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谋杀案》作者：【美】大卫•柯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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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波兰共和国西南角，流经中欧的奥得河在此形成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水湾，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人迹罕至，岸上杂草丛生，高耸的松树和橡树遮天盖地。水湾处栖息了丰富的河鲈、梭子鱼和太阳鱼，渔民偶尔来此捕鱼。2000年12月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三个渔民结伴来水湾打鱼，突然发现河面上有漂浮物，起先以为是腐烂的原木，用鱼竿拉拢一看，竟然看见头发，再看，原来是一具死尸。

　　警察闻讯赶到现场，把尸体打捞上岸。死者的颈部套有绳圈，双手反绑在身后；绳索明显有割断的痕迹，手上的绳子和脖子上的相连，像一只翻过来的摇篮，非常痛苦的姿势，由于死者的挣扎，导致脖子上的绳圈勒痕很深，这无疑是谋杀。

　　死者穿运动衫和内衣裤，有被击打的痕迹。病理学家发现死者胃里没有食物，这表明死前很多天没有进食。起先警方认为他是被勒死后抛到水里，但尸检时发现肺部有液体，系溺水的特征，这说明受害者被抛入水里时依然是活着的。

　　受害者系男性，高个儿、长黑头发、蓝眼睛，似乎和某个失踪商人的外貌相像。后据调查得知，死者名叫达瑞兹·亚尼塞夫斯基，住弗罗兹瓦夫市，离打捞现场九十六公里。一个月前，其妻曾向警方报告了丈夫的失踪，他最后一次现身是11月3日。他经营一家小型广告公司，坐落在弗罗兹瓦夫市中心。警方本想通知其妻子前来辨认尸体，但她心神错乱以至于无法出席。最后，亚尼塞夫斯基的母亲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飘逸的长发以及胸前的胎记明确无误。

　　警方立即立案调查。戴呼吸器的潜水员在寒冷的水下寻找痕迹物证；现场勘查技术人员梳理岸边树林；警员走访周围的渔民；广告公司的业务往来和债务情况也被列入调查范围。亚尼塞夫斯基和妻子结婚八年，中间经历过感情危机，但是后来和好如初，还计划收养一个孩子。他没有债务，没有明面上的仇人，没有违法犯罪记录。走访对象大都称他是一个翩翩君子，爱好弹吉他。

　　“他不是那种喜欢挑衅的类型，不会伤害任何人。”他妻子描述道。

　　六个月的调查毫无进展，因“无法找到适合的嫌疑人”，案件不得不暂时封存，波兰的新闻媒体称这是一起“天衣无缝的犯罪”。

　　亚尼塞夫斯基的家人在水湾处的橡树上挂十字架，祝愿他早日安息！

　　02

　　20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三十八岁的警官杰克·弗洛布莱夫斯基打开档案柜，拿出一个封皮上写有“亚尼塞夫斯基”的档案袋，此时大部分警员都准备下班回家。弗洛布莱夫斯基有个习惯，喜欢单独待在办公室做事。

　　亚尼塞夫斯基的案子是最近由下面的一个分局转过来的，这个案子是三年前发生的，当时市局和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都毫无进展，于是不得不解散调查小组，待后处置。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身材高大、大腹便便、行动迟缓，与粗犷的外表相反，他性情和善、容易接近、没有侵略性。他十九岁就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做过市政府杂工、修锁匠、士兵、机场技工……1994年正式开始警察生涯，从此便找到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他利用业余时间在一所大学旁听心理学课程，以期了解犯罪分子的心理活动，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在抓捕第一个杀人犯以后，他在办公室墙上挂了一个山羊角作纪念。在波兰语中，弗洛布莱夫是“麻雀”的意思，英语中麻雀的发音是斯巴鲁，于是他被同事戏称为杰克·斯巴鲁——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就叫这个名字。

　　杰克·弗洛布莱夫斯基早就听说过这起谋杀案，但是不清楚细节，本案的很多线索都隐藏在原始的档案之中。他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研读病理学家的检验报告、现场照片和勘查笔录，案情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残暴，诠释着一个或者多个凶手对亚尼塞夫斯基有着刻骨仇恨。另一方面，从受害者身上的衣着情况来看，说明他被人强行脱衣，受到人格侮辱。依据受害者妻子的说法，他通常随身携带银行卡，案发后，没有发生银行卡被盗用的现象，这说明不是侵财案件。

　　分局的调查材料中有很多口供，其中受害者母亲提供的信息最多，她在儿子的广告公司里面担任簿记员。案发的那天上午九点左右，有个男子打电话来找亚尼塞夫斯基，口气显得很急，大意是急需三块大号招牌，特别大的那种，其中有一块必须要达到路边广告牌那么大，具体细节只能跟亚尼塞夫斯基面谈。她告诉他说亚尼塞夫斯基不在，请他直接拨打手机，并提供了儿子的手机号码。他没有透露自己的信息，她也记不起来他的声音，只是有点儿印象，这个人的声音非常好听；通话过程中，能听见背景音里有隐约的鸣笛声。后来儿子回到公司，她问是不是有客户呼叫了他的手机，他答确实有人要定做广告牌，并约好下午面谈。

　　依据广告公司所在大楼的前台接待员介绍，亚尼塞夫斯基是在下午四点左右离开的，当时他的标致牌汽车就停在停车场，但是他没有开车外出，这有点儿不正常。前台接待员是最后一个看见亚尼塞夫斯基活着的人。

　　查询电话呼入记录，发现电话来自一街头公用电话亭，难怪背景音有很多汽车鸣笛声。记录还显示，呼叫广告公司座机的电话结束后不到一分钟，这部公用电话又拨打了受害者的手机。尽管这个打电话的人非常可疑，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个人就是嫌疑人，何况本案到底有多少犯罪嫌疑人还是个未知数。受害者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约九十公斤，要把他绑起来并作相应的处理，单人作案难度很大。前台接待员说过，亚尼塞夫斯基离开时，好像有两个人尾随，但也不是很肯定。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断定，这起绑架杀人案系精心策划，密谋已久，案犯对受害者的生意及行为方式比较了解，采用谈生意的方法把受害者引走，乘汽车的可能性很大。

　　几个小时过去了，卷宗里没有发现什么其他明显的线索。此后的几天，他不停地拿出案件档案研读，有一个疑问，就是案卷里没有提到受害者手机的去向。弗洛布莱夫斯基天真地想，能不能追踪这部手机——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波兰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盟国家，经济水平也跟不上，警察更多的是凭借经验和过期的技术来追踪手机和电脑方面的犯罪。但是，弗洛布莱夫斯基是一个非常爱好钻研的人，他一直关心这方面的知识，刚好技侦部门新近聘用了一名通信技术专家。虽然自受害者失踪后手机就没有出现过，但是手机出厂时都有一个序列号，具有唯一性。在受害者妻子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购买这部手机的发票、保修卡以及说明书，从中发现了序列号。令人无限惊讶的是，这个序列号的手机竟然出现在波兰最大的网络拍卖公司——Allegro网站上，在受害者失踪后第四天上架并售出，卖主的注册用户名是克里斯·B，因为涉及付款问题，有些资料必须要如实填写，经查系三十岁的波兰作家克里斯迪安·巴拉所有。

　　难以置信，一个设计得如此完美的杀人案，让警方无从下手，其背后的案犯应该是非常老到而且心思缜密，怎么会把受害者的手机上网拍卖呢？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认为有几种可能：一、作家巴拉从旧手机市场购得；二、从不知名人士手上购买或是受赠得到；三、在街头捡到也不无可能。总之，著名作家巴拉的嫌疑应该不大，他三年前就去了国外，没有机会面谈。经了解得知，他最近发表了一本小说《杀人狂》，弗洛布莱夫斯基立即来了兴趣，到书店买了一本。封面上的图案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山羊油画，这是古时候魔鬼的象征。与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米歇尔·威勒贝的风格相近，《杀人狂》的内容也有虐待、色情和恐怖描写，书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叫克里斯的无聊波兰作家，小说是以他的口吻叙述整个故事，他在不思考的时候有两个嗜好——酗酒和做爱。

　　弗洛布莱夫斯基平素喜欢阅读历史书籍，《杀人狂》的内容让他非常震撼，情调堕落，强烈反教会；详细描写克里斯杀害女情人的过程，而且杀人没有任何原因；由于设计精巧，克里斯躲过了警方的调查。随着阅读的深入，弗洛布莱夫斯基大吃一惊——文中写道：“我拉紧套在她脖子上的绳圈。”还有，杀手的名字叫克里斯，正是本书作者克里斯迪安·巴拉的简称。这本书着实有趣，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决定详细研读这本小说。

　　03

　　四年前的一天，即1999年春，克里斯迪安·巴拉独自坐在咖啡屋，准备接受一个纪录片的剧本创作，片名是《年轻的钱》，描述新一代波兰商人突然进入资本系统产生的各种怪象。巴拉穿商人三件套装，但看上去更像是多愁善感的诗人，不像商人。此时他才二十六岁，黑色幽深的眼睛、浓厚的棕色卷发、身材高挑，人送外号“情圣”；他连续不断地吸烟，总是以哲学家的口吻来说话。1992年至1997年在弗罗兹瓦夫大学读哲学本科，考试的前夜，同学们都在埋头苦背，可是他却外出寻欢作乐、彻夜不归，第二天一早直接进入考场，然而总能拿到班上最高分。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无穷的追求欲望，无尽的反抗意念。

　　1995年他和高中时代的同学丝塔茜结婚；1997年生下儿子卡斯帕尔；2000年，他经营的洗涤公司破产，同时婚姻破裂。用丝塔茜的话来说，是因为“女人”离婚——他在外面滥交女人。离婚后他变得沮丧，离开波兰到美国游荡，后到亚洲教英语和有氧潜水。

　　《杀人狂》的风格和结构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中衍生而来，支持“真理是虚幻”的理论：什么是小说？不管怎么说，小说就是说谎，是神秘的创造。他的小说经常暗示读者，主人公的所作所为都是受其他小说影响而致。

　　2002年克里斯迪安·巴拉写完《杀人狂》，文中主角克里斯的经历和他本人非常类似，其目的是有意模糊作者和角色之间的界限。他选取其中一段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和网友探讨主角的心理状态。有网友问：“许多作家，比如说海德，喜欢在小说中暴露自身灵魂的黑暗面，请问你赞同这个观点吗？”巴拉留言作答：“哈哈，我知道你的言下之意，我不作评论，免得大家误解。”

　　波兰的图书经销商大量采购《杀人狂》，理由是里面的内容惊世骇俗，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必须得摆放在书架的最高层，以免让孩子们看见。网上也有不少网友支持这本书，甚至留言评论：麻痹了现实、俗不可耐、充斥着妄想与狂热。但是更多的网友称这本小说不具任何文学性。

　　04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在小说中作了一些标记，比如女情人被杀的情节和现实中广告公司经理亚尼塞夫斯基被杀的情形惊人地相似，只不过性别不同而已。两人死法都是被绳索套住脖子造成窒息，不过女情人还被主角克里斯用日本刀刺了一刀。之后克里斯说，他把这把刀放在拍卖网站出售，这又和现实中手机被拍卖的细节如出一辙。这些都纯属巧合吗？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迅即向警队报告了自己的发现，每名队员立即开始阅读《杀人狂》，并分工对每章进行研判，极力从中发现新的线索。同时把作家克里斯迪安·巴拉列为杀害亚尼塞夫斯基经理的头号嫌疑人。由于巴拉居住国外，只能等他回国再作处置。就目前的证据来看，波兰警方不可能要求引渡，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察甚至不敢走访他的家人和朋友。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在记事卡片上记载：一、巴拉和他的小说主角克里斯同为哲学爱好者；二、都被妻子抛弃；三、巴拉的洗涤公司破产，主角克里斯的电台破产；四、喜欢周游世界；五，酗酒和滥交。

　　弗洛布莱夫斯基走访了与巴拉不太来往的酒友帕维尔，后者说起一段真实的故事：“有一天巴拉半夜来找我，手里提着一瓶酒，我们开始饮酒，一直喝到了天蒙蒙亮。酒喝完了，我们又去店里买酒，回来时经过一座教堂，就在这里我们做下了一桩蠢事。”

　　“什么蠢事？”

　　“走进教堂，看见圣安东尼雕像，我们竟然拿走了圣像。”

　　“为什么呢？”

　　“当时只为了多一个人喝酒！此后我们就变得疯狂了。”

　　这个故事让警官有了新的发现，因为在小说里，主角克里斯被捕时也正在圣安东尼雕像旁边喝酒，还在和雕像聊天：“有人威胁抓我进监狱，实在无语……”

　　警方把《杀人狂》称为犯罪“路线图”，并请心理学家研究主角克里斯的心理状态，试图找到和作者巴拉的联系。心理学家研读小说以后，写道：“小说人物克里斯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高智商的人，他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生活在幻想之中，内心充满残暴的虐待欲望；待人没有诚意，总认为其他人智力低下，应该处在他的掌控之中，以满足他的私欲。”心理学家承认作者和主角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但是也告诫警方，仅凭其作品作为定罪的依据有点儿勉强。

　　弗洛布莱夫斯基也知道凭一本小说很难说服陪审团，目前能够把作家巴拉和受害者联系起来的只有手机。2002年1月，警方在波兰电视台法制节目中，公布了亚尼塞夫斯基被杀一案的最新调查结果，征求有价值的线索；同时还在警察局“997”（译者注：类似于中国的“110”）网站上详细刊登了案件的经过，寻求全世界网友的帮助。大量的网民访问了网页，包括日本、韩国、美国的网友，但是尚没有提供一条有效的线索。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想，巴拉在Allegro网站上用克里斯·B的用户名卖手机，那么他还卖过其他东西吗？一查又有了新的发现：2000年10月17日，也就是谋杀案发生前一个月，他在Allegro网上收藏过警用手册《事故死亡、自杀、犯罪绞杀》一书，该书介绍了意外事故死亡、自杀死亡和遭遇犯罪勒杀三者之间的区别，并着重介绍了被勒杀和自己上吊之间的显著不同，以及常见犯罪绞杀的种类；虽然他没有拍下这本书，但是不排除从其他途径获得，不管怎么说，起码知道他正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巴拉一直在国外，靠着为旅游杂志写游记、教英语、教有氧潜水来谋生。2005年，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岛旅游时发电子邮件给朋友：“我从天堂写信给你，即将回国。”

　　终于，这年的秋天，巴拉回国。

　　05

　　“大概是下午两点半的样子，我刚从科伊诺夫市药店出来，突然遭到三个男子的袭击。”巴拉事后叙述2005年9月5日他刚回到家乡时的情景，“其中一人扭住我的手臂，另一人卡住我的脖子不让我喊叫，第三个则从背后铐住我的双臂。”袭击者高大结实，短发近乎光头，没有亮明身份，直接把他拖进墨绿色的汽车里，并在他头上套了一个黑塑料袋，把他面朝下按在底板上。接着听见其中一人打手机：“嗨，老板，我们抓到了！噢，是的，他还活着，下一步怎么办？去约会地点？钱呢？今天可以拿到钱吗？”

　　巴拉这才反应过来，估计有人认为他在国外工作，又发表小说，可能很有钱，绑架他是为了赎金，于是他尽力解释自己没有钱，但招来的是更多的拳打脚踢。

　　后来车终于停下来，好像是来到了树林里，突然有人说就在这里把他埋了。正在他感觉末日来临之时，车又开了起来。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车停下来，他被拖下车，扯进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有人脱了他的外衣开始问话。到了这个时候巴拉才知道自己是被警察扣押，主审的是一个叫“杰克·斯巴鲁”的警官——竟然和电影《加勒比海盗》主角同名。

　　06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声明，他们从没有使用暴力，一切都是依法按程序办事。他们在药店逮捕巴拉，然后直接带到市局总部。讯问室的墙壁上特意挂着山羊角——和小说《杀人狂》的封面图案很像，用来制造某种气氛。巴拉表现得很沉稳，一直保持着学者风度。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先是从谋杀案的外围谈起，以便了解巴拉的生意状况和社交关系，并隐藏警方已知的线索，掌握谈话主动权。但是最后不得不进行试探性的谈话时，巴拉迷惑不解地直视警察：“我不认识亚尼塞夫斯基，更不知道什么谋杀案。”

　　弗洛布莱夫斯基用《杀人狂》中的数个细节挤兑巴拉，后者却惊讶不已，反驳道：“真是白痴，竟然把这本小说当成了我的文学自传，感谢你们这么热衷于我的小说。”当警方提到几个小说情节和他的真实行为惊人一致时，巴拉说这说明不了什么，他确实从自己的经历中攫取数个片段写进小说，但这是作家写作时经常用到的手法，难道凭此就可以定罪吗？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决定拿出决定性的证据——手机，问巴拉是怎么搞到死者的手机的。巴拉毫不迟疑地回答，记不清楚了，毕竟是五年前的事情，或许是从哪个旧货店买的，因为他经常在旧货店和当铺买东西。

　　征求巴拉意见时，他同意接受测谎仪测试。弗洛布莱夫斯基为技术员列出了几个要问巴拉的问题：

　　受害者亚尼塞夫斯基死亡之前，你知道他会死吗？

　　是你杀害了亚尼塞夫斯基吗？

　　那么你知道谁是凶手吗？

　　你认识受害者亚尼塞夫斯基吗？

　　亚尼塞夫斯基被绑架时，你在什么地方？

　　巴拉并没有回答全部问题，他定时放慢呼吸、就像有氧潜水一样。测谎技术员怀疑他在控制呼吸、平稳心跳来对抗测谎仪，一看就是有说谎的嫌疑，但是测试结果难以确定，无法推论说谎与否。

　　按照波兰的法律规定，嫌疑人接受盘问四十八小时内，执法部门必须向法官出示相关证据以确定能不能起诉嫌疑人，否则必须立即释放。目前的证据缺乏说服力，警方只能以受害者的手机被巴拉非法占有作为证据，但是巴拉已经作出解释，警方无法否认他的说法。另外，测谎仪的测试结果也不能作出结论，又没有找到巴拉的杀人动机和认罪口供，无奈只能起诉巴拉倒卖来历不明的手机，以及轻微商业行贿——这是讯问得来的口供。这些不足以把他判刑入狱，只能是扣押他的护照，限制出境，但他仍是自由的。

　　花了两年的时间研究这起谋杀案，读了无数遍的《杀人狂》，到头来竟然是这样的结果，弗洛布莱夫斯基无言以对，但是他没有灰心。翻阅着巴拉的护照，发现上面有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签证，记录了巴拉进出这些国家的具体日期。他记得在警察局“997”的网站上记录着浏览者的IP地址，其中就有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网友浏览。为什么那么远的国家的网友会关注波兰的一起普通谋杀案？他把这些国家的网友浏览网页的时间列出来，再和巴拉进出这些国家的时间进行对比，竟然是一致的，这不得不令人怀疑。

　　07

　　与此同时，巴拉名声大噪，备受关注。他向政府当局递交了申诉状，状告弗洛布莱夫斯基绑架和刑讯逼供。针对警方调查方式的不满情绪在社会上涌现，巴拉的女友——丹妮丝领头组成了一个维权委员会，为巴拉争取合法权益。她是美国戏剧导演，2001年在波兰留学时认识了巴拉，后来他们结伴游历美国和韩国。她在网上呼吁网友支持巴拉，并发帖说：“哲理小说《杀人狂》的作者，语言比较强悍，隐喻的修辞用得较多，与生活有部分联系。这可能和波兰的传统相冲突，于是便遭到警方的严刑拷打，并以其小说中的情节作为证据指证他犯罪。”

　　案件引起了波兰冤假错案申诉委员会的重视。不久，波兰司法部接到大量来信，其中有人写道：“依据《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巴拉先生有言论自由……我们强烈要求立即彻底调查巴拉先生被绑架和虐待的行为，有关责任人应该被押上法庭。”

　　巴拉的英语水平很高，他在维权论坛上发帖：“自2005年9月13日，我就被‘监视’了，我一定会抗争到底。”第二天，他又发帖：“弗洛布莱夫斯基和警察毁了我的家，我在家里不敢大声讲话，不敢上网，不敢打电话；母亲只能靠药片保持平静，否则会发疯；老父亲每天吸五十支烟，我每天要三包；我们每天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狗一叫就把我们惊醒，担心又是警察来抓人，太恐怖了！”

　　波兰政府立即插手调查，2006年年初，政府官网上发布公告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警察对巴拉采取了绑架和虐待的行为，一切纯属申诉人虚构。

　　08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日思夜想着这起绑架杀人案，脑海中始终想着小说中的一个谜语，他相信，找到谜底对案件突破非常关键。小说里有人问克里斯：“在盲人群里，那个独眼者是谁？”这句话引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学者——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伊拉斯默斯的作品，原著里面是这样回答的：“在盲人国里，那个独眼男子是国王。”警官想，小说《杀人狂》里面没有正面作答，那么在小说里，谁是独眼者呢？谁又是盲人呢？在小说的最后一行，克里斯好像突然找到了谜底，他说：“是盲目的嫉妒杀了人。”这句话缺乏上下文之间的关联，让人不知所云。

　　假设巴拉是杀害亚尼塞夫斯基的凶手，如果照搬《杀人狂》，那么他们就应该是同性恋，因为小说主角克里斯就亲口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曾经打算用绳子勒死男伴侣，然后凿开冰面把伴侣扔进去，这是不是杀人动机？但是，把小说主角的行为全部搬到作者身上，总有点儿牵强附会，何况还没有听说过受害者亚尼塞夫斯基是同性恋者。

　　还有一种假设，谋杀是巴拉扭曲哲学的爆发，他也是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前辈、世界十大最高智商者之一、芝加哥法学院学生纳森·利奥波德和其同学理查德·洛布于1924年5月21日绑架并杀害了一个十四岁的邻家孩子，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智力能够干成一桩“天衣无缝的谋杀”而不被侦破，成为“超人”，因为他们狂热地崇拜尼采的“超人”学说。其代理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在辩论的时候说：“崇拜尼采的哲学并付诸实践，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这难道有错吗？”后来两个“超人”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只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一事件被改编成戏剧，1948年还被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拍成电影。

　　《杀人狂》中，克里斯就经常以“后现代超人”自居，难道这是巴拉的杀人动机？

　　由于现在不怕惊动巴拉，警方开始正面接触他的朋友和亲人。朋友圈对巴拉的评价很高，其中一个前女友评论他是“聪明有趣的男人”，同事说他“好盘根问底、容易相处且风趣幽默”。

　　随着调查的深入，巴拉的阴暗面也浮现出来。1999年至2000年，巴拉的事业和婚姻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有朋友说：“他好像脱下了伪装，暴露了原形，行为粗陋。”巴拉的保姆说他开始殴打妻子丝塔茜，经常怀疑她在外面有野男人，欺骗他。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亚尼塞夫斯基谋杀案。

　　2000年离婚后，巴拉依然控制着妻子丝塔茜，有一次他怀疑吧台服务员在勾引丝塔茜，便大喊大叫，几近失控，当时还扬言要对付吧台服务员，警告对方注意点儿，自己“已经处置了一个家伙”，说这句话的时间刚好是亚尼塞夫斯基的尸体被发现后的一个星期。

　　在努力寻找杀人动机的同时，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和技术人员再次追踪两个从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电话：一个电话是打进受害者办公室的座机，另一个是打进受害者的手机，就是这两个可疑电话打出后不久，亚尼塞夫斯基失踪了。公用电话显示，两个电话是经同一张电话卡打出的。电话公司在每张电话卡里面都设计了特定的号码，通过努力，终于在电话计费系统中找到了这张卡的号码，同时还还原出了这张电话卡的所有呼出记录。警方发现三个月内，共有三十二个呼出电话，呼叫对象中包括巴拉的父母亲、女朋友、男朋友、生意伙伴等，这个结果让大家感觉既是意料之中，又惊讶不已。

　　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终于松了一口气，“真相终于清楚了，越来越清楚。”

　　走访中又有了新的突破，调查结果能够把受害者和嫌疑人联系在一起。嫌疑人前妻丝塔茜的女友——玛格丽特女士向警方反映，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她和丝塔茜去疯马夜总会玩，跳舞的时候，她看见丝塔茜和一个长头发、亮蓝色眼睛的男子在交谈，她认出这个男子就是后来的受害者亚尼塞夫斯基。

　　最后要找的人就是丝塔茜了。不料她断然拒绝接受询问，她害怕前夫，也担心儿子长大以后会指责她出卖了父亲。但弗洛布莱夫斯基并没有放弃，他带来《杀人狂》，向她介绍书中的很多情节，并告诉她，这是他离婚后写的书，里面应该有她的影子。丝塔茜认认真真地阅读了一遍，发现主角克里斯的妻子索尼娅完全就是自己的化身，她终于愤怒了，答应配合警方工作。

　　丝塔茜承认在疯马夜总会认识了受害者亚尼塞夫斯基，当时她在吧台点炸薯条，刚好他也在吧台前等炸薯条，于是两人搭上了话，整个晚上两人都在一起聊天，亚尼塞夫斯基还给了她电话号码。此后他们多次约会，并发展到去宾馆开房，但是进入房间后，亚尼塞夫斯基承认自己有妻子，不想破坏婚姻，她知道后立马离开了，没有发生性关系。她说她经历过被丈夫背叛，不想让其他妻子因为她而被丈夫抛弃。此后，因为亚尼塞夫斯基没有离婚的决心，两人就很少来往了，再后来就彻底断绝了关系。

　　他们开房后的数天，巴拉突然出现在丝塔茜的家里，逼着她承认和亚尼塞夫斯基发生过性关系。他当时酒气熏天、脾气暴躁，踹开门后便对她实施殴打。他说他请了私人侦探跟踪她，妻子的所作所为全部清楚，甚至知道哪个宾馆、哪个房间；他还说去过亚尼塞夫斯基的办公室，警告过他。

　　过后听说亚尼塞夫斯基被害，丝塔茜问巴拉是不是他作的案，他矢口否认。她认为前夫虽然脾气暴躁，但还没有到杀人的地步，就没有再关注亚尼塞夫斯基的事情了。

　　至此，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终于搞懂了《杀人狂》最后一行写的“是盲目的嫉妒杀了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了。

　　09

　　2007年1月22日，法庭对巴拉公开审理，市民蜂拥旁听。有哲学界人士激烈争论后现代主义的得失；有年轻律师急于了解警方最新的探案方法和技巧，并一一记录下来。

　　“谋杀在二十一世纪不算什么大新闻，但是把自己的谋杀行为作为素材写进自己的小说里发表，那就是头版新闻了。”波兰新闻报纸大幅标题报道。

　　主审法官吕蒂娅端坐在白色的波兰鹰旗帜下面，依法和另一名法官以及其他三名普通市民组成合议庭，行使陪审团的职责。控辩双方在两侧质朴的木头长桌后坐下，面对面；检察官的旁边是受害者亚尼塞夫斯基的遗孀和父母亲，母亲手中端着受害者的照片；观众席上挤了很多人，最后一排有个忧愁的老妇人，看上去非常虚弱，她就是巴拉的母亲；巴拉的父亲因为太过痛苦，没有前来旁听。

　　法庭大厅的正中摆放着一个铁笼子，三米高、六米长，类似于动物园的笼子，用粗铁棍焊牢。笼子里那个站得笔直的人正是作家克里斯迪安·巴拉，他平静地面对人群，同时还要面对有可能是二十五年监禁的判决。

　　通常来说，审讯就是还原事实真相的过程。然而正如著名法学家珍妮特·马尔科姆所说：“庭审是控辩双方激烈的争斗，谁说的故事更符合证据的规则，那么他就会赢。”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官把《杀人狂》中的主角克里斯视为其作者巴拉的第二自我、个性的另一面的展现，是堕落的心理享乐主义者因缺乏世间的道德观念、出于妒恨而杀人。

　　检察官出具了从巴拉电脑上拷出的文档，这台电脑是警方突袭巴拉父母亲的房子后找到的，开机密码是“杀人狂”。在这份文档里，巴拉用图形的方式列举了他的性伴侣，共有七十个女人之多，包括前妻丝塔茜；表姐，离婚女，丰满；朋友的母亲，描述为“年老但是有风韵”；一个俄罗斯妓女，车震……

　　检察官出示了巴拉写给丝塔茜的e-mail，里面有一句：“亲爱的，性交不是生活的全部。”在小说《杀人狂》里，克里斯就多次说过：“性交不是世界的末日。”经心理学家鉴定，该书的创作艺术和作者的人品相近。

　　庭审过程中，巴拉平静地坐在笼子里，不停地记录着什么，不时地看看人群。按照波兰的法律，被告可以直接向证人问话。巴拉很享受这种问话，他大量引用法国解构主义领袖雅克·德里达的理论：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秩序、社会秩序、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以及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创造更为合理的新秩序。

　　其中一个女友作证，有一次巴拉醉酒后来到她的阳台，好像随时都要自杀。巴拉责问她是不是模糊了概念，是不是误用了“自杀”这个词。

　　随着庭审的进行，不利于巴拉的证据接踵而至。后现代主义者听上去很像经验主义者，巴拉一再强调没有人看见过他绑架、杀人、抛尸，甚至没有人见过他和死者亚尼塞夫斯基在一起待过。检察官是在凭想象办案，把一个主观臆造的故事来现实化，完全不尊重他的人身权利。巴拉的辩护律师再三强调，社会舆论是被警方和新闻媒体错误引导，以“小说情节”来证明作者的罪行，荒谬至极——试看报纸杂志的标题：“真相竟然比小说离奇”、“谋杀，他的作品”。

　　巴拉一直都没有松口：“我坚信法庭会作出正确的判决，当庭释放我。”

　　弗洛布莱夫斯基已经被提拔为巡官，也出席了庭审，他说：“尽管我肯定巴拉实施了犯罪，但还是期待得到法庭的认同。”

　　陪审团休庭商议，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不久吕蒂娅法官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巴拉站得笔直，大家清楚地听见法官吐出两个字：“有罪！”

　　10

　　弗罗兹瓦夫市的监狱用的是煤渣空心砖，系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从很狭小的窗口塞进通行证，听到一个空旷干巴的声音叫我在门口等。一会儿，铁门被慢慢拉开，警卫人员站在门口，刺刀闪闪发光。铁门在我身后应声关闭，全身检查后，我被引领经过几个连锁的阴暗潮湿的通道，来到一个小会见室，里面摆有肮脏的木头桌椅。波兰的监狱条件比较差，人满为患，经常是七个人挤一间拘室。2004年，弗罗兹瓦夫市的监狱爆发羁押人员绝食运动，抗议拘室拥挤、食物差劣、缺乏医疗条件等；监狱暴力同样突出，就在几天前，一名来访者还在会见室中被囚犯刺死。

　　会见室的一角，一个身材修长、面相英俊的男子，戴金丝边眼镜，穿T恤衫——上面印有“威斯康星大学”的字样，坐在那里静心看书，俨然一名美国来的学者，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他就是波兰著名作家克里斯迪安·巴拉。他起身和我握手，彬彬有礼。“很高兴你能来看我，这完全是一场闹剧，就像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作品里面的荒诞离奇的异化世界。”

　　他的两颊憔悴，眼带黑圈，额前的头发竖起杂乱，有用手插过的痕迹。“我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仅仅是因为写了一本书，就一本书！荒谬！狗屁！请原谅我的用词，但这是事实。我的故事和萨曼·拉什迪类似，他是因为写了一本《撒旦诗篇》而遭到追杀。”

　　说话时他把手中的书放在桌面上——一本破旧的《杀人狂》。我问他那些对他不利的证据，比如手机、电话卡等怎么解释。他顿时显得有点儿含糊其辞，脸色阴沉，“电话卡不是我的，有人在设套，我不知道是谁，但是一直在算计我。”说到这里，他握住我的手，“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们设计好了，强行把我拉进圈套。”

　　他说庭审时的证据明显相互矛盾，比如说法医检验时说亚尼塞夫斯基死于溺水，但是另一份报告里说是勒死的；主审法官也纳闷到底是一人作案还是团伙作案。他已经提起上诉。

　　当我问到小说《杀人狂》，巴拉的兴致迅即高涨起来。“小说的主题不是我的意志，我不是反女权主义者，不是沙文主义者，不是冷酷无情，小说主角克里斯是我想象中的反面英雄角色，请把这个记下来。”

　　11

　　在庭审中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答案的是：一个人实施了谋杀，然后把这个写成小说发表，以方便警察来抓他，可能吗？《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再聪明的罪犯都有犯错的时候。

　　有人怀疑巴拉本人根本就期待被抓，以求解脱心理的沉重负担。在《杀人狂》里，克里斯的犯罪感让他感到良心不安，时常有解脱的冲动。弗洛布莱夫斯基警官说，这本小说可以看成是巴拉的供词，巴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不朽之作，于是不惜以身试法。在法庭上，受害者的妻子要求新闻媒体不要称巴拉是作家，应该称杀人犯。因为自巴拉被捕以来，《杀人狂》成了当月第一畅销书，其他国家也正在抓紧翻译出版。

　　我们交谈时，他大谈特谈“完美的故事”，而极其不愿提“天衣无缝的犯罪”，他指出人们总是混淆了美学艺术和现实道德之间的界限。他准备写《杀人狂》的续篇，取名《谵妄》，并解释说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是优美的抒情诗，又是一篇带有幻觉的胡言乱语。在他被逮捕前已经开始写这本书，完成了一章。警察在他的电脑里看到了这一章，并发现了一个取名“哈里”的文档，里面是这样记录的：“哈里，男，单身，三十四岁，丝塔茜的新男朋友，八岁时母亲去世，在铁路公司工作，可能是火车司机。”警方猜想，哈里是巴拉的下一个目标，丝塔茜的男朋友都是目标。

　　我们会见后的数星期，上诉法庭宣布撤销对巴拉的有罪裁定，舆论哗然。上诉法庭陪审团认为：尽管巴拉和谋杀案之间有“毋庸置疑的联系”，但是在“证据链”方面还存在着缺口，比如说法医鉴定结论存在着矛盾等。上诉法庭陪审团不同意释放巴拉，但是案件必须发回重审。

　　巴拉曾经说过，不管最终是什么结果，他一定会把《谵妄》写完，并断言这本书会产生更大的反响。

　　2008年12月，法庭重新审理了克里斯迪安·巴拉谋杀亚尼塞夫斯基一案，结果是维持原判——二十五年监禁。

中药学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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