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满少年罪犯的大篷车队》作者：小畑耕一

ll841123

“哐啷、哐啷”，随着这枯燥的声响，一列大篷马车队在(美国西部的沙漠地带)行进着。这里的情景不由得令人回想起开发西部地区的时代。

仔细看去，坐在驭手台上，手握缰绳的全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那长有几粒雀斑的脸盘儿是那样的天真无邪。但这些孩子都是抢劫、恫吓、侮辱妇女、卖淫、吸毒的罪犯，应当被少年院监禁的“失足少年”。

孩子们半年前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出发，一直要向西走四千公里。他们白天驾驶着马车，晚上住在印第安式的尖顶帐篷中，以忍耐和协作的精神，沿着西部开发者们开拓的道路，进行着艰苦的旅行。

大篷车队共有失足少年49人，全是经少年法院特别判决后加入进来的。组织这个大篷车队的民间青少年教育组织叫“艰苦旅行”(VISION QUE－ST)，是由三个在少年院工作过的教官于十年前创立的，其总部设在亚里桑那州的图森。

博维·巴特经理对“在铁窗外的大自然中，使孩子们得到改造”这个观点寄托着希望。他说：“我亲眼看到许多失足少年刚从少年院出来，马上又重新犯罪，以至‘二进宫、‘三进宫。这不由得使我想到，除了将他们关进单人牢房外，难道就再也没有别的方法使他们获得新生了吗？于是就进行了探索。采取了现在这样的方法。”

今天在日本，失足青少年的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如何教育、挽救这些失足青少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于是，我们漂洋过海，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漠中加入了大篷车队的行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随队现场采访。

这些失足少年们，经过大篷马车队的艰苦旅行后，到底发生了变化没有呢？……

发现“逃跑计划”后

“哎！大家都听着！有人想从大篷马车队里逃出去，并且策划了集体逃跑计划。”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在对孩子们大发雷霆：“凡是参与了逃跑计划的人，全给我站出来！”几秒钟的沉默后，他周围的孩子们开始动摇了，一个、又一个，终于有七个男孩、四个女孩向前跨出了一步。

“好啊！是你们呀！既然这么想跑，就赶快滚吧！去让警察再把你们抓起来吧！难道你们就一点儿也不懂吗？你们应当坚决、彻底地同自己的过去决裂！”

这位怒容满面，大动肝火的男人是大篷马车队的组织者，“艰苦旅行”西海岸地区的负责人多恩·鲍尔斯(34岁)。他是接到了“大篷马车队中有人企图逃跑！”的报告后，从亚里桑那州的图森总部乘飞机和汽车，昼夜兼程赶来的。

这里是接近内华达州的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中心地带。放眼望去，荒凉不堪，举目皆是沙子和岩石，人们将这一带称为“恶魔的乐园”。在“淘金热”风靡美国之时，不知使多少幻想获得金子的男人们丧命的“死谷”就横卧在北侧。

多恩的吼声一停，队长布彻·帕特用开导告诫的口气接着说道：“喂！你们大家想想，我们六月份从密苏里州出发以来，顶风冒雪，一直咬牙坚持了下来。半年来，我们走完了三千二百公里。难道你们想让忍受的痛苦付诸东流吗？我很难过，你们哪个家伙想跑，现在就当着我的面跑吧！”说着，布彻用长筒靴狠狠地踢了一脚沙子。

人群解散了，企图逃跑的十一个人，双臂搭在旁边两人的肩上，围成了一个人圈，叽叽喳喳地谈论起来。

“向布彻道歉。”“对！向他说，我们再也不逃跑了。”“哎！你小子别净说好听的。”……

事件的主谋者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出生的白人少年麦克，今年十七岁，是个偷汽车的惯犯。这位偷车老手偷窃后销往墨西哥的汽车竟达二百辆。麦克准备召集圣地亚哥市出身的人逃跑，计划半夜偷偷摸摸地摸出帐篷，用棒子将值班的人干掉，然后抢劫一辆队里的卡车，逃回圣地亚哥。因为他们召集的人太多，所以走漏了消息，传进了管理人员的耳中。

当天夜里，多恩将麦克叫到他那里，恳切地开导他说：“你不能这样，必须进行认真的自我改造，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是，麦克就是不开口，默默地低着头凝视着地面。

除麦克外，那些企图逃跑的孩子都承认了错误，并决心反省，同多恩握了手。唯独麦克始终没有悔改之意。

“麦克还会闹事，一定会闹的。”多恩用遗憾的口气说完就离开了大篷马车队，返回图森本部去了。

做为惩罚，企图逃跑的十一个人，被拒于帐篷之外。他们只得在温度摄氏零度以下的沙漠上铺开睡袋睡了。第二天，这些孩子也没有能够乘马车，而是徒步走在队伍的前面。这天夜里他们仍旧没有能够睡进帐篷，又在寒冷的沙漠上过了一夜。

吸毒

“逃跑事件”发生十天后的一个傍晚，麦克与我迎面走过时，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道：“日本记者先生，我们又惹事啦！”这天夜里，队长布彻的吼声惊动了整个营地，“你是想往我们大篷马车队脸上抹黑啊！？”

篝火旁，晚饭后正在洗餐具的值班炊事员、黑人少年吉米，被布彻劈胸抓住，使劲地推搡着：“吉米！你这混蛋背叛了我！喂！看着我的眼睛，看着！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由于紧张，吉米的双颊不停地抽搐着。“还有谁吸了？谁？！”在布彻的威逼下，吉米用蚊子似的声音，说出了几个名字。布彻听完，将吉米一把推倒在地，又向在五米外另一堆篝火旁的麦克冲去。

“你这混蛋！”在大学时期就是足球选手的布彻，一边吼着一边用他那粗壮有力的大手将麦克的双肩用力一搡。麦克的身体受到这强有力的一击，“咚”地一声，一下子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布彻又跟上一步，抓住麦克的胸襟，一把又将他从地上拽起来，怒目圆睁地大吼：“你马上给我滚！我对你失望啦！你滚回少年教养院去吧！”难以抑制的愤怒，使布彻那紧握拳头的右手不停地颤抖着。

布彻暴怒的原因是吉米、麦克和白人少年帕特、吉斯四人偷吸了大麻。四个人都来自圣地亚哥。

大篷马车队的队员在入队时都曾宣誓遵守以下四条纪律：一、不喝酒。二、不吸毒。三、同伴之间不发生性关系。四、不从大篷马车队里逃走。

从大麻特有的气味和孩子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中，管理人员觉察出他们四个人偷吸了大麻。

大麻的来路也立即查明了。感恩节(11月25日)那天，许多家长都驱车来到大篷车队的营地，要求布彻允许他们同孩子们会面，布彻说：“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节日，”就破例允许了他们的请求。家长中也包括吉米的父母和姐姐。吉米的姐姐在会面中，趁人不注意将一小袋大麻装进了吉米的衣袋。

事情解决后，从愤怒中冷静下来的布彻对我们采访组说道：“咳！闹事、闹事、不停地闹事……不过，不能再把他们送回少年教养院了。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也一定坚持干到底，直到他们重新做人为止。我没有孩子，大篷车队的四十九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女儿呀！哈哈……”说到这里，布彻爽朗地笑了起来，将妻子罗宾一把搂在自己的怀里。

迎着寒风前进

又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副队长埃吉和肯·英格雷斯顿今天代替队长布彻指挥。

帐篷已经叠好，骡子也套上了马车，十一辆大篷车的每个驾驶台上都坐着两个孩子。出发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寒流带着暴风雨压了过来。

便携式收音机向人们发出警告：“袭击了夏威夷，并造成重大灾害的低气压，今天将在美国西部海岸登陆。预计今日侵入本地区。寒流通过地区最大风速每秒钟可达三十米。”

埃吉根本没有把寒流放在眼里：“这点儿风雨算什么？出发！”驾驶台上的少年们听到命令后，朝骡子背上狠狠地打了几鞭。随着车轴转动的“吱、吱”声，大篷马车队出发了。五名骑马当先导的孩子也同时加鞭催马，在距离车队一百米远的前方出发了。

埃吉一马当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疾风暴雨中艰难地迈着步子，任狂风掀卷起他的雨衣。

车轮溅起了水花，狂风吹得车篷叭叭作响。凉得象一个个小冰珠似的雨点打在孩子们的脸上。

水罐马车没有车篷，坐在驾驶台上的白人少年吉姆和黑人少年布赖恩(16岁)，被淋得浑身精湿，象两只落汤鸡。吉姆的头发被暴风雨吹打得象一堆被水泡过的烂草。他脸色苍白得吓人，双手死死地握着缰绳。坐在身旁的布赖恩用毛线帽子将头整个罩住，身子紧紧地蜷缩成一团，同严寒进行着抗争。

在能见度很差的雨天里，撞车的事故是最可怕的。一辆大型客车从大篷车队旁擦身而过。这辆黄色的大客车里，乘坐的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都是大篷车队队员。他们将提前到达今晚的宿营地，在那里支好帐篷，等待大部队的到达。跟在客车后面的是满载饲料的卡车、水罐车、餐车、运送马匹的拖车，装有简易厕所的拖车，长长的车队缓慢地超过了大篷车队。

在旅途中，大篷车队的四十九名少年分成两组，一组驾驶马车，一组是野营的准备小组，路上乘坐汽车。每周轮换一次。

迎面又开来了一辆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郡郡长办公室的巡逻车。“喂，这不是‘艰苦旅行的马车队吗？今天天气很不好，你们要多加小心。”郡长德维从巡逻车上走下来，关切地向孩子们问道：“你们知道吗？这是美国最大的郡，面积有五万二千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的九州和四国的总和)，警戒范围很大，警察局也顾不过来。”

时间已近正午，暴风雨一点儿都没有减弱。走在最前面的埃吉突然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大声喊道：“我们今天取消休息和午饭，一鼓作气走到宿营地。我们必须尽快走出暴风雨区，再走十二、三公里就可以了。加油啊，孩子们！”他仿佛根本没有看到孩子们那充满怨恨的目光。

若在平常，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大篷马车队的行程平均每天约有四十公里左右。昼长夜短的夏天走得还要多一些。走到中西部的大平原时，有一天曾走了将近一百公里，那天的行程是这次旅行的最高记录。提起那一天，一位少女边往头上拢着滴着水珠的头发，淘气地笑着对我们说：“唉！那天可把我们累坏了，大腿和屁股都火辣辣地疼。”

“喂！到啦！”下午三点多钟，车队好不容易走出了低气压圈，到达了当天的宿营地。精疲力尽的少年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立刻又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沙漠的正中出现了一条大河，混浊的黄水滚滚而流，发出巨大的声响。伸向沙漠的道路被水冲毁了许多处，陷进了水坑里的轿车已被大水淹没了半个身子。

这里无疑是无法宿营了。先遣队虽然决定在一公里外一个不用担心被水淹没的高地上宿营，但终因那里的风力太大，帐篷支不起来。怎样度过这饥寒交迫的夜晚呢？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困难时刻，四辆集装箱似的大型卡车停到了队伍的面前，“喂！孩子们！别睡帐篷啦，到车里来吧！”一位司机从车上跳下来，用亲切的语调，同这群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鸡似的孩子们打着招呼。

四辆卡车是附近棕榈泉市运输公司派来的。这个公司的司机们经常看到大篷马车队被暴风雨围困住，宿营极其困难，就同他们的上级商量，“能否借给他们车子用一用呢？”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

司机们放下车就回去了，孩子们感激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景，齐声高喊：“谢谢你们，司机叔叔！”

失足少年谈“过去”

出生在芝加哥的黑人少年里奇，是全队年龄最小的。他一边用刷子给骡子刷着身体，一边对我们说：“大篷马车队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出发时起，我就参加了。这里不错，比少年教养院强多了。我曾参加了盗窃集团，偷过十二次钱。为此，我在少年教养院呆了六个月。那个鬼地方我再也不想去了。”

今天是大篷马车队的休息日。车队每星期六、日休息两天。这些十三至十七岁的孩子们，无论精力多么旺盛，也承受不了没有休息的“艰苦旅行”。

即使是休息日，孩子们也没有时间在营地闲荡。他们要抓紧时间修理马车、马具、给车轴上油，洗涤车篷、给骡子换掌、接受骑术训练……

大篷马车队的日程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很难能同孩子们坐在一起好好聊聊。在我们加入大篷马车队六天后的一个休息日，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

我们正在同里奇谈着，从身边路过的白人少年吉斯主动向我们打招呼：“你们是在采访里奇吧？我现在正好没事，也同你们说两句吧！”吉斯出生于圣地亚哥，他曾因偷吸大麻，和四个同伙一起被队长布彻狠狠地训了一顿。他在篝火前坐下来，向我们谈起了他的过去。“我主要是吸毒和‘摸包。从十五岁到十七岁的两年中被警察抓过十次。少年教养院的门槛都快被我踩平了。”吉斯边说边往地上“呸，呸”地吐着唾沫，这已是他的老毛病了。“总之，少年教养院不是人呆的地方。他们把你关在单人牢房里，一天到晚受到他们的监视。而这里的教官比少年教养院的好得多。他们和我们一起劳动，一起思考，还能倾听我们的烦恼。”可能是由于吉斯半年多来没有同外人接触过，说起话来没完没了。“我是在圣地亚哥少年教养院时，从报纸上得知了大篷马车队的。今年春天，我又被警察抓住了，审判员问我：‘你是进少年教养院？还是参加大篷马车队呢？我当然是选择了大篷马车队。”听在这里，我插问了一句：“你自愿来这里，可为什么还吸毒呢？”“这个……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是，咳！那次是太不应该了。但我敢保证，绝不逃跑，因为我是自愿来的。”吉斯边说边用手挠着自己的后脑勺。

“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是在七年前开始组织的。经理博维·巴特接到《东京新闻》的采访申请后很爽快地就应允了。“你们可以自由地同孩子、职员们交谈，也可随意拍照。我经常提醒孩子们：整个社会都在注视着你们是怎样在大篷马车队里进行自我改造的。人，只要转变了，就没有必要总为以前的过错而感到耻辱。”说到这里，博维话题一转，叮嘱我们说：“请你们千万不要丧失新闻工作者的良心。我完全承认你们的采访，并准备把你们写出来的报道都给孩子们看。”

“你过来！”“怎么？想比试比试？”帐篷传出了尖锐的喊叫声，两个着工装裤的白人女孩撕扯在一起，在沙地上来回翻滚、扭打着。我们以为她们是在打架，走近一看，原来是女职员卡罗尔·哈罗因(24岁)和失足少女贝克(15岁)。两人滚得浑身都是沙子，见我们走来赶忙住了手，大笑了起来。贝克一边往外掏着进到衣服里的沙子，一边大声地说：“我最爱同卡罗尔摔跤了。”一旁的女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向我们介绍说：“在队里的十一个女孩子中，无论是体力还是意志，贝克都是最强的。”

当我们向贝克问起她的过去时，她笑着回答说：“你们问我犯过什么错误？我嘛，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打起人来劈头盖脸、连打带踢，谁都拿我没办法。出走、吸毒、酗酒、开飞车、抢劫，什么坏事都干过。”她出生于亚里桑那州，是上次准备集体逃跑的十一名少年男女之一。我们问她：“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她回答说：“我现在改变多了。不过，有时真是渴望‘自由。”

大篷马车队里四十九名队员中，有一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也有来自亚里桑那、新墨西哥、伊里诺斯等州的。主要以西海岸地区为中心。但也有来自加拿大的一男一女。孩子们所在的州和市政府，每年要为他们每人付出三万美元的教育经费。

加拿大少女罗宾(17岁)满不在乎地向我们谈了她的“过去”。“吸毒、酗酒、盗窃……我干了许多坏事。我从八岁就开始偷东西，记不清进了多少次马托尼巴省女子少年教养院。听说省政府每年要为我付大约二万六千美元的‘学费。”

加拿大少年麦里斯(17岁)也是来自马托尼巴省。他对我们说：“我是听了律师的劝告来到这里的。我进过五次少年教养院。我认为还是大篷马车队好，休息的时候还能抽支烟。”说到这里，口衔香烟的麦里斯从鼻子里喷出一团烟雾。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衣，露出的胳膊上刺有一块“心”字型的纹身。

大篷马车队里允许孩子们吸烟。但只能是在饭后的休息时间吸。当然，吸烟在少年教养院是绝对禁止的。

博维经理在解释允许吸烟的理由时说：“烟和大麻、酒精不同，即使吸了也不会使孩子们失去控制。不过，允许吸烟的主要理由是职员中的许多人烟瘾也很大。管理人员做不到的事，也不好强迫孩子们去做。”

大篷马车队中，百分之八十的队员都吸烟。他们的烟钱是哪里来的呢？加拿大来的罗宾对我们说：“大篷马车队每周发给每个队员七美元零花钱。香烟可以托职员代买。”

这时，吉斯笑着将一名少年领到我们面前说：“我们这里有位现代化罪犯。他的罪行不同于抢劫、恫吓、偷摸、吸毒、卖淫、伤害等低级犯罪。你们感兴趣吗？”这位少年名叫达纳，今年十七岁。

达纳在我们的询问下，谈起了他的现代化犯罪行为。“开始是从附近的学校偷来一台个人用的小型电子计算机，然后将其同圣地亚哥市内的某个科技企业的大型计算机接在一起，偷偷地使用。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先将大型计算机的传呼电话号码和某使用人的暗码号及密码推算出来，用一根电话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使用。号码和密码都是保密的。但我却破译了这个系统的密码。一般的情况下，使用大型计算机，电话公司每小时收费五十美元。因此，我的行动也就属于盗窃了。”脸盘红润、头发金黄的达纳停了一下后，不无得意地又继续说道：“不过，警察们和被我偷偷使用了计算机的企业却丝毫没有觉察。在我偷用了五次后，觉得怪没意思的，便向他们自首了。”这位高中生在校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现在，他对自己的犯罪也不以为然。“我要是出了大篷车队，就到新罕布什尔大学去读书，当然，是学计算机专业了。”

大篷马车队从美国中西部的圣约瑟夫出发，已有半年的时间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将到达目的地——亚里桑那州的艾尔佛雷德。经历了荒原野岭的艰苦旅行后，这些孩子们究竟发生了变化没有呢？我们对每个人逐一进行了采访。大约有半数的人回答说：“嗯，确实变了。”其余的回答是：“变了一些。”“有一点儿变化。”“一点儿也没有变。”中途才加入旅行的白人少女詹特(14岁)在回答我们的采访时说：“没有变化，我还是怀念外面的生活。”旅途中不是策划“集体逃跑”，就是“吸毒”，屡次闹事的麦克，回答我们的问话时说：“嗯，有一点儿变化。”

这天晚饭前的全体会上，队长布彻让孩子们将当时的心情用歌声表达出来。住在名叫“小鸟”帐篷的女孩子们唱了起来：

我们是小姑娘，我们是一群小鸟。

今天的旅行虽然艰苦，

但我们绝不气馁，低头。

尽管布彻队长总是训斥我们，

布——布——布——布

别去管他，飞起来吧！小鸟们！

女孩子们唱完了，布彻苦笑着捋了捋胡子说道：“好！下面该男的了。”

为了你和我的胜利，

大篷马车队在前进，

前进！前进！去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我们帐篷汇集了强大的力量，

也孕育着爱。

加油干吧！

我们都是大篷马车队队员！

家庭悲剧的牺牲品

“父母？我没有父母，就我一个人。”亚里桑那州出生长大的白人少女贝克(15岁)粗鲁地回答了我们的提问。这位乐观的姑娘喜欢和女职员摔跤，在强大的寒流面前，她也没有停止欢闹。在她看来，“这点寒流算不了什么。”但一涉及到家庭问题，脸色却陡然变了。

“对不起，刚才我是在说谎。实际上，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送给别人做了养女。我和养父，养母的关系很紧张……我经常离家出走，不知不觉地就走上了邪路。”一直低着头的贝克说到这里，咬了一下嘴唇，突然将头一扬，恢复了平时的愉快：“不过，我来到大篷马车队后，找到了新的妈妈，她就是大篷车队餐车上的女厨师罗依斯。”

大篷马车队休息日的下午。

白人和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少女帕蒂(15岁)边梳头发，边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谈了起来：“到这里来的孩子们，内心都很孤独。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渴望有一个能倾听自己诉说心里话的大人，这些孩子中，有的人是同父亲离别；有的人是失去了母爱。因此，缺少一个知心的亲人。”

帕蒂是吸毒和酗酒后拦路抢劫，被警察拘捕的。本应送进少年院，但考虑到她还有改正的希望，根据少年法院的特别判决，把她送到了大篷马车队。

在营地的一角，白人少女桑地正在同拴在一条钢缆上的骡子戏耍着。“我从未偷过别人的东西，也没吸过毒。我连烟都不吸。就是离家出走，一共出走了五次。”桑地用手抚摸着骡子的鼻梁，继续说道，“我的父母整天忙于出席一些交际性的集会，很少在家。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真寂寞死了。我学坏了以后，父母似乎也明白了我的心情。”

集体逃跑未遂、吸毒、在旅行中屡犯错误的麦克，每当我们问及他的父母时，他总是搪塞说：“这是我个人的事，请你们不要打听……”“接着，便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一位男职员贴着我的耳朵悄声地告诉我说：“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母亲又结了婚，他现在的父亲是继父。”

队长布彻也同大家一样，认为家庭破裂是导致孩子们犯罪的主要原因。他对我们说：“大篷马车队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破裂了的家庭。女孩子们也是受到家庭悲剧的强烈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的。”

我们对“艰苦旅行”总部接收的三百七十名失足少年，外加结束了自新“课程”，重返社会的五十七名，共四百二十七人进行了家庭环境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一、父母双全的家庭占四分之一。

二、余下的均为“父子家庭”和“母子家庭”。即便是父母双全，也有一方是继父或继母。

在日本，家庭破裂也在迅速地增加。据厚生省的调查，一九八二年，日本有十六万五千对夫妇离婚。“艰苦旅行”的调查结果也暗示出了日本的现状。

大篷马车队里的四十九名孩子分成五个班，以班为单位在五顶帐篷中生活。每个帐篷里配有两、三个职员。职员们的任务是代替家长，去和孩子们做知心朋友，谈知心话。

“在我们的心中，每顶帐篷就是一个小家庭，全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在每天的共同生活中，重新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找到了联结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感情纽带。这对他们今后重返社会是很有帮助的。”队长布彻向我们强调了帐篷生活的重要性。

沿着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地带一路南下的大篷马车队，从十二月十一日起，要在拉莫那①这个一万二千人的小镇子里进行大休整。

大篷车队的男女职员们

二十七岁的男职员乔·费尔西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说：“我们每天从早晨六点钟起床后，一直干到晚上九点钟熄灯。足足要工作十五个小时，很辛苦。但是这里有在城里工作得不到的人生乐趣。”

虽然已是十二月初，加利福尼亚沙漠的中午却暖如初夏。乔·费尔西参加大篷马车队虽仅有短短的两个月，脸庞却因风吹日晒变成了酱紫色。到这里工作以前，他是得克萨斯州一家时报的记者。

“我的父亲是个律师。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条件优裕的家庭。我辞掉新闻记者的工作，参加大篷马车队的作法，可能会使有些人费解。但是，我却认为每个公民都应时时想到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为社会服务的义务。看到这里的职员们都很努力工作，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那种志愿为社会献身的精神还没有完全丧失，使我感到欣慰。”乔的话带有一些理论色彩。

“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共有职员三百五十人，管理着从少年法院送来的三百七十名失足少年。几乎是一对一地进行教育。

“只要能够理解‘艰苦旅行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职员。但最低限度是至少要工作一年。职员的招收是通过报纸招工广告和利用大学的公共广告栏。如果有日本人愿意来这里工作的话，我们热烈欢迎。”博维·巴特经理是实行“门户开放”主义的。但是，大篷马车队一年到头四处流动，没有相当顽强意志的人是胜任不了的。现在，这个组织中的职员大多是二十几岁的独身者。

大篷马车队里也有一对夫妻职员。他们是科罗拉多州的塔利·富勒(36岁)和妻子龙德(31岁)。“我们原来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后来在电视中看了大篷马车队的纪录片后，两人商定：反正我们也没有孩子，两人一起去。于是就参加了大篷马车队。哈哈……至今为止，我们已经走了一万公里。”说到这儿，塔利和龙德两个人相互点了点头。

俄亥俄州的黑人职员拉利·卡特向我们介绍说：“我在陆军干了一年后，就来到了这里，时间仅仅两个月。我的未婚妻在另外一个大篷马车队工作。我们打算结婚后仍然在这里工作。”拉利也是很喜欢孩子们的。

格林·戴维斯(25岁)大学一毕业就参加了大篷马车队。“我在亚里桑那大学专攻失足少年教育的问题。在校期间我就知道了‘艰苦旅行”。多恩奥尔特厄肯(43岁)是一位来自蒙大拿印第安居留地的克劳族印第安人。“我是印第安文化的代言人。平原印第安人从住鹿皮帐篷时起，就有防止外敌侵扰的卫兵，用英文说就是Dog Soldier(DOG SOLDIER)我们就是失足少年的保卫者。”将头发编成小辫的多恩，说话时很拘谨。

晚饭后的营地悠闲、宁静。沙漠的夕阳映红了职员和孩子们的脸。大家都置身于这画一般的情景中，陷入了沉思。

队长布彻(39岁)一边在篝火上烤着两只手，一边向我们谈起了他的身世。“我是从越南战场回来的，在那里当了两年陆军的攻击型直升飞机驾驶员。那场战争，完全是违反人道的。复员后我想，一定要干一些人道的工作。考虑的结果，我选择了大篷马车队。”

太阳趁人们不注意，悄悄地藏起了自己红红的脸庞，整个大地不知不觉地被夜色笼罩了。

布彻象是在说给自己听似的，自言自语道：“在大篷马车队，失足少年们经受着不断的艰苦考验，并从考验中找出自己重返社会的道路。对于职员们来说，这里同样也是一个学习人生的大课堂啊。”

“妈妈听说我要到‘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工作，既担心，又反对。她对我说：‘你？你和那些犯了罪的孩子们整天在一起生活？那怎么行呢？你要是被他们捅上一刀，那可怎么办呀？”说到这里，女职员施莱默(26岁)露出了一丝苦笑。

大篷马车队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沙漠中的露营地。

在大篷马车队里，一顶帐篷就是一个家庭，在“獾”里面还有四位男职员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男职员们就是孩子们的“父亲”和“哥哥”，施莱默就是孩子们的“妈妈”和“姐姐”。

“我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大篷马车队后，就在五个月前来到了这里。在那以前，我曾多次调换工作单位，但都不如这里，这里最好。因为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孩子们的转变。”施莱默是一位来自蒙大拿州的姑娘。

加利福尼亚沙漠的天气瞬息万变。晴朗无风时，象个温和舒适的日光浴场。一旦刮起风来，那就麻烦了。一望无垠的沙漠上没有任何障碍物，风速越来越快，越刮越猛，吹起了满天黄沙，真可谓是天昏地暗。

从今天早晨起，狂风就夹着黄沙，向人们疯狂地呈着淫威。细小的砂粒从领口、袖口钻进衣服里，使人感到刺痒得难受。帐篷的帆布被狂风吹得不停地乱舞，支帐篷很困难。

除队长布彻外，大篷马车队共有三十四名职员，其中有十四名女职员，她们大都是独身。

孩子们除了驾驶大篷马车外，还要学习文化。每天晚上他们都聚集在帐篷里的丙烷气灯下学习语文、数学、社会常识等高中基本课程。

“这里就我一个人持有教师的‘资格证书。但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照顾不了四十九名孩子。于是就请别的职员们帮忙。”教员露西·迪勒斯(28岁)腋下夹着一本象电话薄一样又大又厚的书，正忙着奔走于五顶帐篷之间。

我们问她“腋下夹的是什么书？”露西回答说：“这是高中毕业资格考试的考题集。这里的孩子虽然年龄都在十三至十七岁左右，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好好上过学。我想争取在他们重返社会时，至少也要拿下高中毕业的文凭。”露西是加利福尼亚州人。

“我来这里以前，曾参加了和平部队，去过斐济，在那里当了半年的护士培训班的教员。两个月前我回国时，正赶上‘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招收随行教师。我因为持有州里发的教师资格证书，所以很顺利地被录取了。然后，就来到了这里。”这位祖先是意大利移民的露西教师，性格很爽快。

大篷马车队的孩子们在旅行途中还要接受骑马训练。女职员巴伯拉·艾尔是一名骑术教官。她也是出生于圣地亚哥。她是在去年六月份，这支大篷马车队刚刚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出发时加入的。

“我特别喜欢骑马。因为我曾在马背上生活了七年啊！我听到加入了大篷马车队的朋友谈了这里的情况后，就接受了大篷马车队的面试。”这位喜欢骑马的巴伯拉，每天不坐马车，而是骑着心爱的马旅行。

连接两种文化的纽带

博维·巴特敲着桌子，用沙哑的声音大声说道：“挽救失足少年的必要方法，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应当考虑如何使他们重返社会。但是，今天的美国社会却动辄就将孩子们送进少年教养院和监狱。现在，少年教养当局和民间人士都在大声叫嚷，“将犯罪少年都关在高墙里，囚进铁笼中。”

博维是“艰苦旅行”的创始人之一，现任经理。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大篷马车队和印第安式帐篷的巨幅照片。这里是亚里桑那州图森市“艰苦旅行”总部。

博维是位热情的演说家，他可以连续不停地讲上两三个小时，并且声音越来越大。“我训斥那些失足少年已有十年了，因为训斥得太多，嗓子都哑了。”博维曾是少年教养院的法务教官。但在十年前，他和两位同事一起辞掉了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少年教养院的工作。

“在少年教养院工作的五年中间，我所看到的都是多次犯罪的‘数进宫的失足少年。少年教养院这样办下去行吗？难道就没有其它能使失足少年自新的方法了吗？我经常和同事们讨论这些问题，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探索。采访组今天看到的大篷马车队，就是我探讨的结果。”博维探讨的结果是建立了“艰苦旅行”。

“我父亲曾经也是一名失足少年。他在十几岁(即二十年代)的时候，也是经常出入少年教养院的。他经常向我讲起当时的少年教养院和孩子们在里边受教育的情况。我也在少年教养院工作过，所以，我很清楚，今天的少年教养院和六十年前的一样，根本没有发生变化。”

博维出生于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却总是一身美国西部居民打扮。他下穿坚固呢工作裤，头戴宽沿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印花围巾。还在马里兰大学时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足球选手。大学毕业后，应专业队邀请，曾当了一段时间的专业球员。但是后来，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成为美国政府组织的“为国服务队”的一名志愿队员。“为国服务计划”是将青年男女志愿队员派往贫穷落后的地区，对当地居民进行职业训练。博维选择了同加拿大接壤的蒙大拿州克劳族印第安人居住地。

“我是被一种寻‘根的思想所驱使的。因为，我父亲就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在我身上也流动着印第安人的血液。所以，我想亲眼看一看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文化。”博维以自己的祖先是印第安人而感到自豪。在印第安人居留地工作了两年后，博维就在拉斯韦加斯少年教养院当了法务教官。“在印第安人居住地，我亲眼目睹到许多印第安青年挣扎在贫困之中。他们酗酒、堕落、犯罪。在少年教养院，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失足少年。他们促使我思考。我想，这难道都是孩子们本身不好吗？不！他们只不过是这个病态社会的牺牲品。”博维的手和身体随着他热情的演说在颤抖着。

一九七三年，博维和另外的两位教官一起，辞掉了少年教养院的工作。在亚里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创建了“艰苦旅行”。这两名教官是史蒂夫·罗杰斯(35岁)和桑地·英格雷斯顿。史蒂夫现任“艰苦旅行”的总监督和董事。桑地是宾夕法尼亚州分部的负责人。她是流动在西海岸一带的大篷马车队队长肯·英格雷斯顿的妻子。

史蒂夫坐在博维的旁边笑着对我们说：“当时，我们三个人手里只有一百美元的资金，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银行借钱。”

三个人首先在菲尼克斯建立了一个很小的“少年自新之家”。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就得到了图森少年法院审判员乔·科伦斯的大力支持。“我对现在少年教养院的做法也持怀疑态度，所以决定不将犯罪少年送少年教养院，而送到‘少年自新之家去。”这一席话给“艰苦旅行”带来了希望，他们立即将总部转到了图森。这是做为民间少年教养组织被法院公开承认的第一步。

“艰苦旅行”是根据博维的提议命名的。克劳族等平原印第安人，在过去曾将快满十二岁的男孩赶到荒野去旅行，并断绝对他的食物和水的供应。这是一种为了让人们承认孩子已长成大人，能够独立生活的“仪式”。

博维还告诉我们，“艰苦旅行”的英文是“Vision Quest”，即“寻求理想”的意思。

“艰苦旅行”的组织标志是将指示方位的磁石和圆组合而成的图案。“我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的‘圆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温暖的家庭以及人同动物的共同生活。‘圆也可以说是‘和的思想。印第安人说：人生中有喜悦、悲伤和痛苦，而不是象一条直线那样只有开始和结束。人，只要努力就可以象圆那样地旋转，就可以脱胎换骨。我下定决心要将这种理想应用到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抢救中去。”说起“艰苦旅行”的哲学，博维的眼里闪烁出了希望的光辉。

一九七六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纪念日。为纪念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拓荒者精神，政府组织了横跨北美大陆的大篷马车队的旅行计划。“艰苦旅行”中当时也有三名失足少年和五名职员参加。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博维对我们说：“参加大篷马车队旅行的失足少年们回来后，简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真是个好方法！这个试验一成功，大篷马车队的旅行马上就被纳入了‘艰苦旅行的教育计划中。”

“具有‘圆的文化的印第安人，却没有在运输手段上想到圆的车轮。‘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就是圆车轮——象征西部开发精神的大篷马车，加上象征印第安文化的印第安式圆顶帐篷。大篷马车队是连接两种文化的纽带。在这两种文化的结合中，我找到了使失足少年自新的道路。”博维的声音虽已沙哑，却仍然滔滔不绝。

“艰苦旅行”自创立以来，共接收了两千多名失足少年。加入“艰苦旅行”的失足少年，原则上至少要按照教育计划接受一年的教育。

现在，正在接受教育的失足少年共有三百七十人。全美国每年因犯罪被逮捕的青少年约有一百四十万人，到“艰苦旅行”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接收失足少年要经过各州议会、政府、少年法院审判员的讨论、认可和特别判决。现在，将失足少年送去“艰苦旅行”的只有亚里桑那、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宾夕法尼亚等四个州。

博维坦率地承认，在从事教育、挽救失足少年工作的人士当中，支持“艰苦旅行”的还是少数。

“我们的行动受到了许多批评和中伤。不过这些批评和中伤大多来自少年教养院和公立劳动教养机关及有关人员，什么‘暖昧的少年改造方法论，‘为了赚钱、‘印第安文化的中毒者、‘荒野中出了事故怎么办？！等等”。说到这里，博维耸了一下肩膀。

博维还告诉我们：“在‘艰苦旅行的大篷马车队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失足少年被职员虐待致死和负伤的事情。职员将嘴几乎贴在孩子的脸上大声地训斥上一两个小时的事情是有的，但绝不动手打人，至多也就是四、五个职员将不服从管教的孩子按倒在地。”

“在‘大篷马车队的旅行途中，发生过一起死亡事故。那是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从马车上下来徒步行走的一位少女，从桥上掉下去摔死了。但那纯属偶然，绝非虐待致死。”说到这里，博维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

除了这个事故外，美国的报纸还大肆报道过另外一次在“艰苦旅行”发生的事故。博维沉痛地介绍说：“那次是用帆船让孩子们接受海洋上的训练时发生的事故。一九八○年十一月，七名失足少年和两名职员在加利福尼亚洋面上因遇暴风雨遇难。死去的职员中有一名就是我的侄子。”

“艰苦旅行”是一个纯民间的公司，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私人买卖”。但博维却再三地向我们强调“艰苦旅行”绝不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

“如果办成半官半民的慈善事业，可以从行政当局得到补助金，但恐怕要受到政治上的压力，例如，派人来干涉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采取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我们愿意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因为我们是民间组织。这样，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自己负责就行了。”

在总部，经理的下面还有十一名监督，加上分散在各个分部的职员共有三百五十人，职员中也有外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两名澳大利亚人。

博维的妻子克拉亚(32岁)也是一名监督。她曾是菲尼克斯少女教养院的教官。在一次有关少年教育的会议上同博维相识，并在五年前结了婚。

“如何挽救失足少年，意见仍有分歧，斗争还在后面呢！”

“对！”

克拉亚和博维的意见是一致的。

支持“艰苦旅行”的审判员们

“啊！亚当斯审判员！”孩子们欢呼了起来。丹尼斯·亚当斯(41岁)头顶麦杆编织的牧童大沿草帽，穿一条工装裤，脚蹬一双高筒皮鞋，一副西部居民的打扮。从外表上很难看出他是一名审判员。丹尼斯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地区法院任职。

这里是拉莫那牧场，拉莫那是接近墨西哥国境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小镇。大篷马车队在这里支起帐篷宿营了。

今天是大篷马车队的“圣诞节”特别休息日。孩子们的家长也都赶来同孩子们会面。“哈哈，我这是第六次来大篷马车队了。我曾在密苏里、蒙大拿、新墨西哥、亚里桑那等许多地方看了你们的营地。今天是星期日，我和家里人一起出来兜风，顺便来看看你们。”亚当斯审判员性格开朗，是个很乐观的人。

大篷马车队要想接收失足少年，必须要有少年法院的特别判决。亚当斯审判员就是全美国里支持“艰苦旅行”的少数审判员之一。

当我们采访他为什么支持“艰苦旅行”时，亚当斯恢复了审判员的严肃，向我们讲了起来。“我支持‘艰苦旅行有三个理由：第一，在大篷马车队里，职员们奉行的宗旨不是惩罚，而是自新第一，并遵循着这个宗旨，每天很严肃认真地对失足青年进行教育、挽救。第二，从挽救、教育孩子的成功率来看，也是相当高的，全美少年教养院的自新率为百分之三十，而这里是百分之七十，可见成功率之高。第三是费用问题，孩子们出生地的州政府，每年要为一个孩子付出三万美元。有人认为这太多了。可是如果我们将全美国公立少年教育机构所使用的经费总额，除以收容失足少年的总数，你们猜一猜有多少？比‘艰苦旅行多一倍——六万美元。从合理、有效地使用国民税金这一角度来讲，我支持‘艰苦旅行。”亚当斯审判员不愧是个美国人，他是个合理主义者。“不过，在美国，通过对失足少年进行特别判决后，将他们送往大篷马车队的审判员只有十几名。也有许多审判员想将失足少年送往大篷马车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州的行政当局，要是当局不承认大篷马车队是可以代替少年教养院收容失足少年的机构，不拨给经费的话，靠一个审判员的力量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此外，少年教养院本身也感到了大篷马车队在威胁着它的存在。因此，在各个方面对大篷马车队施加压力。现在，承认大篷马车队的只有四个州。”

当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亚当斯审判员的谈话时，一位戴眼睛的中年妇女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用生硬的日语向我问候说：“你好！初次见面。”接着说道：“听说你们是日本的记者。我在二十一年前，曾作为‘日美高中学生交流计划中的一名交换学生，在东京的中野区读过一年高中。后来，我成了日本迷，曾两次到日本观光游览。”这位中年妇女是亚当斯的同事，朱迪斯·麦克纳尔审判员。她也是听说大篷马车在拉莫那休整，就和丈夫带着孩子驱车赶来了。“圣地亚哥地区少年法院里，连我在内共有5名审判员，支持‘艰苦旅行的占多数。一年半来，我们法院已向大篷马车队输送了100多名少年。其中有的已经脱胎换骨，重返社会了。”说到这里，麦克纳尔同亚当斯审判员相对而视，微微一笑。“许多失足少年从少年教养院出来后，重新犯罪，再次被送到法院来。我想，难道就没有一个教养机构，可使失足少年从根本上得到改造吗？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了公立和民间的教养机构资料，找到了‘艰苦旅行。我研究了它的教育方法和内容，得出了这里是最好的教育机构的结论。特别是对那些在哪个教养机构都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孩子们。你们说对吧？”麦克纳尔说到最后征求亚当斯审判员的意见。“对。但是杀人犯我们却一个也没有送。因为那样会引起一般市民的不安全感，那也是社会所不允许的。”亚当斯审判员向我们强调了这一点，即：他们所宣布的特别判决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相信‘艰苦旅行，但如果孩子们得了重病，或因受到虐待死亡的话，我们审判员是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经常来现场视察。”

看来麦克纳和亚当斯来“大篷马车队”的宿营地是有目的的。

“对一个失足少年来说，没有哪一个教养机构是百分之百的适合、有效的。因此，在我们可选择的范围内，我们对‘艰苦旅行寄托着希望。”两位审判员说完后就离开营地，踏上了归途。

斗争赢得少年人权

这天，我们乘博维·巴特的轿车从亚里桑那州的图森出发去兜风。轿车一直向北疾驰，越过长满仙人掌类植物的平原，进入了山区。大约两个小时后，到达了矿山城镇——格洛布。

“这里是美国第一个确立了少年人权的城镇。”巴特说着，将轿车停在了一所已经荒废了的小学校舍前。校园里支着三顶帐篷，五辆大篷马车将帐篷围在中央，帐篷里传出了孩子们嘹亮的歌声。

“艰苦旅行”拥有四支大篷马车队，沿着加利福尼亚州等四条路线旅行。在格洛布宿营的是其中的一队。

这个车队的孩子，年龄比那些在加利福尼亚沙漠上旅行的孩子还小，都是些十一至十四岁的孩子。他们是在一个月前从图森出发的。

这所破旧的校舍是巴特在五年前买下的。他在这里建立了“艰苦旅行”的格洛布支部。“我们在这里建支部是有深刻含义的。”巴特说着从轿车上走下来，向大篷马车队走去。“依据美国的宪法，人权基本上有了保障。但你能相信吗？至六十年代末期，少年的人权却还没有得到承认。后来在这个城镇里发生了一起少年犯罪的案件。以这个案件的处理为导火线，引起了法律上的激烈争论。最后，直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少年的人权。不过，为时太晚了些。”巴特大声的批评着美国法律的不健全。

所谓的“历史案件”是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在格洛布发生的。

一天清晨，C夫人家的电话铃响了，夫人拿起电话一听，不禁大吃一惊。话筒里传出的是一个男子一连串淫秽下流的语言。

夫人认为这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行为，当天就报告了州长办公室。几天后，州长让警察将镇里的少年G(15岁)和R(15岁)做为犯人拘留并送进了少年教养院。

第二天，在希拉郡的少年法院进行了审理。G少年在供述自己的犯罪时说：“是我拨动了拨号盘，但说下流话的却是R。”二审后，审判官宣布了G、R两人有罪，并判处R、G在州立职业训练教养院劳教至二十一岁。

G、R两人的父母听到孩子被判处了六年劳教的消息后，大为震惊，慌忙跑到律师那里去求援。G、R的父母对下述事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首先，根据亚里桑那州的刑法，即便是成人犯了G、R相同的罪行，也只是处以“五美元以上，五十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判处两个月以下徒刑”。其次，是审判中法律手续不完备。(1)被害者C夫人没有出庭；(2)没做出任何审理记录；(3)证人在做证前没有宣誓。

律师也在给州高级法院的上诉书中写道：“如此欠缺法律手续的判决，是违反人身保护法的。”但州高级法院竟同意原判，驳回了上诉书。实际上，在亚里桑那州，对一切因不服少年法院的判决而进行的上诉，是一概不予承认的。

G少年的父母和律师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美国宪法的修正案第十四条中明文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只接受法律手续完备的审判。”

以自由派闻名的阿罗尔·沃伦长官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经过长时间的审议讨论，于一九六七年公布了判决。“对个人的自由而言，完备的法律手续是最根本和不可缺少的。这对于少年也同样适用。”

现在，少年的人权在全美五十个州的法律中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各州的少年教养院对入院的失足少年首先要进行人权规定的说明，并要让失足少年在“详知和理解了人权规定”的确认书上签字。

十九年前，根据欠缺法律手续的审判，判处对G、R两名少年有罪的希拉郡法院现在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该法院的审判员巴伦·迪罗斯对“艰苦旅行”通过组织大篷马车队旅行以教育失足少年的做法持支持态度。

“我们法院四年来向大篷马车队输送了一百多名失足少年。”迪罗斯说着拍了一下巴特的肩膀。巴特信心十足地对我们说：“在美国抱有挽救第一，惩罚第二思想的人还没有成为主流派。

“在各州，少年教养院正在不断地增建。为了挽救下一代，我们一定要继续将挽救失足少年的方法探求到底。”

参观美国的少年教养院

“嘟——”门铃声低沉而响亮；“咣噹”随着一声巨响，两扇厚厚的大铁门慢慢地开启了。我们刚一跨进少年院，消毒水甲酚夹杂着一股发霉的恶臭扑鼻而来。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郡少年教养院。

高大的院墙上安装着铁丝网，院内是一色的砖房。

“艰苦旅行”是一个靠组织大篷马车队旅行等方法来教育和挽救失足少年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的经理和职员都异口同声地指责现今美国少年教养院的教育方法。“在少年教养院，失足少年们那干涸的心田根本得不到滋润。许多人在教养期满后，刚一重返社会就立即重新犯罪，再次回到了少年教养院。”

那么，现在美国的少年教养院究竟是个什么现状呢？被警察拘捕的失足少年是经少年法院判决后，送往少年教养院或加入大篷马车队的。于是，我们向圣地亚哥法院提出了“希望允许我们参观少年教养院”的申请。

圣地亚哥法院的丹尼斯·亚当斯和朱迪斯·麦克纳尔两位审判官批准了我们的申请。这两位审判官是支持“艰苦旅行”的少数审判官之一。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被获准参观了美国的少年教养院。

进入少年教养院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入口处大厅旁，有一个象水族馆的水槽似的大房间。大厅四周的墙壁上几乎全镶着玻璃镜子。房间大约有13平米大，中间站着两个浅黑肤色的墨西哥血统的十三、四岁的少年。

“这里是临时收容室，这两个扒手是刚从少年法院送来的。四周墙壁上镶的玻璃镜子是为了能够清楚的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少年教养院的监督顿。巴特恩一开始就向我们强调了监视的重要性。“在院里拍照是可以的，但请绝对不要拍孩子们的脸。”顿向我们来访组叮嘱了一句后，把带领我们参观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女职员玛丽。

“这所少年教养院的收容定员为290人，现收容有男142人，女70人，共计212人。加利福尼亚州的少年法是以8－17岁的少年为对象而制定的。这里收容的是12岁以上的少年。玛丽用娴熟的语调开始了介绍。“这些少年所犯的罪行是盗窃、抢劫、恫吓、吸毒、卖淫、杀人未遂等，没有杀人犯。在加利福尼亚州，16岁以上性质恶劣的罪犯都送往少年监狱。”玛丽继续用事务性的口吻向我们介绍着。

在院内的中心地，设有中央监视中心，圆形的大办公桌后面，两名女职工正在全神贯注地盯着悬挂在房顶的十几台电视监视机。

失足少年的监禁室，以监视中心为起点，象章鱼腿似的向三面伸展开去。

“院内共分七个区。根据失足少年的性别、年龄、罪行轻重及使用的语言进行区分。因这里距墨西哥很近，大多数孩子只会讲西班牙语，因此很有必要根据所使用的语言加以区别。”

每排监禁室的人口处都装有坚固的大铁门，玛丽向监视中心的女职员做了一个暗示后，“咣噹”一声遥控的大铁门打开了。

监视室中间是一条走廊，走廊两边是单人监禁间。监禁间的两排铁门整齐地沿走廊排列着。数了一下，共有30扇。走廊里人影全无，鸦雀无声。各个铁门的拉手上均挂着一双帆布健身鞋。“挂着鞋，说明里面有人。”玛丽边说边透过门上的小窗向房间里窥探着。我们采访组得到玛丽的同意后也向小窗里望去。一个身穿运动衣的少年正躺在床上看书。单人监视间约有六点五平方米大小，除了一张床外，还有一张小桌和一把小便壶。隔壁监视室里关着的一名少年正伏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另外一间里的少年正透过装有铁栅栏的窗子向外凝视着。这里是男监视室。

我们采访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下午。

“现在休息，但休息时间门也上锁，所以，不能到室外活动。”玛丽用毫无感情的语调向我们介绍着。

据介绍，孩子们从周一至周五，白天都要到院内的学校去上课，平时都在特别教室里，不在监禁室。

我们又看了少年教养院中年龄最小的杰克(12岁)的房间。不知为什么，杰克将床垫扔在地上，自己躺在床垫旁。他上身穿着一件肥大短袖汗衫，下着一条短裤，赤着两只脚，墙壁上贴着一张画有几只野鸟的大广告画。

“杰克是个性情温和的老实孩子。他的犯罪，主要是由于家庭的原因。他的父亲屡次犯罪后被判了刑，为了生活，他妈妈每天外出工作，把他一人扔在家里。后来，他慢慢地和坏孩子混到一起，学会了偷东西。多可怜的孩子啊！在我们少年教养院里象杰克这样，由于没有人照管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很多。”监禁室的负责教官向我们介绍了杰克犯罪的背景。

杰克的哥哥汤姆(13岁)被关在杰克的隔壁。教官透过小窗看着杰克。“我在这里当了十八年教官，每当我看这样的兄弟，我的心就……”说到这里，他不由得喉头做哽，说不下去了。

女监禁室里，两个女孩子站在椅子上，正在往天花板上挂着迎接圣诞节的装饰纸花。当我们从她们身旁走过时，其中一个女孩子回过头来朝我们微微一笑，大声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说完又继续装饰起房间来。

走出这排监禁室的走廊，来到了孩子们的食堂兼娱乐室。十来名少女正在做扫除。我问带领我们参观的玛丽：“我想拍张照片，可以吗？”“请吧！”说完玛丽跑到那群女孩子中间说道：“喂，你们听着，日本的报社记者要拍照，把脸都背过去。”孩子们听后都顺从地转过身，背对着照相机。

这里有一个类似中央监视中心的小型监视站，一名教官负责掌管打开各个单人房间铁门的电动开关。

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大篷马车队里遇到的一名失足少年曾对我们讲：“少年教养院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我们。”现在我似乎明白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少年教养院的孩子们每天下午都有休息和活动的时间。但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目光里充满了敌意。看不到大篷马车队里的那些孩子被晒得紫红色脸膛上那舒展的表情。孩子们打扫大厅时，动作也很迟缓，没有一点儿麻利劲。

圣地亚哥少年教养院的职员除院长外共有95人。其中包括事务员和院内学校的教员。直接和失足少年打交道的教官，大约每二十人一组，分昼夜两班轮流工作。院内共有失足少年二百二十人，每个教官大约负责十几人。在大篷马车队，有四十九名失足少年，而相当于教官的职员却有三十四人。

少年教养院的每个教官都随身携带着一架袖珍发报机。“如果孩子们闹事或者反抗教官，就按动发报钮，中央监视中心接到信号后，其他教官就会立即迅速地赶到现场。”正在操场上监视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的教官们也都是手持着便携式步话机。一名负责男监禁室的教官贴着我的耳朵悄声地告诉我：“这是准备发生万一的情况，也就是孩子们准备越墙逃跑时，紧急联络用的。”

我们来到操场，操场的四周全是四、五米高的围墙，上面还装着铁丝网。仔细看去，操场也不是一个平面。离墙很近的地面凹凸不平，玛丽看到我不解的神色后，严肃地告诉我们：“这是为了防备逃跑的。一旦有人企图逃跑，这凹凸不平的地面就会绊住他们的脚，将他们摔倒在地。”

参观结束后，走出圣地亚哥少年教养院时，“艰苦旅行”经理巴特的话语又回响在我的耳边：“我曾在少年教养院当了五年教官。我深切的感到并一再向大篷马车队的职员强调：挽救孩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孩子和教官中间建立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否则，失足少年的悔过自新就是一句空话。”

野营训练

“向前，克里斯蒂诺！”松林深处传来了孩子们尖锐的喊声。“好！跳！”这一次叫喊声又变成了喧闹。我们顺着声音找去，远远地看到一群头戴红、黄安全头盔的少年、少女们，远远地围着一棵近三十米高的大松树。

在离地面十五米左右高度的树干上，固定着一块大约有一点五平方米大小的踏板，上面站着一名少女，她就是克里斯蒂诺。只见她将安全帽的带子紧了紧，双手向前伸出，双腿弯曲，看上去如同一名跳水运动员准备跳进水池前的姿势。

在克里斯蒂诺前一米左右的空中，摇动着一个空中秋千。秋千系在一条固定在两棵巨大松树上的钢缆上。寒风呼啸着从树林中掠过。“克里斯蒂诺！不要怕！”“抓住时机！”地上的孩子们正在给她鼓劲。但是克里斯蒂诺却又重新将双手放回膝盖上，反复地做着深呼吸。“喂！你上去站了二十分钟了！”地面上不知谁嚷了一句。这时克里斯蒂诺猛然跳了出去，身体在空中一跃，两手一伸，就在这一瞬间，她抓住了秋千。“好！跳得漂亮！”地面上响起了叫好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里是通过野营生活的方法来教育青少年的“野营训练”的现场。位于新墨西哥州南部，距离墨西哥国境很近的希拉山山腰。“野营训练”是“艰苦旅行”的另一个教育计划。

吊在空中的克里斯蒂诺用力地摆动她的双腿，使身体悠荡起来，利用荡力又抓住了下一个吊环。就这样，她一连顺利地移动了五个吊环。这时，她终于精疲力尽了。“嘶、嘶，”保险绳发出巨大的声响，将克里斯蒂诺放了下来，在离地面五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一下。然后又缓慢地将她降到了地面。

“克里斯蒂诺，干得不错！”营地负责人杰尔克·德文斯说着将克里斯蒂诺一把抱在了怀里。杰尔克头戴一顶毛线滑雪帽，被太阳晒黑的脸上长满了乱糟糟的胡子。

克里斯蒂诺紧紧地抱住杰尔克，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是哭还是在笑。克里斯蒂诺是一位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的姑娘。过了一会儿，她渐渐恢复了平静后，对我们微笑了一下说道：“我到这里还不到三个月。我是因为多次离家出走和犯了恫吓罪被警察拘捕的。我没有进过少年院。”

曾经是大篷马车队队长的杰尔克对我们介绍说：“这个营地是两年前建立的。我是在十年前‘艰苦旅行刚一成立时就参加了的。在那以前，我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经营两家餐馆。哈哈……我出生在美国东部，和经理博维·巴特是老伙计。我被博维的决心所感动，就卖掉了餐馆来到这里。这个营地和大篷马车队一样，职员们从早到晚都是和失足少年们在一起锻炼、思考。空中秋千的训练也是先由全体男女职员做一遍示范表演，然后再让孩子们做。

营地共有失足少年四十四人，年龄是十二至十八岁。其中有九名少女。杰尔克手下有三十一名职员。大家分住在六顶帐篷里。营地的标高是海拔一千五百米。帐篷中生着烧木柴的炉子。男职员乔治·牛顿(41岁)将高大的身体蜷曲在一起对我们说：“你们冷吧！这里十二月份的气温白天是四至五度，夜里要降到零下六至七度，最冷的二月份达零下十五度。那时，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银装素裹，一片银色的世界。”乔治曾在俄罗冈州的少年教育机构里工作了十三个春秋。在博维·布特的邀请下，三年前加入了“艰苦旅行”。当我们问及他的兴趣爱好时，他回答说：“我原来也和博维一样，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失足少年们在营地要接受登山运动中“走山脊”和“爬岩术”的训练和越野滑雪等严格的身体训练。营地中还有学校，校舍是用圆木搭成的小屋。

从集体生活到重返社会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博维他会组织起一个挽救犯罪少年的机构。十年前，我见他辞掉了少年教养院教官的工作，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很是替他担心。我在少年时期曾多次进过少年教养院。正是因为有了我这样一个父亲，才激起了他挽救失足少年的热情，我真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夫妇在抚育博维成人的过程中曾想，只盼望他将来长大后做一名诚实、正直的孩子……”坐在轮椅车内的罗伯特·巴特(70岁)说到这里，两只眼睛已噙满了泪花。他须发全白，是一个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六年前，因病导致了下肢瘫痪。“博维从小就是个淘气鬼。学习成绩虽然不太好，可体育上却是个‘全能冠军。哈哈……自从他上了大学，成了一名出色的足球选手后，似乎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最初他说想做一名教师，学习也很刻苦。不过我觉得上帝对他现在的工作也一定是十分满意的。”听到这里，老伴莫德林·巴特(82岁)的脸上也绽出了笑容。莫德林也是一头银发，但却腰板笔直，身体硬朗，看不出是一位八十开外的老人。博维·巴特是老两口的小儿子。“我们现在也做为‘艰苦旅行的一员，正在帮助博维工作。”莫德林看上去很高兴。“在我们家里有五名失足少年和我在一起生活，我们家也是‘艰苦旅行中的一个‘小家庭。”

历时八个月，长达四千公里的长途旅行结束后，失足少年们将来到“艰苦旅行”的总部所在地——亚里桑那州的图森市。结束了“野营训练”的孩子们也将汇集到那里。

正当我们同老夫妇交谈的时候，斯肯普·伍德罗(32岁)来到了老巴特夫妇家。斯肯普是“集体家庭”的负责人，当我们问及他什么叫“集体家庭”时，他向我们介绍说：“为了这些孩子，我们在图森租借了七家民房。每一家里有五、六个失足少年和四、五个代替父母的职员们在一起生活。时间是三至六个月。我们在此期间完成使失足少年重返社会的最后一项教育工作。我们将这种教育方法叫做‘集体家庭。”说到这里斯肯普热情地说：“我带你们去看看最大的一个‘集体家庭吧。”

斯肯普带领我们参观的“集体家庭”，地处一条安静街道的一角。这是一所平房建筑，生活间有二十铺席②大，墙壁上装有壁炉。中央有一套豪华的接待设施。

卧室有十铺席大，两张床，外加两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梳妆台。我们从娱乐室的阳台来到了院子，一座装有滑水台的游泳池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满满的一池水清澈见底。

“在‘家里看电视，听立体声音乐都是自由的。彻底转变好了的孩子周末还可以一个人上街，”斯肯普颇有自信地向我们介绍着。但是“家里”却连个人影也没有。看到我们露出诧异的神色，斯肯普忙解释说：“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学校是‘艰苦旅行自己经营的。课程是每周五天。星期六、日休息。下课后，孩子们就在学校打篮球、踢足球，每天要四点半左右才能回到‘家。”

学校位于图森市中心，从有游泳池的“家”到学校，乘车需用二十分钟。孩子们每天往返都是用那些代替父母的职员们的车子接送。

校舍也是平房，却没有少年教养院那么高的围墙和铁丝网。三间教室都正在上课。隔着窗户“参观”的第一个教室里，黑板上写着数学公式，一位年轻的男教员边写边在讲解着黑板上的那些公式。

第二间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正伏在间隔很大的桌子上飞快地用铅笔写着什么。年轻的女教师告诉我们说：“正在进行考试”。

在七个“集体家庭”里生活的二十九名少年和六名少女全在这里学习。

博维·巴特也来到了学校，他对我说：“大篷马车队教育失足少年的成功率高达70%，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中的一个奥秘，如果孩子们对骡子不好，骡子就不拉车，这样大篷马车队就走不了。孩子们发脾气，打也好，骂也好，无论怎样，骡子是根本不听你这一套的。这种牲口本身就是一种性情固执的动物。你对它不好，它还会踢你、踩你，对你进行报复。失足少年们每天饲养、侍弄它们，是深知这一点的。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从中懂得：在人和动物的关系中，需要相互信赖和爱情。”博维沙哑的嗓音里充满着热情。“这就是打开了孩子们那冷酷心灵的钥匙。当他们结束了大篷马车队的旅行后，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这对于他们重返社会是大有益处的。”说到这里，博维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

自食其力

罗伯特关上电锯，轰闹声停了下来，工场里重新恢复了安静。“这里很好！我每天都过得很愉快，工作也很有意思。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美国。”罗伯特边说边伸出大拇指做出了个夸奖的手势。他讲英语时，带着浓重的西班牙发音，听起来很不好懂，但他的性情却很温和。他是一个古巴难民。“我在一年前乘坐一条小船漂流到了佛罗里达。当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很艰难。”

这里是亚里桑那州图森市的城边，“艰苦旅行”经营的杂货工场。波维拍了一下停止了工作的罗伯特的肩膀说：“在这里工作的，除完成了大篷马车队旅行和野营训练，重返社会前的少年外，还有二十五名古巴少年。当时，我一听到他们的悲惨处境，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收留他们。这就是我的性格。我每个月同样付给那些难民工人工资。这是为了让他们学会自食其力。”

罗伯特听到这里，微笑了一下接着补充说：“不仅借给我们公寓，一日三餐也是免费供应，每天还付给我们十五美元(约3600日元)工资。”

罗伯特的工作是制作大篷马车的模型。他面前的工作台上码放着一大排大篷马车的模型。他拿起一个半成品对我们说：“你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模型上布满了气泡。模型的材料不是木材，而是仙人掌类植物的芯，是我们从图森郊外的沙漠上捡回来的枯死的仙人掌。”

巴特送给了我们采访组一架模型，“这些模型是在那些参加了大篷马车队的少年们重返社会时赠送的纪念品。目的是让他们记住大篷马车队的生活和感受。”

工场里还生产利用废旧的皮革马具镶边的椭圆型镜子，主要是利用套在马脖子上的废旧皮套圈，材料来源主要是依靠大篷马车队的废旧物资。这种镜子主要是用于装饰房间。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一名古巴难民正在擦去装饰镜子用的材料——马具上的灰尘。那浸透了骡子汗水的紫黑色皮马具，带着浓郁的大篷马车队的“西部气味”。

同工场隔着一个宽大院子的是一家帽店，那就是父亲曾是军人，母亲是日本人的混血儿唐工作的“亚里桑那帽店”。前面介绍了，这家商店也是由大篷马车队经营的。唐也是一位改过自新的少年。

“本店不仅经营帽子，还出售利用废车篷制作的防尘外套及放牧人穿的皮鞋。”唐现在已是十足的商人了，唐向我们介绍说：“大篷马车队里使用的马车都是参加‘艰苦旅行的少年们自己制作的。这你们没有想到吧！是那些即将‘毕业的少年们在图森市郊外‘艰苦旅行的牧场里制造的。”

在唐的推荐下，我们又驱车向牧场驶去，车子沿着流经图森市北部的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行驶了十分钟后，进入了一片宽广的牧地。

“吱一吱一”，随大篷马车队旅行时听惯了的叫声又传进了我们的耳际。用木栏杆围起来的放牧地里，除了十匹骡子外，还有矮马和野马，它们正在香甜地嚼着牧草。

“这里是‘艰苦旅行的牧场，共有七十头牲口。大篷马车队里的骡子也需要休养，到时候就用拖车将这里的骡子拉去，换回队里那些疲惫不堪的骡子。”巴特说着，将手伸进栏杆里，抚摸着骡子的鼻梁。

牧场活动房屋东边的屋子里，三名年轻的男职员和少年们正在用电动刨子加工那些做马车的木料。

“这是青冈栋木，很坚硬。”一位职员的头上布满了汗珠。

“在我们大篷马车队里还有象诺尔曼·帕索恩这样的特殊人物。他今年六十七岁，是原全美牧民竞技表演大会的冠军。他负责指导制作马车和购买骡子的工作。”巴特以诺尔曼·帕索恩是他们组织的一员而自豪。“除了帽店、日用杂品厂、牧场外，在图森市，我们还开了一家加油站。由于我们是民间独立经营的少年管教组织，为了不遭受外来的干涉，我们有必要建立起自给自足的体制。”

在图森市都传说巴特是一位能干的企业家。对此，没人有异议。

“以我这个经理为首，职员及其家属、失足少年，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我做为一家之长，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和养育这个家庭。”在巴特的胸中燃烧着使命感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