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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l841123 于 2018-11-24 16:01 编辑
01 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第四杯纯正的马蒂尼酒,当时我正在向最要好的朋友里杰·贝默斯以及其他下班后喝几杯的常客作解释——说明我想怎样杀死马丁·帕克特的事情。那只不过是当你喝得半醉时说说大话而已:铆牢某个人,要想对他做出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压根儿也不会期待,在我放出话去的24小时内,马丁·帕克特就会完蛋。 如同我和里杰一样,帕克特也是一名律师。然而鉴于我是擅长企业兼并和收益的商务律师,里杰可能是本州最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马丁·帕克特却是一名离婚诉讼律师。他的客户雇请率很低,属于底层的养家糊口者——曾经在奥克拉荷马或者阿肯色州的某所不知名的野鸡法律学校就读,在他的班级里还是最后一个毕业的,参加了三次律师资格考试均以失败告终,由于威胁证人而被律师协会两次惩戒。不过,从广义上而言,他还是成功的。 而且马丁·帕克特是我妻子的律师。 我吃苦头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看见它的来临。衣服、高尔夫球用品、刷牙用具已经打包,送到了马里奥特公寓酒店的客房里,以备我使用。她还解释说:那地方挺不错,她之所以特地选择马里奥特,是因为那里的月租金十分合理。而且更好的是,该处正好邻近河滨公园,我在周末时可以带领孩子们去那里喂鸭子。 我问妻子:在没有任何警告和争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把我从家里驱逐出去?她答复道:“马蒂认为那是最好的办法。”此前我并不知道她认识马丁·帕克特,那就顺其自然好了。 事实上,这种做法属于自相残杀、自我凌辱的行为。一旦我的妻子将我踢出家门,谣言就开始传遍了我们那个乱伦的本地酒吧关系网,说帕克特不仅主张我的妻子与我离婚,而且也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代理人。这种与帕克特有关联的流言飞语时常在传播,那可是他的行为所招致的。但是当我问到温迪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她既不出来澄清那些谣传,也不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里杰如是说。是的,说得对。 在离婚案形成文件两个月后,在“第十街沙龙”——一个体育爱好者酒吧兼商业区卖酒处的店堂里,我坐在一个高脚吧凳上。该处供应烈酒和像样的酒吧食品,还在它的周边摆放了各种电视机,播送美国有线电视网络的24小时不间断体育节目。由于酒吧昏暗的灯光和成群结队的匿名常客,这倒是个很不错的藏身之处。我和里杰以及其他两位常客——基普林格,一名个体伤害案律师,还有卡拉瑟斯——一位经常来商业区喝酒的肛肠病专家,在一起喝得醉醺醺的。 我对那些小伙子讲述我将如何做那件事。“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引导他上马嚼子。”我说道,发挥想象在手里举着一支左轮手枪,瞄准在马蹄形酒吧另一端的帕克特。 “别再打这个主意了,布鲁斯。”里杰说,甚至在工作了一天、喝下几杯之后,里杰看起来老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领带系得端端正正,光溜溜的黑发梳得十分妥帖,不像是身体曾经发福的人,这一切都加深了他对于公众事务的想象力。里杰是我们事务所的明星诉讼人,而且需要他从案件中赚到的每一分钱——那可是因三次离婚导致的、付给前妻的生活费和小孩的赡养费啊。由帕克特主持的里杰与前妻的三次成功的离婚案,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糟糕,有人会认为他支持我的怨恨心理。最近,里杰宣称他又要结婚了——第四次娶妻,自然是与他的女秘书成亲。够离奇古怪的是:帕克特第一次向他表示祝贺。 “有人需要亮相了。”事情还没有做,我就抢先说道,“当他从法庭的台阶下来时,我就为他加冕。大街上的人们将会驻足观看,为我鼓掌喝彩。”我感觉到自己义愤填膺。在一年前,我拥有了一切——妻子,两个女儿,一个被我称为家的地方。而今,我的晚餐就在“热鸡翅酒吧”里,我的前院草坪却是一个停车场。 坐在里杰另一侧的基普林格,却对我的说法不买账。“哈里斯,你有一支枪吗?”基普林格的行事风格不像帕克特,更不像里杰或者我的所作所为。在五年时间里,在帕克特两次受理他的离婚案之后,基普林格不是宣称再次结婚,而是打算找来一个他已经怨恨的女人,还要为她买一所房子。 “我会找到一支枪的。”我回答。 “为什么不使用一件你更加熟练的武器呢?也许是三接头的木棍?”这句话是那位肛肠病专家卡拉瑟斯说的,他有过两次离婚,其中一次是悬案——全都由帕克特经办。 “不,我宁愿认为那个武器的名称是一支手枪。”基普林格插话说。 “我喜欢这个主意,我要强迫我的司机死死地碾压那个狗娘养的喉咙,届时卡拉瑟斯就可以拔出——” “你们这些绅士还要喝上另一轮酒吗?”酒吧女管事詹娜问道,她习惯于在这个时刻来到夜晚讨论的人群里,了解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还想要更多的烈酒。 我们都表示还要继续喝。 当詹娜给我送来另一杯马蒂尼酒、给里杰送来格伦莫兰杰酒、给其他两人送来他们点的酒类的时候,话题已经转到了我们无法插上手的别的事件——全球的热点,中东局势,等等。里杰的老酒还原封不动,我却喝了好些马蒂尼了。我正准备离去,里杰的头脑还十分清醒,他亲自驾车送我回到马里奥特公寓酒店的家,并扶着我走回房间。对于整个过程,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次日早晨随后发生的事情还有些印象。 大约在凌晨3点30分——那是我们县里的医事检察官估计的时间,有人用一根三接头铁棍击中了马丁·帕克特的脑袋,当他在镇里的住宅里身穿浴袍和拖鞋打开前门的时候,立即被人杀害了。凶手使用的是我的那根三接头铁棍。 02 警探们花了一周半的工夫,才把案件的蛛丝马迹拼凑起来。在仔细分析了帕克特所有可以想到的夙敌——确实为数甚多——之后,有两个名叫腊斯克和邓恩的警探,终于到我的周围去调查我的情况。他们旁敲侧击地询问,有人告诉他们关于我在酒吧里的所谓恐吓言论。那条线索导致他们弄来一份搜查令,因此他们就可以瞧一瞧在我的袋子里是否丢失了一根高尔夫球棍。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像不大符合法律和规则。按照其程序找到了我后,他们俩竟然在同一部电梯间里跟我对质,做了两张纸的笔录,然后将我上了手铐,把我带到警署。因为我要求见我的律师,他们就把我关进拘留室。腊斯克还对我说,让我挑选一个好日子正式逮捕我,监狱里的午餐有芝士汉堡包和少量饮料。 三个小时以后,里杰在律师探访室里会见我,那间屋子设置了金属网、玻璃窗和牢房专用对讲电话。“你没有给我可以用来办案的全部材料,”里杰说,他像以往一样,衣着打扮无懈可击,穿了一套“布利奥尼”西装,配有一根老式的蓝色领带,在结头下面展示出一种蓝白两色海员般的设计款式。 “我没有料到会被拘捕。”我叹息道,当时我穿了一套橙色的运动服,坐在一个铆接在地板上的冰凉的凳子上。 里杰快速浏览着警方的报告,在扬起眉毛的同时,他大声读了起来:“你有作案动机,而且在公开场合表达了那个动机。你具有作案的机会,而且在现场发现了你的高尔夫球棍。”他发出一声长叹,继续往下读:“然而,在球棍上没有指印。那还不错。你自然会想,你是否愚蠢到了在第一现场给凶手留下那件凶器的地步,你也不会故意把指印痕迹擦干净。” “警察对于帕克特和温迪说了些什么?” “一个字也没有说。他们甚至不会知道那方面的关系——既然他们获得了谋杀的凶器,他们也不打算作更多的调查了。” 他的说法正确。就算是如此推测,也不会使我有更好的感觉。“你看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问道。 “我想,我们只好使这件事看起来你是受到了诬陷,再瞧一瞧我们是否可以把另一个人拉到陪审团面前。” “把另一个人拉到陪审团面前?”我反问道,此刻心里非常愤慨,“我是被诬陷的。”当然,只有两个人有可能作案——基普林格或者卡拉瑟斯,在酒吧里听见我说大话的那两个家伙。我便说,我们必须追查他们。 里杰不同意我的意见,摇摇头说:“没有必要。在上个月凡是与你一起打过高尔夫球的人,都有可能挥动那根球杆。你谈到的用球杆猛击帕克特脑袋的事实,也许只是……一种不幸的巧合。”他在黄色的法律便笺簿里草草记录下一些东西,“别担心,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你会想出什么点子?” “我一直在想。” 他的话并没有给我多少安慰。里杰的高论是诚恳的,而且——也许是公正的。里杰的业务能力出色。在几年前,在所谓的“毒蝇纸谋杀案审判”中,由于他成功地为爱娃·格鲁伯辩护,在全国出了名。格鲁伯夫人在以前三天两头被格鲁伯先生扇耳光,她被指控将杀死害虫的毒剂溶入开水里,灌进了她丈夫的啤酒肚子中。不知怎么的,里杰说服了陪审团,竟然对她自己的招供之词和在日用品商店买毒蝇纸使用的信用卡记录置之不理。打那以后,他就吹嘘说:任何律师都可以为一名无辜的客户代理案件;天赐一个真正的律师担任格鲁伯夫人的辩护人。即便如此,要羡慕一个律师在安全的范围内玩弄花招是一回事,可是当你的脑袋落入圈套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我还要搞清楚一件事。”他说,“你要对最终的决定负责……怎样辩护,是否要做一次交易……不过,由我来作出战略决策。同意吗?” “我同意。” 里杰站了起来,将警方报告塞进他的公文包。“如果原告主动提出要求,我会事先通知你的。” “我不想做任何交易。” “在你没有听清楚是什么内容的时候,可别拒绝对方的提议。我仍然赞成米尔顿·伯利的法律哲学——‘决不要把你的命运寄托在并非足够聪明、能尽到陪审团职责的那十二个人手中。’”里杰按了按传呼铃,让那个看守进来。 我不知道我的代理律师对米尔顿·伯利的引经据典,是否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麻烦。然而,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事实上我的命运已经捏在那十二个人的手中了。那个想法困扰着我,尤其是在那天晚上,我躺在囚室铺位上——在上层铺位,因为我是新入狱的——辗转反侧的时候,一心想着为什么里杰根本没有问过我:是不是我杀害了那个男人。 03 虽然我得到了关在自己家里的监视居住权,但是直到十一个月以后,我的开庭日子还是遥遥无期。每天我都在遭受自己案子形势的折磨。每一次我关心里杰办案的最新进展时,他都会提醒我说——战略决策才是他所关心的事,含糊其辞地说一些套话,比如“我们所处的形势良好”,或者“我要操心一下那件事”。我的焦虑仅仅在于被审判前势不可挡的宣传所触怒,而且我还要被迫忍受律师不可避免的接二连三的奚落(他发言的一个良好开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当审判日期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审判在阿尔图拉斯县法院——建造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幢有古怪艺术装潢的大楼里举行,在门厅里随处可见考究的木工工艺和壁画——那是由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委派的饥饿的艺术家们涂抹而成。这幢大楼年事已高,劳累不堪,准备退休了。主审法官是一位年老的、像枯树树干般的男人——德高望重的哈罗德·菲什拜克。 从那个时刻起,菲什拜克法官首先当庭大声发号施令,我隐约知道有点不对头了。首先是选择陪审团人员的组成。在审判开始前,里杰曾指示我:如果遇到我感觉不佳的陪审员时,要给他发出警报。其中有一个特别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一个神色冷峻的女人,好像是从美国国内收入署退休的职员、叫比·阿瑟的那位,也是我唯一提出异议的人选。我马上传一张字条给里杰,很正式地表示我的不同意。里杰看了一眼那张字条,抬起头来识别令我讨厌的那个陪审员,随后摇了摇头说:“不,不。我们需要那个人。” 接着,在本州案件审理的第一个三天内,他连一个屁都没有放过。当腊斯克——那个给我戴上手铐、指证在现场发现的那根高尔夫球杆就是在我袋子里缺失的东西的时候,他也没有作反驳。当医事检察官扬扬得意地拿出一系列照片,展示帕克特被打坏的脑袋、或者他的尸体躺在前门门廊里、懒汉拖鞋仍然穿在他脚上的时候,里杰没有做任何抗辩。甚至当基普林格出庭为那天晚上在酒吧里的事情作证的时候,里杰都不置一词。每次我问他:为什么他像盆栽植物一样,岿然不动地坐在那儿?他却说:“别担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 我开始琢磨那句话。事实上,当本州公诉人安如泰山之时,我却感到心惊肉跳。对此唯一可以明确解释的事情,就是本州公诉人从未提出过那些律师与客户间会谈的卑鄙细节——正如帕克特与我妻子之间的契约那样。本州公诉人也没有对此查明真相,或者不能证实这一点。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算是目前我在其他令人沮丧的事情中唯一得到的安慰。 我的宽慰却非常短命。里杰为我传唤来的第一个证人,却是最不友好的——我的妻子。 我几乎要窒息。 当我获悉这个消息的时候,温迪高视阔步地穿过法庭的几道门,仿佛与其说她被传唤到庭,还不如说她接到了开庭的通知。瞧瞧她穿着一件露出太多腿部的漂亮的红色连衣裙,佩戴一套讲究的珠宝首饰——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见她穿戴过的;还有修剪得更短的金色头发,也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这一切使她看上去在我们的婚姻存在期间更像是卡梅伦·迪亚兹(卡梅伦·迪亚兹从模特出身,一步步成为荧屏宠儿,作为现今好莱坞身价最高的女影星。她的金发、蓝眼和迷人的身材,吸引了亿万影迷。2008年她主演了喜剧《赌城无记事》)。她看起来真是不错,而且使我心醉神迷——仅仅在一瞬间,我就明白为什么里杰会传唤她出庭作证了。我的意思是,她给“敌对方证人”的条件作了诠释。里杰在干什么呢? 里杰的第一个问题太没有杀伤力了,使我松了一口气。“哈里斯夫人,在你呈交的离婚诉讼状里,只是宣称‘性格差异难以调和’,是这样的吗?” 温迪看了我一眼,随即回答:“是的,说得对。” “你并没有举证任何家庭暴力行为?” “是的。” “从未声称我的客户殴打过你?” “是的。” 那个名叫亚德利的公诉人——一个没有表情的办理民事案件的家伙,似乎大惑不解,站起来说道:“法官阁下,本州公诉人从未宣称哈里斯先生凌辱过他的夫人,这毫不涉及——” 里杰打断了他的发言:“ 法官阁下,本州公诉人的论点是,我的客户具备使用暴力的能力——” “准许。继续往下说,贝默斯先生。” 里杰·贝默斯把他的文件给周围的人传阅。随后,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他转换了程序,与其说是审判,还不如说是游戏似的提出了质疑:“哈里斯夫人,你与帕克特先生同床共枕有多长时间了?”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他的话了。法庭里顿时一片喧哗,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人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纷纷,当然啦——菲什拜克法官尽其所能敲击着法锤,要求恢复秩序。我们考虑的是同一件事。里杰难道疯了?假如我有任何被宣判无罪的机会,他都会像对待一颗葡萄那样——把它碾碎。 正是在此刻,我将前因后果串联在一起了:是里杰杀害了帕克特,然后将我当做替罪羊。 在温迪还没有回答问题之前,我站了起来,试图插入我的反驳,手忙脚乱中打翻了我喝水的玻璃杯。然而,我没来得及提出反驳,菲什拜克法官急忙阻止了我,他先微笑一下,随后摇摇头说:“不,事情并非如此,哈里斯先生。有记录的评判才能作数——不过,我确实明白你的观点了。”他转身对陪审团说:“我看,现在也许是你们这些好人吃中午饭的适宜时候了。”大家纷纷站起来,法警簇拥着那12个人走出法庭,犹如那么多的并不需要的亲戚似的。 在他们都安全地走出屋子以后,菲什拜克法官转过头来对我说:“哈里斯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是的,法官阁下。我要申请本次审判无效,而且我要求取消我的律师代理资格。如果有必要,我将为自己辩护。” “根据什么?” “他杀害了马丁·帕克特。” 菲什拜克法官企图抑制一声咳嗽,在他清了清嗓子以后,说:“有兴趣作详尽说明吗?” 我将自己的论据向法庭作了解释:在我们离开那家酒吧后,里杰偷走了那根高尔夫球杆,随后又主张我如此这般去做,以便他逃脱干系。 “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呢,哈里斯先生?” “大量的动机。帕克特代理的是贝默斯三个前妻的利益,而贝默斯想要再婚。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措施。”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怪异,但是菲什拜克法官似乎认真听取了——连雅德利也如此,他眼下喃喃自语地在对手下的一名代表在说着什么。菲什拜克转身朝里杰问道:“贝默斯先生,你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吗?” 里杰站起来说:“法官阁下,如果我可以跟我的客户在一起待上一会儿,我们就能将此事理顺。这里面恐怕有些误解。” 菲什拜克法官在记录本上草草记下了一些东西。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对审判过程的不满意、要求解雇他们的律师——对于一个犯罪的被告而言,这是不寻常的。他们通常是引证对审判策略的不同意。在长达30年坐在这张长凳上的经历中,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一名被告说‘那是我的律师作的案’。” 里杰举起了他的手,就像课堂里的一个小孩努力引起他的老师的注意一样。 菲什拜克法官挥手制止了他:“按照标准,我不会对一切妄下结论,正如对待我们要呼吸的空气一样。我并非说我现在要……” 他又停顿了一下,将眼镜推上额头,揉揉他的眼睛。 “告诉你们,我将如何去做。你们俩都有时间吃午饭。在吃饭时间结束的时候,倘若还不能解决你们之间的分歧,我们也许需要就此问题开一次听证会。谁知道呢?或许我们在起诉一个不该起诉的人。”他猛地将小木槌往下一敲。 04 在专供律师和客户使用的一间橱柜般大小的会谈室里,我和里杰再次见面了。我怒气冲冲,在我还没有机会说一个字之前,里杰就顺手将他身后的房门关上,堵住了我的出口,说道:“为了我们,不要发火,布鲁斯。” 他手中有球可打。我不得不给他那个球,但仍然表现出似乎有谈判空间的样子。“我脱帽向你致敬了,”我说,“可是你拿着帽子扬长而去。” “你不会真正相信我杀了帕克特,又来诬陷你。” “解释一下,那天晚上你为什么送我回家。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去追查从逻辑上最说得通的那两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嫌疑人——基普林格,或者卡鲁瑟斯。” 里杰摇摇头说:“首先,那两个家伙确实不在犯罪现场。那天晚上,基普林格由于醉酒驾车而被捕,而且在发生谋杀的时候他正在警署里登记备案。卡鲁瑟斯因喝多了酒,躺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不省人事,看门人能证明他整个晚上的情况。这就是最说得通的答辩。” “那么,怎样才能提供给我更好的理由,作为好的答辩词呢?” “陪审团认定取消对你的指控。那才是我们抱有的一切希望。” “你指的是什么?” “使陪审团无视那个证据,不再考虑陪审团先前的指令,而且让他们感到那是显示公正的唯一方式,从而只能选择宣判你无罪。” “你简直是在开玩笑。” “想一想吧。那家伙在和你的老婆睡觉,瓜分你的财产,在所有的律师代理费用里为他自己获取丰厚的份额。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把一切联系在一起来看,凡是有理智的人,包括任何一个陪审团成员都不会认为——像这么一个家伙……他才没有必要去杀一个人呢。” “难道你认为,首先要拿我开刀才行?” “你从未赞成过这一点。” 他说得对。 我抽出一支香烟,将它点燃。在被捕后,我又开始吸烟了,在这幢禁止吸烟的大楼里,我对自己的这种违规行为并不特别在意。当我深深吸了一口香烟之后,便说道:“对于警方的处置不当,有什么说法?” “没有。腊斯克和邓恩待在周围时间太久了,他们一到现场,就发现这是需要高度重视、明确表态的案子,他们按照书本上的规定去处置的。朋友,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错误的辩护,没有种族隔阂,也没有像我与格鲁伯之间的那种家庭式的骂骂咧咧。什么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是马丁·帕克特——一条青草里的蛇,一个夺走了你全部钱财的家伙,在为你的老婆出头主张权利的同时又跟她睡觉,利用她的脆弱占便宜。浑蛋!连陪审团都已经不喜欢他了……他还是个律师啊……看在上帝的面上。”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 “他们将这件事看做律师关心自己的事务。相信我吧。” “那个公诉人或者菲什拜克法官会怎么样?” “雅德利打算告诉陪审团:必须严格对待证据。菲什拜克打算告诉陪审团:必须按照法律行事。然而,陪审团一旦离开大家、进入他们的房间,他们就会着手随心所欲地办案。假如他们认为也许……只是也许……马丁·帕克特是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卑鄙小人,你便清白了。” 尽管有点像在说胡话,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这番话有些道理。 里杰也能明白,他已经说服我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所有那些怪人要与你一决高低,你将计就计乘机翻转局势。”根据里杰说的办法,好比是将我的审判当成一局牌戏,它给我一瞬间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在赌牌一样。 心惊肉跳。 在那个牌局中,你在每一只手上一般都要努力避免黏着任何红桃或者黑桃皇后。如果你摸了一手臭牌——全是高点数的红桃或者黑桃花色,你就采取相反的策略。你不是避免出红桃和皇后的牌,而是等这两种花色出完后,你再扔牌。如果你取得了胜利,那肯定是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达成的。那可是由一只运气很不好的手去完成的一次长距离投篮,是你唯一的出击——他们称之为“向月亮开枪”。 里杰以我的自由为代价,正在进行长距离投篮,然而我的感受却不像他那么舒适。我的双手像一把老虎钳一样,紧紧夹住我的脑袋,坐在那把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思考对策。一方面,里杰杀了那个人造成了满意的感觉。里杰有机会以足够的优势作恶,对于杀害帕克特的事肯定不会带来麻烦——假如他认为可以逃脱干系的话。另一方面,他相当自负地认为,通过说服陪审团使他们相信,受害者是咎由自取,从而可以得到一个宣判无罪的结果。 “这么做如何?”里杰说,“退回到你仍然穿着橙色运动衫的时候,除了我作战略决策外,我们赞成你所有的最终决定。如果你患了妄想狂,你就会认为是我策划杀害帕克特,并将你留作替罪羊,那么你就说那句话。否则,我将会找到出路,让菲什拜克宣布那是一场错误的审判,接受它的后果。” 这是我的出路,我愿意接受。 “不过在你行动之前,”里杰补充道,“我想让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真的以为,在警察发现你的高尔夫球杆插入帕克特的头颅后,会有任何律师能够使你逃脱干系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马上分道扬镳,毫无难过的感觉。” 他拿住了我的要害。我感觉自己就像在《肮脏的哈里》(指1971年拍摄的同名美国犯罪惊悚影片。由好莱坞著名男影星克林特·伊斯伍德领衔主演,他扮演旧金山警察局的督察官哈里·卡拉汉)中的那个小流氓,在寻思克林特·伊斯伍德是开了五枪、还是开了六枪。不管怎么说,里杰都算是个出色的律师——只要去问问格鲁伯太太就知道了。她承认杀害了她的丈夫,而且现在还在花费以其丈夫的性命为代价的保险单上的钱财。我正在与我认识的妖魔同行。 05 我三心二意地听着判决前辩论总结的剩余部分。我的大脑过于麻木,无法使思想集中。真的如他承诺的那样,里杰按照他说过的方法将论点铺陈出来:帕克特是个恶棍,瓜分其他人的财产,为自己敛财,还跟别人的老婆睡觉。雅德利却指责陪审团,说全部证据都证明我杀害了一个人。菲什拜克法官也指责陪审团,说他们必须按照法律来审判。其实关系都不大了。要么有位陪审团成员站出来说是帕克特惹火烧身,要么他们三缄其口就行了。 当我观察着他们将法庭辩论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在琢磨——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在动脑筋——处于首要地位的是,如果我还没有对自己失败的婚姻谴责马丁·帕克特的话,是否会一直陷于这种困境。 审议的过程很快。仅仅七个小时后,他们就作出了裁定。我看着他们走出那个小房间,神色庄重地手持一份文件,没有一个人正眼瞧我,而是环顾四周。最后就座的那个人,她的名字叫比·阿瑟,是作为陪审团发言人现身的。里杰最好要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偷眼望过去,他看上去脸色苍白——情况看来不妙。 法官问她,陪审团是否有了裁决意见。她回答说,已经有了。她瞟了我一眼,露出一丝微笑,她首先宣布说:“无罪。” 打那时起,我能回忆起来的情况就不太多了。当然啦,那地方顿时一片狂乱的景象。花费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方能辨别出法庭里的情况,因为成群结队的人们涌到隔离桌前面。我感觉仿佛有人托着我的后背,将我抬出了一具棺材一样——里杰鬼使神差地做成了这件事。我终于成为自由人。 在一个小时后,我终于获得机会在与法庭毗连的一个地下室车库里,跟里杰单独交谈。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后,法警允许我们使用法官的专用电梯,以躲避媒体的追踪。当我对于这个结局想要刨根问底的时候,里杰已经坐进了他的雷克萨斯高级轿车,发动了引擎。对于怀疑他的态度,我表示了歉意,我又重提了那次我们在牢房里的谈话,意欲对他自高自大的情绪泼点冷水。“退回到一切发生的开端,”我说,“当时你给我提出了一些糟糕的建议。” “你对此有何估量?”他问。 “你对我说——决不要把你的命运寄托在并非足够聪明、能尽到陪审团职责的那十二个人手中。” “你没有那样做。”他说,“你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一个足够聪明、能使你摆脱一宗谋杀案的律师手中。”里杰·贝默斯将汽车开上坡道,驶出了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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