联络官刚刚敲了几下门,屋内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片杉院长自杀用的手枪正是星野的那支德国造P38。
    两个小时后,美军士兵用担架从女儿楼里抬出两个人,一个是昏迷的星野博士,一个是气息奄奄的“猴子”。按照美军的要求,陆军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及士兵列队集合,乘美军卡车前往塘沽战俘营,在那里等待被遣返回国。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猴子”。他躺在美军的担架上,盖着深绿军毯,脸色蜡黄,头发胡子很长,一对小眼睛像着了火。从我们身边经过时,“猴子”用英语对美军士兵说:“停一下……”
    然后,他用力撑起身子,朝着我们狠狠啐了一口带着血丝的口水……
    一周后,星野博士死于塘沽战俘营。结局就像他说的那样,他的骨灰被我带回了日本,我辗转寻访了半年多,终于在东京找到了他的家人,连同骨灰、遗物一起交给了博士的夫人。
    多年后,我在一本日本731给水部队战犯的回忆录中读到,当年天津陆军医院内建立的,由中国杂役为日军伤员提供血浆和药物实验及活体解剖的储备库计划,竟然是星野博士提出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医院不定期补充杂役的原因。原来,我如此尊重的星野博士,远比院长片杉要凶残百倍……
    战争结束快七十年了,那些发生过的事和死去的人,时常在我的梦里出现,很真实,似乎能用手触摸到。这些梦,有温暖的,有冰冷的,有恐怖的;那些深埋于心的许多疑问,我只能寄希望在梦里寻找。可是,每次从梦中醒来,我却更加困惑。
    那个伪装成哑巴的花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舍命去杀与他无冤无仇的李进仕?还有那个善良的金子姑娘,为什么会被抓起来?最让我放不下的,是那个“刁民”李进仕,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简直像谜一样让人难以琢磨。他能在医院里活到战争结束,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最后他到底怎么样了?
    但愿,他能平安回家,与妻子团聚……
    一张老照片
    整整一个下午,我被西尾先生的讲述紧紧牵引着,行走在沦陷时期的天津城,穿行在浸透着血色的往事中。这个侵华老兵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一种劫后余生的苍凉,让我看到了被战争机器碾压的人性的悲哀。
    送西尾先生去公交站,路过横滨港时,落日正孤悬于海上,金色的海浪一波一波地拍击着长长的堤岸。与老先生握手话别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个故事似乎并没有讲完。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该怎样讲下去,虽然我有着与西尾先生一样的感慨和困惑。
    回国后,我专程去了趟曹家花园,想看看西尾先生故事里的那些旧物是否还在。医院还是医院,只是东西两边的院子已被高层办公楼和住宅小区填满。水塔早已荒废,斑痕累累地矗立在楼群的角落里;保存相对完整的,唯有荷花池边的八角亭和曲折的长廊,还有围墙边上的几幢小洋楼。
    荷花池已被一条柏油路分割为二,两池荷花在正午的阳光下安静地盛开,湖边的太湖石已不知去向。长廊和八角亭被翻修过多次,临街几幢洋楼的外墙上,挂着各种型号的空调外挂机……而当年的一切,早已被时间淹没。
    让我把这段往事续写下去的理由,是一年后我为市警察博物馆撰写《天津户籍管理变迁史话》初稿,在查阅日伪时期警察局的户籍管理档案时,无意间发现的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照片拍摄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上方标注的一行文字为:“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第七分局关帝庙派出所部分官警合影”。照片上,六名年轻的警察身着黑色制服,背着清一色的德国毛瑟盒子炮,每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一字排开站在关帝庙派出所门前。
    那些日子,我一头钻进档案堆里,开始探寻那些与关帝庙派出所有关的线索。从1937年天津沦陷一直延续到1948年初新政权诞生,我循着年代和大事件的每个节点,顺着档案上那些模糊不清,甚至墨迹基本消失的繁体汉字,逐字逐句地寻找着七十年前与关帝庙派出所有关的只言片语。
    当年的关帝庙派出所早已不复存在,彼时的警察们也陆续从那段历史中隐去或谢幕人生。假如还有健在者,按时间推算,最年轻的也应在九旬开外。我走访了三十多位离退休老警察,查阅了十几篇天津解放前后与旧警察有关的回忆文章,终于从市公安局一位离休老处长撰写的回忆文章《天津解放初期七区旧警改造二三事》中发现了如下文字——
    “这个户籍民警叫张博轩,日伪时期曾任七分局关帝庙派出所三等警长、七分局警法科副科长;天津解放后,被市局留用该所任户籍民警,1958年,被下放到天津兴亚造纸厂当工人了……”
    张博轩依然健在,已是九十三岁高龄。
    当我费尽周折找到他时,老人正在远离天津城区的一家私人养老院里,安静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一部抗日神剧。
    老人听力不好,与人交流需戴助听器,但记忆力相当好。他记得当年的拍照者——天津老鼎章照相馆一位曾给梅兰芳拍过剧照的贾姓摄影师;老照片上的同事他都能逐一叫出名字,甚至知道一些人后来的去向和人生结局。
    老人告诉我,派出所门前的合影照,他也曾收藏了一张。当年拍照是为了纪念七分局配发给关帝庙派出所六辆英国“手牌”自行车。只是解放后“运动”来了,那张照片被他老婆扔炉子里烧了。
    他就是西尾先生提到的关帝庙派出所那位“张姓警长”。当年,日本陆军医院金护士遭劫,是他带人去的现场,而他谈起的另一个人不禁让我愕然——李进仕(绰号“小老三”)的住家,就在关帝庙派出所的管界……
    留用警察张博轩回忆(之一)
    我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考入天津甲种警察训练所的,那年正好二十岁。一年学习期满毕业后,被分配到七区关帝庙派出所当了一名警士。当时我在关帝庙派出所属于“高学历”,加上腿脚勤快,学过几天日语,五年后晋升为三等警长。
    派出所的外勤叫管警(管段警察),主要警务就是值、守、巡。按点背着大枪,按划分好的路段巡逻,在指定地点的巡逻箱用图章打卡签到。除去巡逻之外,还要时不时到管片去核查户口,强推各种政令。天津沦陷后,日本人先后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全市各区警察的一切行动和政令,均由驻警察局的日本顾问(辅佐官)掌控,所有中国警察同样在日本人的秘密监控之下……
    李进仕家住关帝庙财神殿西胡同5号,家中排行老三,因个子小,都称其“小老三”。李无子嗣,原配死后一直鳏居,四十岁时续弦娶了舞女胡翠云。
    胡翠云也是天津人,年轻时唱过河南坠子,日本占领天津那年,拉坠胡的丈夫突染肺痨去世。胡翠云自此离开舞台,做舞女糊口。寡居两年后,由煤铺孙掌柜牵线搭桥,嫁给了三义木器行的“小老三”。李家的日子虽谈不上富足,但也衣食无忧。“小老三”进项繁杂,两口子除去吃喝,兜儿里还有零用钱打打麻将,小日子过得挺舒坦。
    “小老三”是旗人后裔,祖上曾在天津估衣街开绸缎庄,买卖兴隆时,分号开到了北京大栅栏儿。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城,店铺遭哄抢,此后生意一蹶不振直至倒闭。兄弟几个分了家产,“小老三”一家搬到了关帝庙。
    “小老三”家与关帝庙派出所隔着两条胡同,查户口时,我带人去过他家几次。独门独户,两间青砖的老屋,雕花门窗,院墙四周是一排“刻砖刘”的镂空砖雕;院里有葡萄架和矮石榴,荷花缸里游着“泡眼”,树杈儿上还挂着两笼子鸟。
    “小老三”是私塾开蒙,就读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后入工商学院专攻英文,毕业后曾在柳口(杨柳青)及耀华中学教过多年国文和英文。天津沦陷后,他辞职在家赋闲,因精通日、英兩国语言,被日租界三义木器行的胡掌柜高薪聘去当了账房。
    虽然家境败落,但“小老三”仍秉持旗人遗风。早晨,他先到南运河边去遛两笼子黄雀儿,再转到西北角吃早点,回家喝茶侍鱼弄草;下午去南市“玉清池”泡完澡,再溜达到三义木器行,噼里啪啦打一阵算盘,用蝇头小楷在记账簿上抄写当日收支。待钱账两清了,再转到聚盛酒铺喝酒。
    精国学,喜临池,擅丹青,玩花鸟草虫,给古玩掌眼,在凡人堆儿里,这“小老三”可是个大学问。他还有一手鲜为人知的绝活儿,那就是能仿名人字画。坊间传言,“小老三”仿旧的手法几乎能以假乱真,可“小老三”从不承认,加上他说话经常天地各一脚,外人也是难辨真假。
    我对“小老三”的了解,得从他第一次被抓进派出所说起。
    有段时间,日本人在天津老城里搞防空演习,说是防美国人飞机轰炸,晚上严令城里各家各户一律不许有亮光,一旦发现,按故意通敌论处,吓得家家户户晚上都堵上门窗,摸着黑儿走动和吃饭。同时,日本人还下令,各派出所要协助保甲长,强令居民逐户出工去修张贵庄机场,或是以钱粮折抵。
    二道街的保长闫老斗上门催派出工,赶上“小老三”刚喝完酒回家,一听要挨家出工摊钱,几句话不顺耳,就与闫老斗顶起来了:“天天钻桌子底下吃饭,点洋蜡还得用被单子把桌子围严了,这不是把人当耗子养吗?那天晚上我们两口子钻桌子涮羊肉,差点儿没熏死一口子……要出工没人,要钱没有,要命你就拿走!”
    闫老斗也不是吃素的:“老三,少跟我这儿骂闲街啊,要是真有棱角,骨头硬,就直接踹门找日本人说去,那算你光棍!”
    吵闹惊扰了老街旧邻,众人是假劝架真看热闹。“小老三”见众人聚拢,顿时来了劲头,站在家门口台阶上,借着酒劲儿,枪里加鞭地开始数落闫老斗。闫老斗的嘴功怎敌“小老三”?再加上邻舍们起哄架秧子,闹得闫保长颜面扫地。
    关帝庙派出所一级警长(所长)鲍清水,绰号“老爆三”,此人与闫老斗私交不错。闫老斗来派出所告状,他一拍桌子:“出头的疖子,我就掐他啦!对抗政令,煽动闹事,这是想通敌啊!”说着便喝令马、朱两名警士,“马上去给我拿人!”
    “小老三”被架进关帝庙派出所,可这位爷的酒劲儿还没过,张嘴闭嘴就是不服,话茬子一句一句,扎得“老爆三”怒从心头起:“喝点儿猫尿,就你妈不认大铁勺了。把这王八蛋绑树上!再不服,晚上给他送号儿里去!”
    我们刚把人绑上,派出所门外突然传来女人的叫骂。
    原来,胡翠云当晚在麻将桌上遇见了串堂子(妓院)卖水果的燕二姑。燕二姑咋咋呼呼地告诉她:“你爷们儿晚上跟闫老斗打起来了,转眼就被派出所给拿了,听说一进门就用棍子给削了一顿……”
    胡翠云脸色骤变,“哗啦”一声将牌推散,提上鞋,小跑儿着直奔派出所而来。这胡翠云也是女中豪杰,在“三不管”闯荡多年,三教九流见识甚广,嘴里荤素齐全。她堵在派出所门前,亮开嗓子骂个没完没了。坐在院儿里的“老爆三”越听越气,噌地站起来:“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一对儿刁民!敢上门来咆哮公堂,把这娘们儿也拿下!”
    几个警察随即冲了出去,二话不说,将胡翠云也拽进派出所。见此情景,李进仕更急了,拧着身子跺着脚与“老爆三”叫阵。“老爆三”拎着撸子从屋里窜出来,用枪指着他:“小老三,再你妈不悔过,我就按煽动民众反日给你送宪兵队去!”
    “小老三”脖子一梗:“来吧!爷嘛都吃过,就是没尝过这子弹是甜的还是咸的!”
    偏巧,社会局的薛股长来派出所找“老爆三”商量征劳工的事,进门被这阵势吓了一跳。这薛股长交际庞杂,五行八作都有关系,人长得油光水滑,脸上总挂着弥勒佛式的笑;此君爱玩古玩字画,常求“小老三”给他收来的玩意儿掌眼,还是“堂腻子”(天天泡澡的人)交情,今儿既然遇到了,就不能绕过去了。
    于是,薛股长放下大皮包,站在院儿里,收回笑容,亮开嗓子,大声呵斥“小老三”,然后进屋与“老爆三”嘀嘀咕咕,给“小老三”求情。薛股长的面儿“老爆三”是要给的。结果,“小老三”两口子被派出所关了大半宿,象征性地处以罚金,算是给闫老斗找回了面子。
    这事情看似就这么抹过去了。可谁也没想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立秋后的某天晚上,李进仕突然失踪了。据说是从酒铺回家的路上,被几个黑衣人拉进了一辆小卧车。
    胡翠云满世界找了三天,杳无音信,便来派出所报案。那天恰好我带班,我让值班的警员给她做了笔录,然后问她:“最近‘小老三在外边没和谁逗闷子干仗吧?”
    胡翠云带着哭腔说:“这些日子盯他的人太多了,都是那个倒霉扳指儿惹的祸……”
    听罢胡的叙述,我才明白原委。“小老三”有个翡翠扳指儿,某日拿到酒铺显摆,说是家传的老物件儿。消息传出,勾了一帮人的腮帮子,纷纷出高价收购。
    我问:“照这么说,那扳指儿肯定是贵重物件儿啦?”
    “贵重个屁啊!”女人说,“他说那玩意儿是从鬼市儿花一块钱淘换来的。他嘴里哪有实话啊,净给身子惹祸了。肯定是因为这个假扳指儿让黑道给绑了……”
    日本占领天津后,强化了对各类物资的管控,市面物价飞涨,社会治安极度混乱,盗抢绑票猖獗,有钱人纷纷举家搬到租界,觉着租界是避风港。其实租界里一点儿也不太平,黑道绑票的就瞅准这些有钱的主儿了。家住法租界的下野督军王占元的外孙,大白天就被劫匪绑走索要高额赎金,否则撕票;市侦缉队化装设伏,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救出人质,抓住绑匪。
    为个假翡翠扳指儿就加害性命,我感觉可能性不大。我叮嘱胡翠云,一旦有人来信儿索要赎金,赶紧来派出所报告。
    得知“小老三”失踪了,“老爆三”有些幸灾乐祸,他盘着“官帽”(文玩核桃)说:“灌点儿猫尿就满嘴跑火车,这肯定是他妈惹着硬茬儿了!”
    是绑票勒索还是黑道报复?没找到人,谁也拿不准。派出所只得按流程上报分局,并通报全市。一个月过去了,没人来信索要赎金,“小老三”活不见人,死不見尸。胡翠云更慌神儿了,三天两头来派出所打听消息。又是半个月过去,仍旧没有“小老三”的下落。
    为给苦主儿有个交代,“老爆三”命令我暗访一下有关知情人,看是否能发现线索;同时,让胡翠云到报馆刊登寻人启事。
    我去找的第一个知情人,就是煤铺的孙掌柜。五十多岁的煤铺孙掌柜是“小老三”的媒人和酒友,也是“堂腻子”。关于那个翡翠扳指儿,孙掌柜果真知道一点儿情况。
    煤铺孙掌柜的证词
    一个多月前,有天下午,我和“小老三”到华清池泡澡,碰见薛股长和一个小伙子在雅间喝茶聊天。都是熟人,我们就进去打了个招呼。薛股长管那小伙子叫汪少爷,说是从福建过来的,专做木材生意。
    聊了几句,薛股长就说到了那个翡翠扳指儿:“我可听酒铺钱掌柜说了,你手里有个好物件,绿得一汪水的翡翠扳指儿,紫禁城里流出来的货,我们得瞻仰瞻仰!”
    “小老三”说:“老钱真是报事灵童啊!这嘴比西北风还快。家传的一个小玩意儿,不值钱的东西,哪敢入您的法眼啊!”
    薛股长笑着说:“不跟你打哈哈,汪少除了做木材生意,也玩古玩字画,人家在上海滩也有字有号!刚才我们还说起这档子事儿,既然赶上了,你也别舍不得,约个时间,拿来开开眼怎么样?”
    在关帝庙派出所那档子事,“小老三”欠薛股长一份人情。既然话点到这儿,“小老三”哪有驳面儿的道理,只有一口应下。
    转天晚上,薛股长请我陪席,汪少爷在南市久福祥楼上雅间摆了一桌,一起瞻仰“小老三”家传的翡翠扳指儿。那扳指儿真是漂亮啊!水色透光,像块透明玻璃,举到灯下,翠如深潭,润如琼脂。汪少爷看得眼睛发直,不住啧啧称奇。薛股长更是一个劲儿赞叹:“皇上玩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
    汪少爷说:“小弟今天可开眼啦。上海拍卖行每个月都拍卖玉器翡翠,件件都有来路,可我从没见过成色这么好的!”
    喝着汪少爷带来的五粮液,“小老三”的舌头也抡开了:“我不是大梨(吹牛),这扳指儿是我太爷当年在北京琉璃厂花三十两银子淘换的。当年光绪爷被困瀛台,天天就靠它解闷儿了,据说后来是个太监从宫里偷出来变卖的。听我爸爸说,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那年,老西头的李善人看中这个扳指儿了,非拿河东地道外两间临街铺面的房契换这个扳指儿,我爷爷硬没松口儿!”
    薛股长说:“老三,这兵荒马乱的,可不如金条踏实啊,交易所咱有朋友,你说个价……”
    “小老三”叹气:“不瞒老几位,我确实动过这心思,可眼下是乱世,不是出手的时候。”
    “李先生若真有此意,小弟愿倾全力相助。如此上品,到上海还愁卖不出个好价钱?”汪少爷端起酒杯,“小弟还有一事相求。鄙号的业务一直在福建和浙江,天津是大码头,家父想在天津开家木材分号,久闻李先生人脉深厚,今后还请多多提携指点。”
    “小老三”连忙起身:“不敢当,你傻哥哥也是端人家饭碗的,不过是每天扒拉扒拉算盘珠子记记账罢了。”
    “老三你也别太谦虚,谁都知道你和日本永大商行的社长桥本有交情。永大在天津卫可是做木材生意的总条把子,连日本国内的木材都来天津找永大。听说桥本那日本娘们儿挺俊的,可这四眼儿狗没事还总去侯家后‘三宝班逛窑子。”说到这儿,薛股长不由得眉飞色舞,“我听‘破茶壶说,桥本就喜欢‘白小脚那双脚丫子……”
    “小老三”附和:“薛爷说的没错,桥本老婆真是美人儿。不过,薛爷和桥本的交情也不错啊,上个月不是还登门造访过吗?”
    薛股长有些尴尬:“老三的消息真灵通啊!是有这么一档子事。桥本和商会黄会长是熟人,那天我是陪着黄会长登门给桥本送商会的联谊请柬……”
    “小老三”说:“桥本也喜欢玩个字画,有时请我到他家给他的玩意儿掌眼。不瞒老几位说,我真心不想和日本人有嘛来往,可三义木器行的生意全靠桥本照应着,胡掌柜又给我这么高薪水……这就叫趴在锅台上挨办,就为锅里这口饭啊!”
    酒铺钱掌柜的证词
    忆期刊忆期刊忆期刊
    张警长,都是我这臭嘴惹的祸,对不起三兄弟啊!为嘛这么说呢?本来,那个翡翠扳指儿是他偷偷拿来给我开眼的,结果让我给作了个广告,引来一大堆的崴泥(麻烦)事。
    有一天,“小老三”借着酒劲儿埋怨我说:“老钱,你可给兄弟找事了!薛股长缠着我好几天了,非出高价买那个扳指儿,说局里有个科长空缺,想拿这个翡翠扳指儿给局长送礼。不止他一个,上海那个汪少爷也盯着,连日本社长桥本都得着信儿了,非逼着我出让不可,我这儿正犯愁呢……”
    我哪儿敢接这个话茬儿,赶紧赔不是,还白送了他二两直沽烧、一盘子老粉肠。张警长,您老也知道,咱这酒铺是小本儿买卖,里外间只能摆下四张方桌,酒菜就那么几样,出来进去的都是一帮子熟客,谁也得罪不起啊……
    没过几天,傍晚时分,“小老三”正坐在酒铺里间喝酒,练硬气功的麻五盘着铁球进来了。“这不是李三爷吗?我听说你手上有个翠扳指儿,是皇宫流出来的,这风可刮荣大爷耳朵里了。他老人家发下话,让我专程来请你,带着扳指儿给荣大爷开开眼。”
    麻五说的荣大爷您老肯定听说过,就是那个荣秃子,在海河芦庄子码头开脚行的,能打能杀的门徒有百十号人,霸道惯了。这要是把扳指儿带过去,一准儿是肉包子打狗。别人还打算拿钱买,这位荣大爷一毛钱也不会出,就是明抢。
    “小老三”倒也不惊慌,喝了一口酒,不紧不慢地说:“真是问到了比打到了强!这么个小物件儿,还劳荣大爷惦记……请麻爷给荣大爷回个话儿,这扳指儿啊,我已经让给永大商行的桥本社长了,实在抱歉。”
    麻五手里的铁球和脸上笑纹儿同时凝住了:“老三,跟我玩花活是吗?荣大爷请你可是给你脸!我知道你们木器行和日本人有买卖,可你要拿日本人当横,这是作死!告你个实情,驻屯军加藤司令官和荣大爷都有交情,你别找不痛快!”
    “麻爷,我这小鸡子儿岂敢碰荣大爷这南天门的擎天柱?您老要是不信,就跟我到永大商行走一趟,当面问问桥本不就得了?”
    麻五冷笑:“相好的,你可听清了,荣大爷想看的东西,就是含在龙王爷嘴里,也你妈得扣出来!”
    “小老三”做了个请的手势:“就在桥本家里放着呢,想看,您老自便。”
    麻五一撩衣襟儿,从后腰拽出一把刀子往桌上一拍:“三天不见,你他媽也成精啦,麻爷给你长点儿见识!”
    我一看要出事,赶紧求爷爷告奶奶,劝二人消火,旁边几个老主顾也帮着说和。好说歹说才把麻五劝顺气了,临走麻五还撂下话:“你看着办,不把东西送来,就得有出好戏看。”
    “小老三”失踪后,我一直乱寻思,是不是麻五这帮人干的?可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都是出来混江湖的人,不至于因为一个小扳指儿就绑人啊……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也得跟您老说说。出事前几天,有个小伙子来酒铺找“小老三”,俩人在里间喝了不少酒。“小老三”一直管那小伙子叫汪少爷。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高个儿,大背头,穿着绸缎大褂儿,看样子是有钱的主儿,谈的什么不清楚。临了,是汪少爷结的账,俩人是坐胶皮(洋车)走的……
    日伪社会局薛股长的证词
    张爷……张警长,我可以冲灯发誓,“小老三”的事跟我没有任何牵扯。我和他就是喝酒、泡澡、论古玩,旁的事我是一概不知。我的确是帮“小老三”平过事儿,那也是赶上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爆三”把他送到海光寺宪兵队去呀,那地方进去了能平平安安出来吗?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照我看,其实,我觉得最可疑的是那个汪少爷。您猜怎么着,“小老三”失踪后,这个汪少爷也没影儿了。
    我和这位汪少爷是两个多月前在华清池的茶室里认识的,叫汪兆福,是福建的木材商人。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光是在各地商界的头衔就有七八个。小伙子出手阔绰,气度不凡,还会讲日语,一瞅就是大宅门出来的阔少。他家是做木材生意的,想在天津开家木材分号。可天津的木材生意都是永大商行垄断着,商行社长桥本是日本人,外人是不敢插手的。所以,汪少爷就托我找关系,想认识一下桥本。
    我私下一扫听,这个桥本喜欢收藏中国文物,喜欢喝酒逛窑子。不过,这人脾气怪,不入他眼的人,想见他一面都难,更别说和他搭上关系了。
    那些日子汪少爷很着急,连着几天请我听戏下馆子,说他的商行木材积压过多,如果永大商行能收购一些,可以盘活流动资金。我身边认识桥本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商会黄会长,一个是三义木器行的“小老三”。桥本根本不买黄会长的账,却很欣赏“小老三”。
    为嘛?半年前,永大商行要翻修一幢三层小楼,“小老三”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然把这单生意谈成了。三义木器行为此大赚了一笔,胡掌柜乐得快抽过去了。买卖谈成了,喜欢收藏古玩字画的桥本和“小老三”还成了朋友。
    我估计汪少爷的事也只有“小老三”能帮忙了,就让汪少爷请他喝了几次酒,请他搭个桥引荐一下。桥本真给“小老三”面子啊,答复说近日要去徐州出差十天,7月5号回天津以后,就与汪少爷见面。
    这期间,我忙局里的事,汪少爷与他怎么商议的,我就不清楚了。一晃儿半个月过去,汪少爷一直没给我回信儿,我给汪少爷住的酒店打电话,前台茶房说他早就退房走了。我当时寻思,姓汪的这人办事有点儿不地道,怎么能卸磨杀驴呢?
    当天晚上我就去了聚盛酒铺,想问问“小老三”到底怎么回事。可钱掌柜说,“小老三”好几天没露面了。我觉着这事蹊跷,又去关帝庙派出所问鲍爷,这才知道“小老三”被人绑了……
    留用警察张博轩回忆(之二)
    查至此处,我感觉李进仕失踪的理由很蹊跷,绝不是为争一个翡翠扳指儿那样简单。几天后,我正准备调查麻五,“老爆三”突然把我喊到办公室:“到此为止吧,兄弟,这浑水咱可不能再趟了。”
    我有些不解:“嘛意思啊?”
    “老爆三”把门关上,压低声音告诉我:“永大商行的桥本前几天让人弄酒店里给宰了,据说从徐州开会带回来的资料和照片也被人抢走了。日本人急眼了,昨天,侦缉队和特高课的人直接奔‘小老三家,里外搜了一遍……你想想,绑‘小老三的还能是别人吗?我再告诉你,社会局薛股长前几天也被特高课抓进海光寺审了两天,要不是我和商会黄会长作保,他八成也得喂狼狗……”
    “小老三”杀日本人的消息传得很快。这股风先从酒铺、澡堂子、麻将桌、妓院、菜市场开始刮,席卷了半个天津城。一夜之间,“李进仕”成了天津卫百姓心目中的“李壮士”,无数人拍案竖大拇哥叫好——这是爷!还有人慕名扫听“壮士”家的住址,偷偷把洋面、猪肉、棉布、茶叶摆在李家门前,以表敬佩之意。
    坊间在狂欢,他老婆胡翠云却彻底崩溃了。那天晚上,胡翠云打完麻将回家,打开门锁一脚刚迈进院子,就发现家里进贼了。屋里院里,犄角旮旯整个儿翻了个底朝天,可奇怪的是钱物没丢。她出门想去派出所报案,在胡同口遇到捏面人的老杜。老杜劝她:“弟妹,我瞅那帮人可不是一般的贼,看样子像是日本人啊!”
    日本人为嘛大白天来搜查她家?胡翠云不由自主把这件事与“小老三”的失踪联系在一起。
    翌日,她在胡同口遇到挎篮儿回家的燕二姑。燕二姑一把将她拽进墙犄角:“妹子,你听我说,有人在海光寺兵营可瞅见你家老三了,听说他和南郊八路手枪队联手杀了一个日本商人。”
    燕二姑是這片儿有名的快嘴婆,说的话经常云里雾里,胡翠云向来是听半句留半句。第二天一早打开院门,她一眼瞧见台阶上摆着一堆吃的用的,字条上写着“壮哉,李壮士”。联想起燕二姑在胡同口说的那些话,不由得她不信了。可是,天天喝大酒、吹大梨的男人,怎么睡醒一觉就变成杀日本人的壮士了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天,日本人的政令又下来了,要在全市征集四十名慰安妇去山东劳军。此时的“老爆三”已升任七区警察分局保安科科长,为日本人征集慰安妇的差事正是保安科负责。
    这天晚上,关帝庙派出所的院子里又热闹起来。我出门一看,见胡翠云戴着手铐,被“老爆三”和几个“义侠队”队员连推带搡地弄进了院子。
    “义侠队”成员多为地痞无赖,打着为民除恶、护佑一方的幌子,实则是替日本人助纣为虐的鹰犬。再仔细一打量,为首者竟是过去“三不管”练硬气功的麻五。不过,眼前的麻五已换了装束,戴礼帽、腰扎牛皮带、斜挎一支二号盒子炮,还戴着有“义侠队”字样的白色袖标,正跟在“老爆三”屁股后面吆三喝四。
    “老爆三”穿着黑皮夹克,腰间别着“狗牌”撸子,头发油亮,表情亢奋,叉着腰训斥胡翠云:“你懂嘛叫守妇道吗?你懂嘛叫廉耻吗?爷们儿刚离开家,大白天你就敢在家偷人招嫖客,还要脸吗?”
    胡翠云双手被反铐在铁门把儿上,头发凌乱,脸色煞白,对“老爆三”怒目而视:“姓鲍的,你不是人,你们都……”
    第二句还没骂出声,麻五就将一条手绢塞进她嘴里。“老爆三”被骂得挂不住脸,从站在一旁的警员手里抢过警棍,就要往胡翠云身上招呼。我赶紧抢上一步,把“老爆三”抱住:“鲍爷,跟女人生气不值当啊!走,到我屋喝杯茶,消消气。”
    “老爆三”这才把警棍扔到一边,转头对麻五说:“马上把这娘们儿用车送走,再派人把她家封了……”
    在我办公室里喝着“正兴德”的花茶,抽着“老刀”烟,“老爆三”依旧骂声不绝:“戏子没一个好东西,爷们儿前脚刚离开,就在家窝娼聚赌,什么东西!”
    照他的说法,今晚是“义侠队”配合保安科在七区搜捕暗娼。近期,分局保安科收到关帝庙某良民写的一封匿名检举信,称家住关帝庙财神殿西胡同5号的胡翠云经常在家聚赌,更有行为鬼祟的男人在其家中过夜,有伤风化之嫌。当晚,“老爆三”亲率麻五等“义侠队”成员在胡翠云家附近布网守候,发现确有一男子进门半天未出,于是踹门而入,虽没抓住现案,但“嫖客”承认双方已谈好嫖资。
    彼时,天津的妓院多如牛毛,警局对“乐户”(妓院)的管理,除纳税之外,还要定期到警局申领核发执照,按时到警局医院接受性病筛查,无照经营者叫暗娼,一旦发现,是要被警方收容的。对这些暗娼,警察基本是睁一眼闭一眼,万一被抓住了,妓女们大多花钱消灾,偷偷塞给警察几个钱,高抬手就过去了。
    正是因此,今天发生的事让我顿生疑窦。据管警掌握的情况,“小老三”失踪后,胡翠云的日子确实垮了,整天哭闹不止,好在有邻舍们相劝,情绪才逐渐稳定。平日里,她倒是喜欢召集好友在家打麻将消磨时间,说她是暗娼,却让人觉得有点儿玄乎。“小老三”虽然不见了,好歹还有份家业,比寻常人家的日子还是强多了,不至于过不下去呀。
    十天后,又有胡翠云的消息传来,更让我大吃一惊。七分局保安科的熟人告诉我,数日前“义侠队”突击行动中抓走的四十名暗娼,全部作为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押上火车赴山东曹县。行至津浦线途中,胡翠云趁看守不备跳车逃跑,结果摔死在路基上……
    胡翠云身亡不到一个月,怪事再来。
    那天晚上,我们刚吃过晚饭,二道街捏面人儿的老杜趿拉着鞋跑进派出所报警,称有两个日本人在财神殿西胡同拦截了一个东北女人,还撒酒疯。我马上带人赶到现场。
    俩酒鬼自称是日本商船熊丸号的大副和轮机长,那金姓姑娘自称是日本陆军医院的护士,因天黑迷路,遭遇对方拦截猥亵。按规定,日本人之间的纠纷要移交分局外事科,联络日方有关部门进行处置。于是,我将双方都带回了派出所,马上向上级报告。
    电话放下不到一小时,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带枪的日本兵,自称是陆军医院前来接人的。我把金姓姑娘领出来交给他们,为首者问清事由,随后进屋审那两个酒鬼。我在旁边一听,两个酒鬼原来是冒牌货——在大连日本造船厂工作的朝鲜人。这下日本兵可火儿了,当时就把他俩拖到院子里狠狠揍了一顿。
    没想到,这起看似很普通的治安案件竟然还惊动了特别市警察局的日本顾问官池内。池内明令七分局,这桩案件交由七区宪兵队审理。转天就来了几个宪兵队的便衣,把两个朝鲜人带走了。
    事后不久,有天晚上我带人到财神殿西胡同挨家查户口,在胡同口碰上了挑担子下街的老杜。他把我拉到一边儿,悄悄告诉我一件蹊跷事——
    出事那天晚上,老杜拎着酒壶到二道街酒铺子打酒,在胡同口迎面碰到一个东北姑娘,跟他扫听一个地址——财神殿西胡同5号。老杜一听,这不是“小老三”家吗?忙问那姑娘是他家什么人。姑娘回答,是受朋友之托,给李太太捎个口信儿。老杜告诉她不用去了,李太太死了,他家现在没人了。
    两个酒鬼在胡同里拦路时,老杜正坐炕上喝酒,闻声从屋里跑出来,凑近仔细一瞅,酒鬼纠缠的女子正是向他打听“小老三”家住址的东北姑娘,就赶紧跑到派出所报警了。
    我问老杜:“你不会喝多认错人了吧?”
    老杜有些不高兴:“那姑娘留短头发,穿浅色旗袍,满嘴东北话,前后不过半个小时的事,我怎么会认错呢?”
    老杜说的明明就是那个金护士,这事的确透着古怪。可我转念一想,也许是李家的什么远房亲戚委托金护士前来探望也说不定啊。不过,这个金护士来自日本陆军医院,身份过于特殊了,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
    尽管疑惑,但派出所事务缠身,没工夫调查这种不靠谱的事,老杜说了就说了,这件事也就被我逐渐淡忘了。
    六月底的一天,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夹着一卷宣纸进了关帝庙派出所,声称有重要事情报告。我坐定仔细一听,此事竟然又与“小老三”失蹤有关。
    中年男子叫窦梦令,是娘娘宫袜子胡同儒风斋的掌柜。窦掌柜说,前天他店里来了一男一女,说是慕名前来装裱一张四六尺的写意画。窦掌柜一瞧,是一幅芭蕉狸猫的小写意。再看落款,是一方“云亭道人”的闲章,窦掌柜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不是盟兄“小老三”的字号吗?细看画风和笔体,此画出自“小老三”之手无疑,且这“芭蕉狸猫”是“小老三”高仿津门大画家刘石庵的拿手之作。再看作画时间——三天前画的,窦掌柜更蒙了。照这样说,失踪快一年的“小老三”还活着啊!
    后来我才知道,这窦掌柜与“小老三”关系非同一般,二人不仅是盟兄弟,还经常一起私下仿造名人字画。“小老三”画的东西,窦掌柜自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事情越来越奇怪了。“小老三”的失踪既然与日本人有关,那么,他活下来的概率几乎就是零,怎么会有闲工夫仿一张名人字画呢?我对字画是外行,看着宣纸上的芭蕉和狸花猫,对窦掌柜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与顶头上司商量后,决定上报七区侦缉队。
    侦缉队很快来人了,将窦掌柜带走询问,接着制定了行动方案:在取货时间设伏蹲守,并要求关帝庙派出所派员配合。
    我与四名侦缉队便衣在窦掌柜的店铺里间坐了多半天,取画的人终于露面了,竟然是日本陆军医院的金护士!那姑娘当时很惊慌,一再辩解说是家人在地摊儿上买的。
    我一直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我要多一句嘴,揭穿金护士的身份呢?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掉金护士被侦缉队戴上手铐时恐惧的表情……
    留用警察张博轩回忆(之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号晚上,上峰突然来了指令,要求派出所管警带保甲长入户通知,明天中午广播里有重大新闻。
    转天上午,我带着人上街巡查,见许多店铺里的收音机都搬到了柜台上,行人们都聚集在商铺前。有人在议论,听说小日本要投降了!
    中午,整个儿天津卫沸腾了——广播里,日本天皇宣读了投降诏书。我记得那天全城百姓吃捞面啊,面铺的面条被抢购一空。连很多外国侨民都跟着上街奔走庆祝,在大街上端着海碗吃捞面……
    日本投降后,遣返在津日僑事宜跟着启动,市面上涉及在津日侨安全的案件也随之增多。很多中国人上街追打日本人,吓得日侨大白天不敢出门,或是换上中式便服外出。可专有一帮中国人在大街上转悠,看见走路姿势不对的就上前盘查,常有日本人在大街上被打得头破血流。于是,大量军警上街制止这种过激行为……
    这年10月,我离开了关帝庙派出所,调任七分局警法科任副科长,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卷宗审核及移送。某日,我在审核一份保安科送来的关于报送拘留并转送地方法院的刑事案卷时,在押疑犯的名字让我瞬间目瞪口呆——竟然是李进士,罪名是持枪胁迫并伤害他人。
    一口气看完这本卷宗,我感觉好像在做梦,甚至怀疑卷宗上李进仕名字的真实性。直到失踪近两年的“小老三”被看守员带进拘留所审讯室,坐在我对面的木椅上,才将我从梦中拉回到现实。在我看来,此案应该算是一桩奇案,奇妙之处就在于被李进仕“持枪胁迫”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连串我熟悉的名字:“老爆三”、黄会长、薛股长、麻五、闫老斗、燕二姑、“白小脚”、窦梦令……
    如果不是关帝庙的老熟人,“小老三”是断然不会向我讲述关于卷宗之外的那些真相的……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救护站躺了三个多月,“小老三”再次“还阳”。治疗期间,他满嘴流利的英语和满腹经纶的学识,让喜爱中国文化的军医杰克对其崇拜之极,不仅送他骆驼烟,请他喝啤酒,甚至开着吉普车带他到郊外用卡宾枪打了几次野鸭。
    听了“小老三”的遭遇,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医生深表同情,将“小老三”的故事告诉了两位随军记者。随后,记者们详细采访了他的“血之遭遇”,又开车赶赴塘沽日军战俘营,采访等待遣返的当事人。
    天津下头场雪这天,“小老三”穿着杰克送他的美式棉夹克,戴着陆战队毛线帽,背着装满骆驼烟、咖啡、巧克力和牛肉罐头的军用背包出现在关帝庙时,胡同里的人都以为他去太平洋参战了。雪花飞舞,小院门口挤满了人,“李壮士”的突然归来,左邻右舍在惊讶和庆幸之余,还有一份难言的伤感,因为他老婆胡翠云没有等到这个时刻。
    撕下院门封条,走进院子,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小老三”谢过众邻居,紧闭院门,走进冰冷的屋里,在柜子里翻出亡妻胡翠云的一张小照,立于她用过的花梨木化妆盒上,之后跪地磕了三个头,焚香祭拜。他的嚎啕声从小院传出来,让众邻居唏嘘不已……
    夜深人静,“小老三”摸黑儿从杂货间翻出一把铁锨,悄悄来到石榴树下,在雪地上用力挖起来。一直挖到大汗淋漓,一个油布包裹的小木盒从泥土中显露出来。他将木盒拿回屋内,打开层层包裹,里面是一个翡翠扳指儿和三根“大黄鱼”(金条)。
    转天上午,在咪哆士道一家英国人开的典当行里,三根“大黄鱼”变成了一千五百美金。翌日下午,“小老三”穿着新置办的棉布长衫,扎着灰围巾、戴着眼镜,拎着皮包和一草篮子水果,出现在永大商行门前。
    开门的是桥本的遗孀美香夫人。这个漂亮的日本女人此时满脸惊恐,憔悴不堪。自丈夫死后,永大商行的主要业务被从日本商会本部派来的人掌管。新社长不熟悉业务,随时需要她的帮助,她只好带着女儿暂住于商行的二楼。日本战败后,商行被国民政府作为敌产没收,职员们都已遣返,她因女儿患病,申请推迟到了年底。
    美香夫人对眼前这个“李桑”印象不错。丈夫桥本在世的时候,“李桑”时常上门与丈夫交流古玩书画,和丈夫一起坐在榻榻米上喝清酒。丈夫突然被杀,外界传言是“李桑”与人合谋所为,且已被宪兵队抓起来正法。今日此人突然登门造访,让美香夫人非常紧张。
    “李桑”看出了她的担心:“夫人不要误会,我今天来主要是看望一下夫人和孩子,另外想跟夫人解释一些事情,请您相信我,我没有参与杀害桥本先生。”
    听完“李桑”的遭遇,美香夫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她告诉“李桑”,按照国民政府遣返部门的要求,后天她要带女儿投奔大连的姐姐家,然后与姐姐一家回日本。她向“李桑”深深鞠躬,感谢“李桑”的问候和关照。
    “李桑”说:“我这次来,还想顺便问一下夫人,桥本社长出事前跟您说过什么?或是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吗?”
    美香夫人沉思片刻:“其实,有一件事我本不想跟您说的,可既然事情都过去了,告诉您也无妨。您记得客厅里挂的那幅中国画吗?就是那幅‘芭蕉狸猫。那幅画是我丈夫出事前从七区商会黄会长手里买的。有一天下午,我丈夫回家后大发雷霆,说黄会长拿假画骗了他一千美金,说着就从墙上取下画,又从保险柜里拿出手枪,装在皮包里就出去了。我当时很担心,害怕他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晚上,我丈夫回来了,很高兴的样子,说黄会长怕了,不但退了钱,还额外赔偿了五百美金的精神损失费。”
    “请问夫人,您先生怎么知道画是假的呢?”
    美香夫人摇摇头:“这个我不清楚。我丈夫这个人很爱家,可是……喝酒后经常放纵自己,在外面结交了很多坏人,还有……坏女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肯定是有确凿的证据,否则,对方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赔偿他损失呢?”
    说完,美香夫人转身离开房间,片刻后,她捧来一个木漆托盘,托盘上放着一个蓝布包。她小心翼翼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支“南部式”手枪和一沓儿美金。
    “这手枪是我丈夫留下的。我没有把枪上交给警察局,是想留作防身之用。现在我准备回国了,这枪我想交给当地警局,可警局收缴散落枪支的时限已过,我担心他们会为难我。待我离开天津之后,我想拜托您代为转交,我可以写一份书面说明。”
    “李桑”痛快地答应下来:“没问题,我一个月后再交警局。”
    美香夫人又拿起那一沓儿美金:“贵国有规定,日侨遣返回国,随身带的现金有限制。这些钱,您留着用吧。我丈夫的事给您和家人带来很多麻烦,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儿补偿吧,请不要拒绝……”
    “李桑”把枪和美金放进皮包,又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木盒:“非常感谢夫人对我的信任,枪的事请您放心。这个翡翠扳指儿本是家传之物,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很多人想出高價收购,其中也包括您的丈夫。现在,这个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我想把它送给夫人。这东西出了国界,或许能留存下来,请您务必接受……”
    留用警察张博轩回忆(之四)
    妓女“白小脚”是侯家后“三宝班”的头牌。说起此女,在天津“乐户”业可是大大有名。
    “白小脚”本名白桂福,河北胜芳人氏,身材高挑,长相妩媚,皮肤白皙,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曾裹过足的小脚。“白小脚”脚丫子虽小,结交的嫖客却都不是一般人。官面儿常来逛的,能拉出一个连来。只要“白小脚”说一句话,嘛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在“白小脚”的一手扑克牌里,永大商行的“四眼狗”桥本不过是一张黑桃4,没多大用处,可来了还得拿着。听说桥本社长被人骗到酒店里给杀了,她竟脱口而出:“这缺心眼儿的,死是早晚的事……”
    说桥本缺心眼儿,她可不是第一个。桥本出事前一个月,串堂子卖水果的燕二姑进她屋抽烟歇脚儿,闲聊时曾骂过桥本:“听说了吗?那个缺心眼儿的‘四眼狗花好几千买了张假画。”
    “是吗?听谁说的?”
    “昨儿个打牌,我在牌桌上听胡翠云念叨的。”
    “胡翠云听谁说的?”斜靠在枕头上的“白小脚”坐起身。
    “肯定是她爷们儿‘小老三在被窝儿里说的呗!”燕二姑夹着烟卷儿,咧开满嘴黄牙。
    “她爷们儿听谁说的?”闲着无聊的“白小脚”继续追问。
    “那张画儿本来就是‘小老三画的。有天他在‘四眼狗家墙上看见了,听说是花高价买来的,吓得他没敢声张,回家偷偷跟娘们儿说了。真是放屁砸脚后跟,巧劲儿啊……”
    时隔不久,桥本喷着酒气来到“三宝班”。事毕,看着四仰八叉躺在床上的“四眼狗”,“白小脚”突然想起燕二姑说的那件解恨的事。于是,就把他花钱买假画挂墙上的事给掀了门帘儿(真相)。
    桥本知道“李桑”,但不知道“小老三”是谁。此人自尊心极强,待把话全听明白了,突然翻身坐起,默默穿好衣服,戴上礼帽和近视镜,扔给“白小脚”几张大票便匆匆离去……
    “三哥,当时我就是想气气那‘四眼狗才告诉他的,不会是因为这件事他们在背后给您下刀子吧?”
    “白小脚”的讲述,让坐在对面的“小老三”如冷水浇头,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自己的老婆传出去的。
    侯家后是当时天津下等妓院的聚集地之一,也是“小老三”过去最为讨厌的去处。可是,自打回家以后,他连着几天跑到“三宝班”来找“白小脚”,可把老鸨子尤二娘乐坏了:“兄弟,你这才叫想开了,人活着为嘛?不就是找个乐子嘛!就凭你当年敢杀日本人,是站着尿尿的,房费我给兄弟打八折!”
    抽着美国烟,喝着他带来的威士忌,吃着美国牛肉罐头,房费结账付美金……连着好几天,“白小脚”被“小老三”的洋式情调整得有些不知所措。
    “小老三”说:“白老姑,你得帮哥分析分析,我老婆好端端一个过日子人,怎么就当‘暗门子(暗娼)给抓起来了呢?我就是想不通。”
    “白小脚”叹了口气:“三哥啊,人都没了,您就别在心里捣鼓那些事了。就是这个缺德世道啊,当面说好话,背后下刀子的人太多啦!好在三哥你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事情既然都过去了,我看就算了吧。”
    “小老三”突然跪在“白小脚”面前:“我李进仕跪天跪地跪父母,今天给你白老姑跪下!窦娥冤不过六月飘雪,‘小老三的冤深过三江四海,今天,我就想求老姑告诉我一个实情!”
    “白小脚”赶忙下地搀扶:“三哥,你这是干嘛?我真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咱们虽说往来不多,可我敬你三哥是有情有义的汉子。假如我知道是谁害了嫂子,怎么能不告诉你呢?你说,我‘白小脚这辈子怕过谁?”
    第二天中午,“久福居”三楼最大的雅间被“白小脚”包了。
    十一点三刻,七分局保安科长“老爆三”、七区商会黄会长、七区社会局薛股长、顺义成脚行麻五、二道街原甲长闫老斗、卖水果的燕二姑、“儒风斋”掌柜窦梦令陆续走了进来。提前恭候的“白小脚”一边招呼跑堂的上茶,一边应酬陆续进门的贵客。众人坐定,“老爆三”环视一圈儿奇怪的赴宴嘉宾,突然笑了:“白老姑,今儿唱的这是哪出儿啊?是《群英会》?还是《玉堂春》?”
    “白小脚”还没答话,雅间门被推开,“小老三”身穿崭新的棉布长袍,戴着眼镜,手拎一个大皮包从外面走进来。众人愕然,“小老三”将皮包放在椅子上,向众人拱手:“老几位别来无恙啊!一晃儿回家半个多月了,就是想请老街旧邻和官面儿的几位爷吃个便饭,可兄弟我的面子实在太薄,怕是请不动诸路神仙,就烦劳白老姑啦。百忙之中,诸位肯赏光,兄弟这厢有礼啦!”
    “小老三”突然回来的消息,在座的早就听说了。今天突然出现在酒宴之上,众人都隐隐有些不安。“老爆三”把脸一沉,冲“白小脚”说:“白老姑,今儿这事办得有点儿不地道了,本科长公务缠身,大中午的赶过来,这是给你面子。你耍我一个人可以,耍这么多人,不合适吧?”
    薛股长似乎不认识“小老三”了,满脸怒容地站起来:“饭局大爷有的是,是人不是人的想请本股长拿筷子,那得回家查查黄历去!”
    黄会长冷笑一声:“真是荒唐至极!”
    麻五一拍桌子:“‘小老三,还你妈不长记性,你的日本靠山早就嗝儿屁(死)了。你给日本人当了一年多汉奸,还他妈有脸回来?”
    几人相继离席,气呼呼地朝门口走,被“小老三”伸手拦住。李进士把瘦胳膊向上一抖,干咳一声,露出半截腕子,对“白小脚”、燕二姑等人说:“且慢!老街坊们,坐下喝你们的茶,请你们来,就是求你们作个证,兄弟我今天要找这几位算算账。”
    麻五摸着下巴:“跟我们爷们儿算账?好啊,等我把耳朵洗干净了再说。”
    “小老三”说:“麻爷,光洗耳朵恐怕不行,我就问一句,您脖子洗干净了没有?”
    麻五把铁球往桌上一拍,伸手从腰里拔出刀子,猛地扎在桌面上:“是不是在宪兵队辣椒水灌多了,长脾气了?想吃哪儿肉张嘴!谁要是眨眼了,谁是大闺女养的!”
    “小老三”突然仰脸大笑,笑得满屋子人面面相觑。此时的“小老三”,双眼似乎要喷血。只见他右手慢慢从大皮包里拽出一样东西,众人定睛一瞧,竟是一把日本王八盒子,官名叫“南部式”。
    “老爆三”过去常用撸子吓唬别人,从没被旁人用枪指着自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你这是干嘛?有话咱好好说行吗,舞刀弄枪的吓唬谁啊?”
    身后薛股长的脸也白了:“老三,两年没见,怎么这么大脾气呢?赶紧把枪放下,走火儿可不得了。都是老街旧邻,伤了谁都不合适,有难处你就说话。”
    黄会长脸色蜡黄,张着嘴半天挤出一句:“兄弟,千万要冷静啊……”
    燕二姑“哎呀”了一嗓子:“三兄弟,咱们可是家门口子住着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们两口子掏心掏肺,从没得罪过您和弟妹,怎么把我也捎进去了啊?”
    “白小脚”不知道“小老三”身上还藏着家伙,吓得脸色骤变。闫老斗胆子最小,站在原地直接尿了裤子。最不服的还是麻五,他愣了一下,干笑几声:“厉害啊,越玩越大了,不玩算盘改玩手枪了。我跟您扫听扫听,这枪真的假的?”
    “老爆三”等人跟着麻五一起哄堂大笑。笑过之后,麻五突然双手分开鲍、薛二人,站到“小老三”跟前,双手叉腰,咧嘴嘲笑道:“会摆弄吗?听说这王八盒子连自杀都费劲(南部式手枪设计存在严重缺陷,自装备日军以来,故障频发,日军对使用这种手枪普遍缺乏信心,曾多次出现过日军军官用南部式手枪自杀时卡壳的尴尬情况),来吧,相好的!”
    “小老三”语气淡定:“麻爷,今儿就依您了。”
    话音刚落,啪的一声枪响,麻五双手捂着裤裆“哎呦”一声瘫坐在地上,血顺着裤子流淌下来。一时间场面大乱,鲍、薛二人过电般贴墙而立,燕二姑和闫老斗掀开桌布一头钻进去,黄会长和“白小脚”各扯过一把椅子当盾牌,窦掌柜闪到大衣架后面……麻五疼痛难忍,可依然嘴硬:“有种!‘小老三,你要是站着撒尿的,就给爷再来一枪,爷身上还刺痒呢!”
    话音未落,“小老三”手里的枪又响了。这一枪直接打在麻五的膝盖骨上,麻五疼得在地上不住翻滚。随后,屋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留用警察张博轩回忆(之五)
    “久福居”雅间的“会审”,如果沒有“白小脚”和窦掌柜的暗中相助,“小老三”是永远不可能知道胡翠云被害真相的。
    那日,“小老三”在“三宝班”跪求“白小脚”,含泪讲述在日本陆军医院的遭遇,尤其说到替他到关帝庙家里送信儿,最后遭遇不幸的金子护士,让“白小脚”大为震撼。左思右想,“白小脚”决定跟三哥“挑门帘儿”。
    早在胡翠云跳车身亡的消息传到“三宝班”之时,有个叫小杏儿的妓女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小杏儿有个相好叫吴二林,长期混迹于天津日租界,日本投降前,跟着一帮人加入了“义侠队”,带着枪随日本人在市内“除暴靖安”。某日,这吴二林兴高采烈地来到“三宝班”找小杏儿,小杏儿问:“嘛事这么高兴,是不是路上捡着狗头金了?”
    吴二林点上根烟,跷腿儿坐在椅子上:“哥哥最近发了一笔小财,晚上跟我外边吃去,你不是馋大对虾吗?今儿让你吃个够。”
    喝着温热的花雕酒,啃着海蟹和对虾,吴二林从兜儿里摸出一枚金戒指:“这是给你的,等我存够了钱,就洗手不干了,赎你出来跟我回青县老家,盖几间房,咱俩好好过日子。”
    小杏儿见这枚戒指成色不错,翻过来再瞅,戒面底部刻着一个“胡”字,就追问戒指的来历。借着酒劲儿,吴二林道出了戒指的由来——
    几天前,七区“义侠队”小队长麻五把他喊去,说关帝庙财神殿西胡同住着个老舞女叫胡翠云,爷们儿因为得罪了日本人,被装麻袋扔海河了。眼下,日本人要在全市抓暗娼当慰安妇,七区得抓几个凑数。鲍科长想出个办法,先让二道街甲长写信检举,再找人假扮嫖客,进院子与胡搭讪。之后,施个苦肉计,连嫖客一起抓了,让嫖客承认嫖宿之事。
    当晚,外埠口音的吴二林假扮来津商客,敲开了胡翠云的家门,借口问路讨水喝,进屋与胡搭讪。半根烟的工夫,院门突然被踹开,麻五等一拥而入,二话不说将胡翠云铐上。趁着一片混乱,胡舞女手上的戒指被吴二林强撸下来……
    小杏儿是心里装不下事的人,与“白小脚”又是结拜姐妹,便私下里将此事告诉了白姐姐……
    从小杏儿手里接过亡妻遗物,“小老三”要给小杏儿一百美金酬谢,小杏儿坚决不收。再问吴二林下落,才知吴在日本投降后,冒充国府接收大员,在日租界结伙敲诈日侨,被“军统”抓住送南京法办了。
    小杏儿的书面证言是窦掌柜代写的,可这张签字画押的纸,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晚上,“小老三”约了孙掌柜和窦掌柜来聚盛酒铺喝酒。半年前,酒铺掌柜老钱突然“弹弦子”(半身不遂)了,长期卧床不起,他儿子小钱就撑起了酒铺的生意。
    酒热菜齐,三人开始小酌。小钱进屋温酒时说:“三位大爷,听说了吗?商会黄会长被南京来的人抓了,审了好几天,昨天刚放出来,据说花了不少钱运作才保住一条命。”
    小钱的这个消息让孙、窦二位听了很解气,却让紧皱眉头的“小老三”眼前突然一亮。
    其实,薛股长早已察觉手里这幅刘石庵的“芭蕉狸猫”是赝品,甚至猜到这幅画出自“小老三”之手。“小老三”与窦掌柜私下造假画,且高仿“芭蕉狸猫”最为拿手,在收藏圈里是公开的秘密。
    某日,薛股长独自来北营门外的地摊儿溜达,一眼瞅到这幅赝品,暗自激动半天,当即花七十块钱买了。此举不为收藏,只因社会局当时有一民管科科长的空缺,竞争异常激烈,三位候选股长施展出浑身解术,花钱托门子走关系,甚至有人把小老婆都送到局长床上了。薛股长是个光棍儿,无老婆可送,只能走朋友的路子。虽然他结交甚广,但多是些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能与局长搭上话的,只有七区商会的黄会长。
    黄会长胸无点墨,但为人圆滑,善调和各方关系。黄会长过五十八岁寿诞这天,薛股长送上的这份贺礼,瞬时惊艳四座。黄会长当即表示:“提个破科长还这么费劲,包我身上了。”
    其实,黄会长最喜欢美元和金条,名人字画有价值,但他不感兴趣。某日,永大商行社长桥本来商会谈事,黄会长突然想起对面这个日本人喜欢收藏,就以一千美金的价格把那幅画转让给了桥本。
    桥本对这个成交价还是很满意的。一是刘石庵的作品民间流传不多,别说收藏,就是看一眼真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二是黄会长称此画系家传,因为桥本是个真正的收藏家,才出让给桥本。桥本自是激动,回家后将画挂在客厅里,爱不释卷。
    黄会长将美金锁进保险柜没几天,桥本突然登门,二话不说,将那轴画扔在他面前,还从皮包里抽出一把手枪拍在桌上:“黄会长,我给你十分钟,把一千美金还给我,否则,我带你去宪兵队说话!”
    看着一脸怒气的桥本,黄会长心虚了。桥本的同学野村是日本茂川特务机关的课长,办公楼与黄会长的住家仅隔两条街。此人长期负责监视中国商会及租界下野寓公们的动向,黄会长怎敢得罪这位大神,忙说:“既然您不喜欢,那我如数退款。”
    桥本拿起枪,指着黄会长的脑袋:“你羞辱了一位堂堂大日本商社的社长,退款就可以了吗?”
    好话说了一火车,又赔偿了五百美金,黄会长才把桥本打发走。
    第二天,黄会长派人将薛股长请到了商会。屁股还没坐稳,一向很斯文的黄会长破口大骂:“姓薛的,你够揍儿吗?我黄某交朋友做事件件都是‘磕板槽(讲义气),你拿了张假画就想换个科长,对得住我吗?为这张假画,日本人拿枪顶着我赔了八百美金,你说怎么办吧!”
    黄会长在七区是里外通吃的人物,和日本人有生意往来,薛股长怎敢得罪,一边赔不是,一边猛抽自己嘴巴子,骂自己眼睛是瞎窟窿。结果,他赔了黄会长八百美金,科长的位置也被人取代了。
    本是薛股长蓄意用假画蒙事,被揭穿后,他却恨上了“小老三”。薛股长咬牙切齿对“老爆三”说:“我好心把这两口子从派出所给捞出来,他不说报答,还背后给我使绊子,让我赔钱丢官,太他妈不是东西了!”
    “老爆三”给他出主意:“他不是有个翠扳指儿吗?我让麻五找他,就说荣大爷要,给他仨瓜俩枣,扳指儿归你,不就齐了?”
    本以为打着荣大爷的旗号就能吓唬住他,可谁想,“小老三”玩了个软托儿,哼哼哈哈不买这个账。正要谋划下一步,“小老三”突然被日本人抓起来了。这个消息让薛股长听了解恨,但还不算完。扳指儿没到手,自己干赔了八百美金,还被那个汪少爷给玩了,借“小老三”搭桥捞一筆好处费的美梦也成了泡影,几件事串在一起,他感觉就像吃了苍蝇。
    某日傍晚,薛股长在“三不管”一家酒馆巧遇保安科长“老爆三”和麻五,仨人坐一起喝酒,席间闲聊,从关帝庙扯到失踪的“小老三”,提起“小老三”,薛股长又想起了那幅假画和八百美金。借着酒劲儿,薛股长开骂黄会长,骂了黄会长又骂“小老三”,因此事最早是胡翠云透出的风声,最后他又骂上了胡翠云:“这帮快嘴娘们儿,都他妈应该给抓起来,送日本人的慰安营里去。”
    话音落地,麻五笑着说:“抓一帮费劲,咱抓一个还费劲吗?”
    这话让“老爆三”充血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小老三估计早就扔海河里喂鱼了,那娘们儿天天招呼一帮人在家打麻将。要替兄弟出这口气,这正是个机会啊……”
    留用警察张博轩回忆(之六)
    此时,保安科长“老爆三”腰里也带着撸子。但是,看着躺在地上的麻五,他拔枪的冲动瞬间消失了。不仅不敢拔枪,听到“小老三”一声断喝“跪下”,“老爆三”膝盖一软,竟然真的跪倒在地。在枪口的威逼下,身后的薛股长和闫老斗也跪在地上。
    窦掌柜按“小老三”的吩咐,拿出皮包里的笔墨,在纸上刷刷点点,详细记录每个人讲述的前后经过,胡翠云被害的真相终于弄明白了。拿过每个当事人签字画押的证词,“小老三”用枪指着薛股长的脑袋:“我老婆的事说完了,现在该说说我的事了,告诉我,那个姓汪的去哪儿了?”
    薛股长一把鼻涕一把泪,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三爷,自打姓汪的说你们去火车站接桥本,我就没再看见过他。为这,我还去酒铺找过你,不信您问酒铺老钱。”
    话刚说到这儿,雅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了,属地派出所几个警察冲进来,端着长短枪对准“小老三”:“快把枪放下!”
    “老爆三”顿时来了脾气,从地上爬起来,掏出撸子指着“小老三”:“这是本科长的缓兵之计。李进仕,你好大胆子,持枪行凶,赶紧把枪放下,乖乖跟我们走……”
    薛股长、闫老斗也从地上爬起来。薛股长骂道:“你个狗汉奸,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你还拿着日本枪威胁我们……”他扭头瞪着那几个警察,“还愣着干嘛,快把他拿了!”
    “小老三”并不惊慌,调转枪口指向自己的脑袋:“冤有头,债有主。几位不忙动手,我老婆被陷害的真相全部在此,其他几位也可作证。我李进仕被日本鬼子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死不足惜。但总算给我老婆讨回了清白,我也能含笑九泉了……”
    说罢,“小老三”扣动了扳机……
    可是,枪没响。“南部式”卡壳儿了。要命的“南部式”,果然连自杀都费劲……
    一群人愣怔片刻,突然像想到了一起似的,骂着街,疯了一样地扑将上来,将“小老三”死死压倒在地。“老爆三”抢过他手里的证词,三把两把扯烂:“拿枪逼着我们说瞎话,什么他妈玩意儿,揍个王八蛋!”
    薛股长迎面一拳砸下去,“小老三”顿时血流满面……
    1948年,天津解放。转年初春,我告别了旧警时代,正式成为一名新中国的人民警察。当年,我又调回关帝庙派出所任户籍民警。
    老街旧邻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闫老斗和煤铺孙掌柜都已去世,窦掌柜带着家眷回北京了,麻五因伤口感染死在家里,黄会长带着家眷和金条去了香港。天津攻城的时候,“老爆三”化装成商人逃跑,天黑没看清路上的警示,一脚踩到了地雷上;薛股长带着一箱子古玩雇了辆大车逃出天津,在山东境内遇到劫匪,跳河逃跑时溺水而亡。“白小脚”回老家嫁了人,燕二姑不再卖水果,在二道街开了间烟酒杂货铺……
    这年夏天,我意外碰到了一个熟人——“小老三”。
    当年,他被地方法院判刑五年,如今提前释放,又回到了二道街。此时的“小老三”已是满头白发,牙齿掉了几颗,鼻梁上架了花镜,腰明显弯曲,走路也迟缓起来。考虑到他没有收入来源,街道上安排他在二道街上清扫卫生。看到我,“小老三”并不惊讶,冲我微微点点头,推着垃圾车从我身边慢慢走开了……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淌。在二道街上,我偶尔会遇到“小老三”,他很少与人交流,总是低着头,默默干着自己的活儿,或是坐在某个商店的台阶上安静地抽烟休息。他仍住在那个院子里,不过,院门总是紧闭着,他拒绝任何人走进这个院子,即便是打算帮他的居委会主任。
    1954年初春,二道街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开杂货铺的燕二姑被人杀了,首饰和钱柜里的几十元钱被劫。市局刑侦处派出刑侦人员前来勘查现场。派出所是最先接到报警的,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访问周围群众的同时,还要维持现场秩序。
    刑侦人员在忙碌着,带队的江科长很年轻,瘦高的身材,穿一身便装,脸上透着英气。他一面听取侦查员的汇报,一面在本子上记录。我站在现场外围,劝阻看热闹的人尽快离去。
    这时,“小老三”扛着扫帚从远处走过来,他没有说话,眼睛直勾勾地朝这边看。我没有劝阻他,毕竟他与死者是多年的老邻居,他也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悼念吧。可是,他站了足足五六分钟之后,突然几步走上前,一向暗淡的目光瞬间明亮了。
    “这不是汪少爷吗?”
    “小老三”喊出的这个名字,让我浑身打了个激灵。转回头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他所指的那个汪少爷,正是刑侦处的江科长。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他突然扔掉扫帚,一把拉住江科长的胳膊:“你是汪少爷吧?还记得我吗?咱们在‘卡尔登请桥本吃西餐,是你们把桥本送回的客房……”
    江科长显然认出了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小老头儿,他眼神中的惊讶让我确信,他就是那个神秘消失的汪兆福。
    “你是李先生?!”江科长双手扶住站立不稳的“小老三”。
    “汪少爷,我做梦都在找你啊!当年是你们杀的桥本,你们可把我害惨了,我……”话没说完,“小老三”一口气没上来,一头栽倒……
    江科长正是当年的汪少爷。后来,我从同行们的议论中了解到这个神秘人物的一些过往。
    汪兆福,本名江云飞,出身江南名门,在北平读书时曾加入“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锄奸队,后秘密加入中共,隶属冀中社会部情报科,凭借其家庭和社会背景活动在京津两地。天津解放后,随部队进城,彼时,任市公安局刑侦处一科科长。
    偶遇汪少爷,让“小老三”受到强烈刺激。他被送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他的神志有些恍惚,但多年前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却永远忘不了——
    那天晚上,桥本乘火车从徐州开会返津。刚走出天津北站出口,就遇到了如约前来接站的“小老三”,他身边还有一对陌生男女,其中一個是汪少爷,另一位自称美惠子,据说来自日本。
    桥本对突然出现的两个陌生人有些警惕。听“小老三”介绍说汪少爷是福建做木材生意的,美惠子是来天津商学院进修英语的女学生,才放松下来。
    本想回家换衣服洗澡的桥本,被热情地拥上一辆德国奔驰汽车,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可是极为少见的。汪少爷亲自驾车,坐在身边的美惠子小姐热情而不失优雅的谈吐,让桥本忘记了旅途疲劳,打消了先把会议文件和照片放回家的念头。汽车穿过法国桥,直奔卡尔登酒店。
    晚宴极为丰盛,嗜酒如命的桥本很快就喝多了,喝多的原因,除了美酒,也缘于坐在身边的美惠子小姐,酒不醉人人自醉。晚宴结束,“小老三”也被灌得酩酊大醉,桥本更是烂醉如泥。见此情景,“汪少爷”建议先开个房间,让美惠子扶着桥本去休息,待醒酒后再送桥本回家……
    在卡尔登酒店门前,汪少爷喊来一辆三轮车,将醉意朦胧的“小老三”搀上车。此后,汪少爷与那个美惠子小姐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江科长曾开着吉普车来医院探望过“小老三”。“小老三”拉着江科长的手,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江科长似乎对“小老三”的过往非常了解,安慰他说:“李先生,请好好保重身体,过去的事情,我们还是交给历史吧。”
    “小老三”的嘴唇颤抖着:“你们……派来的人,在日本陆军医院……把我杀了就好了……是我身上的血让那个魔鬼多活了一年……这一年多,他救活了多少鬼子,这些鬼子又杀了多少中国人!我才是罪人啊……”
    三天后,“小老三”突然从医院失踪了。
    一周后,在海河下游,一位驾船的渔民发现河面上漂来一具尸体。死者衣着很怪异,穿着一身美式军服,身背军用背包。警方对尸体进行勘验,确认系溺水而亡。
    “小老三”出殡那天,二道街的邻居们都来了。人越聚越多,队伍越走越长,最后,半个老城的人汇聚成绵延几公里的送葬队伍,杠房的伙计们扛着“李壮士”的棺材,沿途撒着纸钱,缓缓朝西郊外的墓地方向走去……
    补记
    这篇小文,我前后写了一年多,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查阅各种档案资料。待稿子全部完成之后,我用电子邮件发给了远在日本横滨的节子夫人,请她代为转交给西尾先生。几天后,节子夫人打来国际长途说,西尾先生已于三个月前去世了。
    第二天,我带着写好的稿子,开车赶到养老院,没想到,张博轩老先生也已于一个月前仙逝……
    我只能用上面这些文字纪念两位讲述者了。他们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相遇,又带着同样的困惑离去。而我,作为一个记录者,有幸跟随两位亲历者穿越那段历史,还原尘封数十年的真相,记录下在战争面前,每个灵魂所烛照出的善恶美丑……
    不久之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自称是张博轩的儿子。他交给我一个薄薄的信封,说是他父亲去世前留下的,让他务必转交给我。
    信封里是几张养老院的信笺,上面是张博轩的亲笔。我访问过他之后,他又想起了一些往事,希望我也能知道,于是把它写了下来。我摘录其中重点,补录于下——
    就在李进仕死后三年,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个一岁多的孩子来到关帝庙派出所,说是来寻找母亲胡翠云的。大家都很惊讶,谁都没听说过胡翠云还有个女儿。
    胡翠云的女儿说,她是养母带大的。她出生不久,就被生母胡翠云送给了武清乡下的大姨姐,如今已成家立业。养母身体不好,催她去天津卫寻找生父生母,希望她能认祖归宗。
    站在父母曾生活过的小院子里,邻居们告诉她,李进仕、胡翠云夫妇已相继去世,现在,只能找到父亲的坟。女儿说,请带我到父亲坟前一拜。
    西郊墓地,风卷残叶,一片荒凉。胡翠云的女儿跪在坟前,看着墓碑上的名字,突然轻声说:“原来,我姓李啊。”
    只是,她永远不会知道,她的血型不是Rh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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